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用等级超越了美国，引起境内外舆论关注的是一个叫关建中的中国人。

　　7月11日，大公国际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在北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评级，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面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面对国内外媒体直陈，现行的国际评级体系已难以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债务国信用风险信息的公共责任，大公国际作为新兴评级力量开始登上国际信用评级舞台。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完全本土的信用评级机构，关建中在12年中几次放弃了穆迪等美国公司的合资，一直坚持大公国际的信用评级民族品牌国际化道路，虽然走得很艰难，但他相信中国崛起和大国地位，需要这样的独立民族评级机构。

　　抗衡美国巨头

　　大公国际在中国突然发力，相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中国方向，注视着大公国际这个挑战者。

　　“他们(指三大评级机构)坚持意识形态为主导，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靠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做出判断，同时考虑增值因素。大公国际的标准是考虑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具体化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变化，你自己究竟有没有钱，而不是你能不能借来钱。”关建中表示，新标准对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此次大公国际评级的50个典型国家中，有20个属欧洲国家、17个位于亚洲，还包括北美州的美国和加拿大、南美六国、非洲三国和大洋洲两国，GDP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90%。大公国际评级中，中国信用等级为本币AA+、外币AAA，而美国本币和外币均获评AA，低于中国。

　　与三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的评级结果相比，大公国际对一些重要国家的偿债能力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大公国际也提及，从大级别(不考虑+/-号的差异)的评定上看，上述三大评级机构之间的信用等级差异则较小。

　　零起步，学习行业领先者成了最好的办法，大公国际的团队在研究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报告后，反而走了一段弯路，越研究越受其影响，沿着他们的老路来走，跳不出他们的框框，几乎陷入僵局。直到去年关建中及时介入研究后，发现美国“三大”的信用评级体系已经适应不了世界经济的需要，他断然决定改变研究路径。

　　白天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繁杂，晚上的睡眠时间成了关建中最佳的研究时间，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不应该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方面的因素，而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找准方向后，关建中和同事开始梳理研究思路，推出了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把评级还原到信用、债权、债务，这样一个信用关系的本来面目，遵循了评级的基本原理，关建中认为这是大公国际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意义所在。借钱的人还钱的来源是什么？是自己赚钱来还，还是借钱来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客观真实地揭示国家的信用风险。 

　　新标准意味同已有的美国信用评级体系抗衡，关建中觉得这是早晚的事情。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以信用为基础的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人们在银行有存款，或者持有保险保单等其他理财投资，因此对债务人风险信息的需求非常大，到底能不能还得了钱，某个环节还不了钱，将引发一串信用关系的破坏，信用链条断裂。

　　近期，美国最大的退休基金Calpers正对穆迪、惠誉及标准普尔三家公司提出诉讼，该基金认为这些评级巨头对于结构投资产品的评级“严重失实”，致使其亏损了10亿美元。信用世界需要信用评级信息来作为投资决策依据，关建中由此认为，美国评级机构历史悠久，但现在暴露出的问题也很现实。此时，大公国际作为一个新生的评级力量进入国际信用评级舞台，本身就是要去竞争，做得更好。

　　生死抉择

　　作为拓荒者，关建中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困难。最难的抉择是在要不要合资的问题上，如果合资意味着赚到一笔钱，但也意味着放弃对大公国际的主导，拒绝了合资，则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大公国际于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1999年7月大公国际选择了同穆迪进行技术合作，一下子使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大公国际，就像迈入了一个快车道，大公国际很快了解了评级该怎么做，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在与穆迪合作过程中，关建中越来越发现信用评级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有直接意义，强烈地意识到，大公国际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不能让外国人完全主导中国的评级市场。

　　在合作期满后，关建中没有选择合资道路，放弃了同穆迪的合资。当时在2002年，国内没有太多发债需求和评级需求，也是大公国际最困难的时候，首先面临生存的压力，怎么维持，他们到处奔波设法去创造需求。

　　到2005年时，国内债券市场大发展，但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却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中国市场，通过合资并购的方式将多数本土评级机构收归其麾下。大公国际的生存环境极度严峻，关建中又面临抉择，是再次选择合资，还是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他选择了坚持。

