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境外中资投资的企业赚钱的少，赔钱的多。政治风险仅仅是企业走出去之前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有海外投资意向的企业还要考虑投资前后面临的法律风险。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的副会长俞晓松讲过一句话，如果企业对于走出去的那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经济运行环境都不熟悉，“去了以后可能掉到某一个坑里了。”

俞晓松诙谐的比喻背后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不平坦的投资征途。

外国那些“坑”

俞会长向记者坦陈，中国企业为走出去已经付了不少学费。他的描述是，“在境外我们投资的企业赚钱的少，赔钱的多，赔了钱但有力量支撑的企业还在支撑。”

路谷春是普华永道企业并购部的合伙人，专职负责企业海外并购调查和风险控制。经他接手的并购案子也都曾引起广泛关注：一是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一是北汽收购萨博的部分资产。

在帮助企业进行前期调查和风险控制的过程中，路谷春对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风险颇有体会。其中，路谷春感受最深的是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经营风险。

海明律师事务所在一份《企业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分析与防控》的报告中这样定义政治风险：“政治风险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政权的更迭或者某一执政党的变更、国际制裁或政府干预给企业造成的风险。政治风险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

以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为例，路谷春向记者介绍到，在联想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后，美国国会议员即向国会提议审核联想计算机的信息安全，这使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制约。

政治风险仅仅是企业走出去之前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有海外投资意向的企业还要考虑投资前后面临的法律风险。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60%的国家有反托拉斯法及管理机构，但是管理重点、标准及程序各不相同，经常使并购过程旷日持久，往往需要花费高额的法律和行政费用，增加企业的并购成本。以美国为例，路谷春表示，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还设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进行评估和审查。

在联想的并购案中，市场准入的限制就体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其长达数月的审查，虽然最终通过，但其中的曲折只有当事者才能体味。

此外，经营风险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后面临的问题：即使成功完成了并购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比如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完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合同管理、企业经营、税收等方面的风险都是企业经营道路上的暗礁。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管理等内部问题或外部经营环境问题导致的风险会严重干扰企业发展步入正轨。最典型的案例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经营期货导致5亿多美元亏损。

困难还来自于其他细节。路谷春告诉记者，与国外公司的谈判技巧和人情维度也大有门道可以研究。

比如人情世故。路谷春说，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迥异，在非洲、在欧美、在东南亚做项目的差异肯定非常大，因此企业要考虑的内容也不一样。文化差异有时会令谈判变得尤其艰难。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外国人到中国投资，若要征求中国人的意见，中国人回答说‘好好好’，外国人就认为他们同意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意思是知道了。但在英文环境下，‘好’就是‘可以’，所以这就是差异。”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吃一堑长一智，多受挫折就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这是路谷春给企业走出去开的“药方”。

路谷春表示，所有的并购高手都是练出来的。“在经历很多失败以后，你就知道别人怎么赢得了。”

的确，10年的走出去经历已让企业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中国有色集团企业发展部王焱副主任认为，预防为主和密切监管是企业避免陷入风险的最好方法，那些经验和教训被王焱概括为七点注意事项：

调研投资环境以避免盲目性投资；法律尽职调查以规避投资的风险性；设计投资结构以追求投资的科学性；认真准备审批材料以保证投资的合规性；谨慎谈判签约以增加投资的确定性；把握流程控制以提升投资的高效性；预备投资撤出以加强投资的前瞻性。

此外，路谷春还着重强调专业资讯机构的作用。

以汽车零部件铸造为主业的万向集团公司总裁鲁伟鼎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在收购中充分利用专业公司的经验做好尽职调查十分重要，应该将评估作为投资而不是成本来看待。”而与此相反的是，TCL在当年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因低估形势而未请专业咨询公司帮助自己精密策划并购行动，最终因小失大，交易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