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你其实无处可逃

　　离开一线城市并不是胜利，而更像是一种赌博。

　　自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问世之后，国人不时便会发出“究竟是进城还是出城”的自我拷问。

　　每天都有人离开北京、上海，每天也都有人走进广州、深圳，离开或者走进大城市的故事，长久以来一直在发生。当这种离开从个体升级为集体、由设想升级为潮流，大城市也就开始引起人们的质疑和责难，不再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地”，特别是当这种离开被冠以“逃离”之名。

　　逃离在常人的观念中不是什么褒义词汇。中途扔掉武器调转方向往往被视为缺乏拼搏精神、没有全力以赴，但同时中国也有“战略性撤退”的讲法，如同进城和出城的矛盾一样，你无法对逃离大城市进行道义上的判断。“北上广”既是一线城市的缩写，也是压力、高房价、冷漠、不友好、疏离感等等的代名词。

　　“逃离北上广”甚至在网络百科中有了专门的解释：在大城市房价疯涨、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职场人当中兴起的思潮。根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数据，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工作的职场人中，近八成职场人偶尔会有离开一线城市的念头，具体比例为76.2%；如果确实有就业机会，80.8%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确实会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然而八成仅是一个比例数，且这部分人表示要离开的想法是“偶尔会有”——许多人在身心俱疲的时候，都会产生“这地方太憋屈了，我真不想待下去了”的念头，多数人第二天还是必须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去上班。

　　数据总是简单而无情，“多少毕业生或员工离开北京”的比例掩盖的可能是一个个的辛酸和无奈。对城市而言，与“逃离北上广”相关的是高房价、高压力、交通、人才、创造力等方面；对个人来说，“逃离北上广”就是一次人生选择，接下来的路可能很好，也可能更糟。

　　丁星舟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意义。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曾经转战过多个城市，大学毕业到广州，奋斗四年后来到北京，两年后转徙兰州，再从兰州转“逃”西安，用他自己的描述，“被击溃得体无完肤”。

　　回到西安，丁星舟因为经济所迫借住在表哥家。表哥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对经济窘迫的他毫不客气。寄宿不到两月，丁的实际开销远超过了租房的花费。“很简单，他对你鄙视、跟你要钱，是因为他认定你不会有发展前途。”从朋友、甚至亲人和周围的交际圈状况，基本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往高处走还是往低处流。丁星舟觉得表兄对自己的鄙视也许是准确的，虽然他尚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回到西安的丁星舟经历了巨大的落差。“首先，你原以为先进的工作经验，在这里完全成了一种负面的东西，‘土鳖’们不仅不觉得你在大城市的经验值得吸收，反而转过来大肆攻击你所谓的工作经验，目的就是为了让某种自卑的心理达到平衡。”

　　2008年，丁星舟先在西安的一家时尚杂志工作，然后在自认为工作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被突然开掉。接下来，他开始了漫长的求职之旅。自大学毕业之后，他从未经历过如此糟糕的状态，最惨的时候，身上仅有20元钱。“我坚持认为这是个难关，度过了就好了。”

　　到目前为止，他在西安的朋友依然寥寥。他发现西安也在以夸张的速度变得势利、功利和冷漠无情，“你没钱，别人利用不到你，怎么会和你来往？”而且，每年从各地涌到西安来的大学毕业生也多得可怕，到处都是怯生生的面孔，他们同从一线城市回流的丁星舟不同，西安是他们跨入核心城市的第一步，他们会牢牢抓住一切机会。他们不会放过哪怕一点点机会，这种执着让丁星舟害怕，这种执着他也做不到。但无论如何，西安毕竟是个离丁星舟老家最近的大城市，生活习惯比较接近，他觉得长期扎根还是有可能的。

　　个例不能代表趋势，但能从中窥视一些问题。目前，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和白领正在从大城市四散奔逃，更没有可能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二三线城市的竞争压力相比于“北上广”较小，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努力获得更好的前途。但有一种成功方式也不能被忽略——在地方更多更硬的关系和背景。在中国固有的关系社会系统中，一个人绝对要借助它们获取捷径。否则，在小城市的机会和前途往往更难预料。