　　2006年，关建中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对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再认识》的文章，向世人宣布了大公国际的信念和追求，“在研究评级业发展规律、分析国内外评级业前景后，大公国际决定选择一条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金融危机后，大公国际又面临着抉择。“一方面，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证明了美国的评级机构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难以得到有效纠正。另一方面，在国内，并没有因美国评级模式的失败为大公国际带来什么福音。国内评级市场已经被美国所控制的评级机构占领了2/3以上，大公国际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最大的挤压。”关建中指出，国内崇尚美国模式，崇洋媚外思想仍占主导位置，没有明确民族评级机构的地位，更没有政策上的支持。“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路？国内评级机构的恶性竞争，人才、价格、级别竞争激烈，使得行业发展没有大起色，甚至倒退，追求的目标和现实环境，使得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和抉择，这是现实。”

　　经历了复杂的思考过程后，在2009年的博鳌论坛上，关建中首次提出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的国际评级体系的设想。今年再次出席博鳌论坛时，他又提出构建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美国的评级模式应该是失败的，中国还在利用这种模式进行评级，并没有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安全带来保障，发展下去会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埋下隐患，必须要创新中国的信用评级模式。”

　　“这种思考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认可，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关建中坦言，“如果大公国际放弃了，还有谁来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国家在信用高速社会化下，很需要拥有能够正确认识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的一批人。”

　　关建中来大公国际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1月，大公国际发布了《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方法》，这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并适合中国国情的评级方法。在学习借鉴穆迪评级方法基础上，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业评级标准，大公国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过，有评级方法，并没有商业利益，得不到什么现实回报，大公国际甚至干脆掏钱在报纸上开辟了专栏，做起了普及工作。

　　2005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中国评级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大公国际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5家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有了这个市场机会，大公国际终于可以有评级的收入了，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应用了。

      “你看大公国际的财务状况，很多年是没有盈利的，有盈利的时候非常少，我想股东是看中保持投入的状态，让公司不断发展。”关建中脸上有了一丝宽慰的笑容，“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可能会得到利润，比如申请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花了1000多万，研究国际信用等级投入2000多万，这些钱都是利润，但如果从公司发展的目标来看，这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没有大公国际，一个最直接的事实是，中国所有的评级机构都是合资的了。“从中国崛起和大国地位来看，需要这样的独立机构，培养需要时间，我这么勤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对现在的状态我并不满意。”关建中的表情又重新严肃起来，“这个行业不是靠资本的力量或者行政的力量，靠日积月累的研究实力，能向市场提供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需要多长时间的摸索，才能掌握评级规律，我和大公国际所做的一切对国家都是有价值的。”

　　中国式穆迪

　　无疑，关建中是提出信用评级民族品牌国际化战略的第一人。

　　“这是着眼于信用社会化、全球化的考虑，任何一个国家的评级机构不研究本国风险形成的特殊性，难以承担起本国的信用评级的公共职责，同时不研究全球信用风险变化的趋势，不可能做好评级。”关建中认为，历史创造了机遇，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证明了美国评级机构的弊端，大公国际的崛起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在，未来5年，也就是大公国际20周年时，大公国际将做成像美国穆迪一样国际知名的评级公司，而且绝对不是克隆。  

　　美国穆迪是世界最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是穆迪的长期股东，巴菲特曾为信用评级机构辩护，他称，相信包括标普和穆迪在内的评级机构“有着相当出色的业务”和“极强的定价权”。信用评级机构只不过与他本人犯了同样的错误，高估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程度。而如今，他却开始对穆迪减持，这足以说明穆迪已经面临困境。

　　国内评级业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让关建中焦虑的是评级模式的问题，“大家现在是学习西方的模式，现在他们的弊端已经显露，我们该怎么办？”此外，关建中还认为，管理部门把评级机构当做一般的市场主体去看待，让其通过竞争来实现社会职责，事实上，评级机构是一个公众利益和自身利益合二为一的特殊企业，让评级机构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恶性竞争导致买卖级别，损害的是投资人利益，向市场提供不客观、不真实的信息，低价竞争又使得评级机构在市场中没有自己的地位，评级业需要高端人才、高投入、高附加值，低价使得评级公司无法积累，不可能吸引人才取得大的发展，整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中国的评级业就没有希望了。”

　　评级业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需要的行业，但更多人对它不了解、不关注，认为它不能带来现实利益，大公国际凭一己之力在做普及，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吸引高端人才搞研究工作，与天津财经大学合作大公国际企业管理学院，这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所进行信用评级教学的学院。

