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与特点

　　1. 奥巴马很可能比以往几任总统更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由于奥巴马似乎更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因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得到美国政府更多的庇护甚至支持。尽管历届美国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影响，但总体而言，大多持自由贸易倾向。克林顿时期虽由传统上的“自由贸易”转向更体现实用主义的“公平贸易”，但对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抑制。布什时期，虽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发展，但布什本人基本上倾向于自由贸易，在任期间几乎否决了所有的特保案。

　　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态度有所变化。特别是奥巴马本人打破了前总统布什八年任期内全部否决特保案的惯例，于2009年9月签署了针对进口中国轮胎的特保案。这被认为是奥巴马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案。美国媒体将奥巴马称为“保护主义总统”。

　　2. 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范围从贸易领域扩展到美国国内经济领域

　　最为典型的是，在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于“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该条款要求，对于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项目，其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应为美国生产。尽管刺激方案中有“不得违反国际贸易协议”的条款，但这一方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针对双边贸易中的贸易伙伴，而且还涉及美国国内的经济体，并对国内企业产生制约。由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经济体与美国政府签有互惠采购或贸易协议，它们可依据所谓“不得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条款，参与并受惠于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他经济体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3.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对象在扩大

　　以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更多地针对有巨额贸易盈余的一方或所谓“不公平的一方”，但近来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范围有所扩大，刺激经济方案中有关“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本身即说明了这一点。其措施的实施对象不仅限于所谓“不公平贸易”国家，或有巨额贸易盈余的一方，而且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贸易伙伴。截至2009年底，美国各类贸易救济案约为50余宗。除中国外，墨西哥、韩国、意大利、阿根廷、印尼、南非和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其中，并非所有受害的经济体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盈余。

　　4. 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占比重尤为突出

　　作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源和最大赤字源，中国成为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最主要的指向国。奥巴马就职后的一年间，美国对中国产品开展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就达20余起，涉案金额达70多亿美元。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华发起过6起特保调查案，但最终均未实施。而奥巴马却于2009年9月签署了针对中国进口轮胎的特保案。在截至2009年底的约50余宗贸易救济案中，几乎超过一半是针对中国的。仅轮胎特保案和输油管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两项就涉及金额近50亿美元。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批准对中国产石油钢管征收10—16%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最大的一起案件。奥巴马就任一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立案频率之高，在国际贸易救济史上都极为罕见。

　　2010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案件仍不断发生。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钢丝层板初步征收43—289%的反倾销关税。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裁定来自中国的油井钻杆对美国构成倾销。3月，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对从中国进口的耐火砖征收132.74—349.00%的反倾销税。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来自中国和墨西哥无缝精炼铜管材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课征反倾销税，其中对中国的反倾销税率为10.26—60.50%。

　　人民币汇率之争则更显突出。2010年3月11日，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人民币应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实际上是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同月，美国国会130名议员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二、目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

　　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对贸易保护的判定与规避存在一定的技术性等，都是导致目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

　　1. 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使得美国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刺激出口和内需

　　在经济复苏明朗而又脆弱，且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刺激手段的操作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复苏对内需与出口的依赖加强，这使得美国对他国的出口与市场开放更为关注。尽管美国经济在2009年有所复苏，但存在着明显的脆弱性。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GDP较上年同期增长3.2%，低于预期的3.4％。虽然消费有所上升，通胀水平温和，但作为复苏关键的固定资产投资前景不明。同时，复苏本身也有着明显的政府“急救”与刺激效应的特征。目前，美国刺激经济的手段极为有限。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的利率已经降至最低点；在财政政策领域，巨额财政赤字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而陆续出台刺激方案又使政府承担了巨额的支出。此外，军备与反恐等方面的支出也使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因此，美国自然将刺激经济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出口和内需的增加。

　　2010年1月，奥巴马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提出，将在未来5年内促使美国出口额翻一番。作为落实该目标的具体举措，美国商务部随即公布“全国主动出口”战略，称将从加强贸易拓展、方便贸易融资以及强化贸易规则这三方面扶助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因此，更多地依赖出口和国内市场使美国对贸易问题更为关注。当美国认为对方与美国进行的贸易是“不公平贸易”或对方存在“开放不足”时，实施贸易保护便顺理成章。

