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信贷的一项报告认为：如果跨国公司要从中国搬迁到其他国家，成本会非常高昂，因为中国有着非常完善的供应商网络和货运基础设施。

瑞士信贷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印证了商务部研究院白明的说法。90%的受访公司认为，如果要从中国搬迁到其他国家，成本会非常高昂。“因为中国有着非常完善的供应商网络和货运基础设施。”

“中国制造”誓向“中国创造”跨步迈进，这首歌正被中国当代外贸人传唱，而筚路蓝缕之后似乎真有丰盛果实。

日前，《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制造”已经甩掉了“低廉价”标签。该报的证据来自一向有着“玻璃之城”美誉的美国托莱多。《华尔街日报》指出，“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内价值3000万美元的玻璃展馆，诠释着当地玻璃制造业曾经的辉煌，但是建造展馆所用的玻璃材料却是从中国进口的。”对此，《华尔街日报》还不惜溢美之词，称“玻璃制造业似乎代表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中国制造’正在崛起，运作方式更加成熟，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具挑战性”。

在价值链低端做低价生意的“中国制造”，已经让在价值链上游颐指气使的发达国家感到威胁了？全球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新加坡伟创力公司的最新调查结果似乎为这一说法增添了论据。该调查显示，中国持续走高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与墨西哥持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跃升10%~15%，似乎为“走出去”的“中国制造”增添了更多的含金量。

然而，业内人士却指出，“中国制造”的“低价”标签依旧牢固，此时更不能急于求成，忽略客观规律甩掉“低价”标签。

“改善”不表示“已转型”

对于“中国制造”是否已经在转型路上取得阶段性成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持保留意见。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部主任白明对记者说，“中国制造”在技术含量与科技水平方面正处于逐步改善的过程中,但走向成功的典型还是个案。

“‘居于价值链低端’恐怕仍是‘中国制造’长期的国际市场定位。”社科院专家王孜弘认同了白明的说法。他还告诉记者，尽管因土地、环保、员工福利等诸多原因，“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呈现升势，但“低价”仍然是其敲开海外市场的一张王牌。

不难发现，伟创力公司做出“‘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已追上墨西哥”的结论，还另有背景。伟创力公司的竞争对手富士康公司已经率先大举内移，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内陆地区掘金开去。白明指出，伟创力公司的结论略显片面，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深圳等地区，其劳动力成本或许已经缩小了同墨西哥的差距，但却不能反映出中国劳动力成本整体偏低的全貌。同时，白明也并不否认，越南、老挝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已经后来居上，为一些转型尚未到位的“中国制造”造成了威胁。

伟创力公司的报告认为，在服装鞋帽领域，孟加拉和越南等国家已经成为欧美厂商的制造基地。其薪资水平为每月100美元~150美元之间，低于中国工厂工人平均413美元的月薪。“但这些国家明显缺乏产业规模以及设施配套优势，未到同‘中国制造’争天下的地步。”白明告诉记者，何况“中国制造”也有向内陆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加之企业有意在原有水平上提高研发力度，“‘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短期内不会动摇。”

“上不来下不去”的尴尬

瑞士信贷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也印证了白明的说法。90%的受访公司认为，如果要从中国搬迁到其他国家，成本会非常高昂。“因为中国有着非常完善的供应商网络和货运基础设施。”

于是，“中国制造”在产业链条上“上不来下不去”的尴尬境地就越发明显了，尽管它充分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努力与进步。白明认为，“中国制造”的确存在向产业链高端转移的可能性，某些产业到劳动力成本持平、更接近消费市场的墨西哥去淘金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虽然拥有美加墨自贸区的地缘优势，却在市场规则、法律环境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贸易保护行为甚为严重，企业还需慎行。”对此，王孜弘也补充说，众多的“中国制造”本身就是产业链条上的某个环节，根据成本需要以及环境变化，海外转移是可行且有利的。东盟国家就是不错的选择，中国企业践行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对于在结构升级一事上还显“纠结”的“中国制造”，白明认为，盲目冒进求升级不是良方，毕竟“中国制造”拥有相当数量的需求弹性较弱的客户群，仍然保持了自身的产品结构特色；但刻意保持低端低价迟早会被市场雨打风吹去。“因而两者之中取得平衡点最重要。在保留原有市场及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优化升级、提高附加值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