　　有时关建中也会感觉到力不从心，“应该纳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管理社会信用应该成为国家的一种职能，单凭企业的力量来满足巨大的信用风险信息的需求是做不到的。”他希望政府对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的定位思路要清晰，给予国家级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一个位置，认可本土评级机构的价值，不是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给予他们一个准确的定位，明确本土评级机构发展的思路和政策。

　　来大公国际12年，关建中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对大公国际的定位，在别人对信用评级还很茫然的时候，他清晰地认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民族评级机构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令关建中自豪的是，大公国际在信用理论方法标准研究上始终处于业内前沿，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虽然历史悠久，但他们是用价值观、意识形态去看信用世界，我们是用信用经济 规律、评级发展规律和信用全球化发展规律来理解。他第一个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信用经济发展阶段，应该研究这一阶段的发展规律，使国家在做决策时能按这一规律做前瞻性安排，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使大公国际在中国有很多人知道了大公国际，世界也在关注大公国际。

　　在这12年中，他不敢浪费时间，在用生命的代价来做事，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超负荷工作，每天都工作15个小时左右。他的动力来自于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如果把大公国际完全按照商业化来运作，单纯追求赢利是简单的事情，或者他不干这个行业，做任何一个行业，赢利赚钱都没问题。

　　但需要有人做这些事，关建中几年前就提出了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应该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得到了印证。这次对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发布，既体现了中国评级机构的话语权，对世界信用经济发展的一份努力，也宣示了关建中和大公国际的决心和选择。

　　对话关建中

　　“辩证唯物思维对我作用最大”

　　Q:您的人生曾经有过三个不同的位置，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转变？

　　A:我从航空工业部下海，当了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我在每一个位置上都没有浪费时间，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当然跟现在不同。但在那种体制下，感觉个人能力发挥还是有限的，想选择一个没有太多约束的平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入大公国际，是因为参与了大公国际的创立工作。在美国华尔街工作了几年，接触和了解了信用评级。

　　做官员也好，做了6年的投资公司也好，对今天的发展都是一种积淀。其实对我人生受益最大的，还是在大学时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爱好，我读的是山西财大贸易专业，读哲学完全是课外学习，还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资本论》，这些知识对我认识事物、判断事物的思维方式的形成非常重要。不论是做研究，还是同美国评级体系比较，最大的不同是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对我的作用最大。

　　特别是加入大公国际后，进入信用评级业的研究，百分之百要靠原创。记得曾经有媒体向我约稿，我因为工作太忙，就交给几位同事写，他们买了几本关于评级的书籍，看完之后觉得都差不多，不知道谁抄谁的。最后我还是决定自己写，我写文章的习惯是不要任何参考资料，但在研究国家信用评级上，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我桌子下面都堆满了，在看资料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独到的看法，而不是抄下来。我的文章全部是原创，我也按这个标准去要求我的团队。他们动不动要去图书馆，我说没有用，你就自己去研究。我和同事现在正在编写天津财大信用评级的教材，也全部是原创，属于填补空白。

　　Q: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

　　A:我们这个年代的很多人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我看过很多。

　　Q:您如何释放工作压力？

　　A:除了工作，我什么也顾不了了，个人生活也很简单，但每周我争取用半天的时间去香山、植物园爬山，要工作，身体就不能出问题，但平时锻炼又太耗费时间，我规定好的时间是每周日早上六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不管天气情况如何，我都不会改变爬山计划，刮大风、下雨、下雪各种天气下，我都爬过，这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力。

　　Q:一个人要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A:每个人的价值目标不一样，我是只要投身一个行业，就在这个行业做得最好，是很朴素的想法。我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的做法，1994年，我就到华尔街去收购一家证券公司，同时了解世界金融中心的运作情况，积累人才和专业优势，再回到国内资本市场发展，那时国内还不了解投行是什么，我已经非常超前地去做这些事情。   

　　如果重新选择行业，一定要选择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前沿性的领域，当然这样的领域会很多，适合我的还是具有挑战性，把个人智慧充分施展的领域。信用评级行业就具有巨大的挑战性，现在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所有的信用评级问题。

　　我想这种超前意识来源于思维方式，擅于从战略、宏观上思考问题，这可能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同时专业研究也为战略思考提供了基础支持，这同大学时我对哲学的爱好非常有关系。在信用评级行业，我更加强调社会责任感，巴菲特一方面作为穆迪最大的股东，另一方面又在操纵金融市场，这必然会影响信用评级的公正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