　　2.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剧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复苏大致始于2009年第三季度，但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升至10.2％，为26年来最高水平。2009年11月和12月的失业率均为10%。2010年3月，虽然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下降，但失业率仍保持9.7％的高位，4月份失业率又升至9.9%。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面临来自工会与制造商的压力，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丝层板征收反倾销关税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对中国的油井钻杆构成倾销案等案件中，美国行业工会和制造商都是始作俑者，其中钢铁工人联合会等组织的影响尤其重要。

　　3. 在判定贸易保护，特别是贸易补贴方面，有的国家可能存在技术问题

　　在全球性衰退而需要刺激经济的大背景下，一些经济体难免涉嫌违规行为。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定义，凡法律上或事实上根据出口业绩而提供的补贴，都被视为禁止性补贴。其中不仅包括政府按出口实绩对企业或产业实行直接补贴，出口退税超过已征收的金额，由政府优惠提供的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项目等，而且包括外汇留成制度或其他类似的出口奖励措施，与出口或出口实绩直接相关的特殊税收减让等；甚至还包括对企业已支付或应支付的社会福利费的全部或部分豁免等。此外，在某些条件下，政府给予以国产替代进口产品的国内使用者或替代产品的生产者的补贴，也被视为禁止性补贴。

　　由于补贴的判定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在全球性衰退背景下，一些国家对经济的刺激与保护措施，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措施，难免因有补贴之嫌而被美国列入贸易保护之列，从而导致美国的反补贴措施。

　　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与我们的对策

　　从目前状况看，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仍然存在。与传统的复苏不同，在此次复苏中，金融改革与结构性调整的任务更重，这意味着复苏中很可能出现各种难以预测的变数。如果复苏继续，失业率至少应在第三季度下降，但下降速度不会很快。即便失业率有明显下降，美国产业界，特别是工会系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难有较大变化。此外，奥巴马上台以来的行为表明，其个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很可能比以往几任总统更强。因此，即便行为有所收敛，但美国在对华贸易上的基本立场难有大变化。这很可能是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基本立场。在此情况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 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更加重视环境和劳工成本问题，减少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以减轻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压力

　　出口企业的环境成本与劳工成本过低，是我国制造品保持低价与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但环境成本过低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补贴，而我国经济发展却因此而缺乏可持续性。劳工低收入状况在使我国制造品保持廉价竞争力的同时，抑制了进口。但更为严重的是，劳工低收入状况抑制了国内的需求，这是导致我国经济过于依赖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短期看，提高企业环境与劳工成本会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看，保护环境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工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压力。

　　2.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宜以更为广泛的研究作为决策基础，特别是应加强升值后可能出现的机遇的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除了负面影响外，是否也会有一些正面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有所研究。从趋势上看，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仍然存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人民币汇率的自主权。若缺乏客观的研究，很可能受美国压力的影响更大。如果对人民币升值后的机遇与益处研究不足，我国企业很可能因缺乏认识与准备而难以抓住机遇。

　　3. 加强对地方政府或部门的指导与监督，避免出现授人以柄的行为或事件

　　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就业等方面，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可能会出台一些鼓励与刺激的政策，由于对相关的国际条约与协定了解有限，甚至全然不知，难免会出现涉嫌违规之处。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应加强相关的指导，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以免因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有意无意地涉嫌违规行为而影响大局。此外，如果可能，今后应加强对美国各州与地方政府有关刺激经济措施的研究。如果美方存在涉嫌禁止性补贴之类的政策与措施，我们也可以考虑适度反制。

　　4. 开拓中美专家间、部门间的协商与对话

　　目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包括内容广泛，但其作用有待观察。从原先战略经济对话的效果看，非战略对话的成果似乎更为具体且令双方满意。一些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间或美国与其他国家间存在的普通商务合作问题，到了中美间便成了战略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两国间存在某种难以被人们认识的难题。而“战略”一词本身的模糊性则掩盖了这种难题。 在此情况下，不可给人以错误印象，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可解决一切问题。相比之下，部门间及专家间的对话、协商及谈判更为具体有效。但考虑到具体内容可能涉及多个部门，以及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身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可将这些具体的协商与对话仍置于战略与经济对话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