　　逃离大都市，来到中小城市，这种情怀并非始自今日，曾经有人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闭关创作或享受生活，但它远没有成为躲避城市压力的另辟蹊径。有的人被迫离开，但可能一段时间后还要被迫回来。在城市布局、资源分配和城市扩张的大环境中，我们其实是被“城市化”所劫持的。一阵媒体、网络和群体的喧嚣之后，走的走，留的留，余下的人仍要在未来的日子做出“出城还是进城”的赌博。

　　四位“出城者”，境遇各不同

　　我们联系并采访了数十位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发展的年轻人，其中四位的经历最有代表性。他们的情况并不能证明某种趋势或必然，但总有些东西与他人共通。

　　出城者：于涛

　　年龄：26岁

　　学历：硕士

　　目的地：南宁

　　有时坐在公车上，感觉车窗外的北京就像是电脑游戏中的背景一样，丰富细致，但却触摸不到，无法互动。

　　老家在广西的于涛2003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他读完了研究生，“青春的一大半就这么献给了首都”。读研时的第二份兼职让他切身体会了在京工作的艰辛——在新国展给一家厂商做翻译，每天在顺义区与朝阳定福庄之间的来回奔波。于涛实习所在的人民日报社距住地“只需”40分钟车程，但每次挤入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时，他还是会想念家乡闲适的生活。

　　在读研的第一年，于涛就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除了对房价的无奈、交通的压力、生活习惯的差异、家人朋友不在等因素之外，他总觉得身在北京有一种疏离感：“我得到的实习工资与我了解到同事的收入，使我感到‘想做房奴而不得’的苦楚。北大人大的硕士博士比比皆是，我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于涛说自己对大城市的各方面都没有什么不满意，但即使能做到物质上的富足，内心的疲惫也无法弥补。他毕业前在家乡的单位实习过几次，因为家人在当地的关系较“硬”，今年7月毕业后，于涛按照既定的计划进了事业单位，目前尚在试用期，月收入2千元左右，转正后有三四千，而在南宁的花销比北京低不少。“工作不累，上下班耗时较北京短很多，而且副业在顺利开展当中。生活悠闲，每晚都约上几个好友喝茶聊天，感觉日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不像在北京那样看不到前途。”

　　回到家乡后，于涛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与以前的高中挚友关系也更为密切，一切顺利地干着自己口中的“副业”。不过回家也不是一切都好，硕士阶段认识的女友就和他分手了，因为女孩要留在北京。“以后如果有钱了，我还是不会回到大城市，有可能的话会移民吧。”

　　出城者：吴巍 小许

　　年龄：29岁

　　学历：硕士

　　目的地：某沿海城市

　　永远无法适应封闭的生活圈子。

　　吴巍2005年从英国归国、来到北京的时候，原本只想和女朋友小许玩上两个月就一起回自己的老家。可小许却一到北京就开始认真找工作，很快就在一家知名外企开始实习。吴巍头天打电话告诉父母说要晚些回去，第二天爸爸就给他找好了工作——到自己的一个朋友开的广告公司上班。

　　这是一家业内著名的4A广告公司。吴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了多久——父亲是某市某局局长，母亲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还等着他回去帮忙。于是他就边工作边玩。之后的三年里，父母几次催促他们回去，但都因为女友小许的不断晋升而耽误了。

　　2008年，已经当上了董事长助理的小许还是放弃了工作，和吴巍一起离开了北京，因为吴巍父母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回来结婚，要么就分手。他俩离开北京称不上“逃离”，毕竟吴巍的父母在北京还有两套房产。他们的婚礼很风光，从北京远道来参加婚礼的双方同事就坐满了10桌，来回路费、住宿费都由新人出，就连见多识广的4A广告公司员工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见识过的最豪华的婚礼。

　　之后吴巍就在妈妈的公司里帮忙，半年后自己又在当地注册了两家公司，一家搞广告，一家做公关。他常在msn上对从前的同事们说小地方的生意好做，北京的同事们私下聊天时都认为：“还不是人家有一个好爹，文强也不过是个地方上的局长嘛！”

　　今年五一，小许一个人回了北京，她说自己永远无法适应封闭的生活圈子。他们已经离婚。小许回到了原来的公司，离开北京的两年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她在采购部门工作，虽然常常需要往外跑，远不如之前的总裁助理光鲜，但她觉得这个岗位的发展前景更好。

　　出城者：小周

　　年龄：28岁

　　学历：硕士

　　目的地：福建

　　自己从考上大学那天起，就梦想着摆脱父母的操控和安排，怎么快到而立之年，又一次回到了起点？

　　小周，1982年出生，高考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工作，并在北工大读了在职研究生。毕业后，小周在商务部下属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就职，辞职前已经担任项目经理，并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

　　他的家乡远在福建，父母均为公务员，家境很好。父母一直希望他回去工作，而他自己也怀念故乡的闽南语环境。但是由于北京的气候比福建更好、发展机会多且更为自由，所以犹豫了几年没有做出决定。小周2004年开始工作，那时候北京的房价刚刚“起跑”，有好几次在北京买房的机会，但是均遗憾错过，有一次还因为托人被骗走4万块钱，虽然要回来了一部分，但是小周对于北京的房子彻底死心了。

　　小周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动员他回家乡。在母亲的眼泪攻势下，他终于答应在这个夏天离开生活了10年的北京。受父亲的关系照顾，小周回去的第二周就去市里的路政工程部门上班，并过起了每周几乎出差一次、每天陪领导喝酒应酬到半夜的生活。这与他在北京的宅男生活相差太远，一时间让他觉得非常迷茫。虽然生活条件和家庭关系上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精神和爱好层面的落差让他无所适从。父母见他初步安顿下来，就开始着急为他安排相亲，小周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自己从考上大学那天起，就梦想着摆脱父母的操控和安排，怎么快到而立之年，又一次回到了起点？

　　因为刚回去不到3个月，小周对于今后的计划还没有明确规划。他很想离开，又怕父母伤心，加上在北京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只有赚钱才是王道。他希望能在工作之余做点儿生意，过踏实平淡的生活。

　　出城者：小林

　　年龄：25岁

　　学历：本科

　　目的地：云南

　　现在的工作中一切关系都是人际关系，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小地方更要讲人情世故、做得好不好倒是次要的，一不小心得罪人了就不好过了。

　　某重点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小林在北京痛苦挣扎了两年以后，还是回云南老家了。

　　这个安静踏实却又有些倔强的女孩，当初天天起早贪黑地满北京跑，到处找工作，宁可住地下室、啃干馒头也不愿意回家碰碰运气。但看着自己的薪水比大部分同学要低，做的工作又是些看不到前景的杂活，一直坚定地要留在北京的她终于动摇了。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北京的包容与文化气息，”小林说，“我要是混得风生水起的，哪怕生活能让我看见一线希望，周围的人能再多给点鼓励，应该也不会离开吧。”抱着随便试试的想法，小林回家报考了公务员。原本她想考不上正好能堵上不断劝她回去的家人的嘴，却没想到自己竟然考上了。

　　朋友们都觉得小林创造了奇迹——她基本没做准备，家里也没有什么背景，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一个旅游城市的公务员。“在那么好的环境工作还能多活几年呢！”在北京奔命的同学们都很羡慕她。

　　但是在小林看来，美丽的风景只是属于游客的，这只是个比别的地方商业气息更浓的普通城市。虽然离家近了点，一切却还是很陌生，也没有朋友。她发现，在这样一个没有半点人脉积累的地方重新开始还是很难，成本很高。生活设施虽然不比大城市，工资低、消费却不一定低多少。

　　小地方充满的勾心斗角更是让小林不快。“来了才知道，小地方龌龊的事多着呢。现在工作中一切关系都是人际关系、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小地方更要讲人情世故、做得好不好到是次要的，一不小心得罪人了就不好过了。感觉这样混日子心还是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