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近十年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之后，中国正在掉转“发展是硬道理”的马头，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中共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7年在中央党校的“6·25”讲话中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对《环球财经》记者说：一个民生政治时代正在到来。

　　最大的政治

　　到来的迹象表现于多年来政府的一系列“善举”：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此举使得9亿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

　　从2006年春季开学，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率先从我国西部地区实行。2007年春季开学时，这项改革在全国推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惠及40多万所农村中小学校、近1.5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

　　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2007年9月5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当年开始，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由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429个，占全国的84.87%，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达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2008年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县(市、区)；2006年，全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实施了小时工资最低标准；

　　2007年8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介绍了即将在全国实施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一制度将覆盖2亿非从业城镇居民。

　　2007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医疗、住房、低保三大民生举措密集推出；

　　备受争议的《物权法》几经波折最终出台在其《关注民生》一书中，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教授说，“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

　　十七大报告则如此阐述中共执政目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种种迹象均显示，中国政府的着力点正在发生变化，“从拼经济到重民生”，在2006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宣布向社会送出一个个“民生大礼包”之后，香港《大公报》如此评说。

　　更有草根人士进行了更为纵深的历史归纳：“军事斗争，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分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之后和改革开放后各领风骚30年，民生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中国新的最大的政治”。

　　民生短板

　　从拼经济到重民生，民生政治时代的到来，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诉求。

　　国家发改委说，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4%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4.8%的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2年的近1.5倍。

　　在199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只有8000多亿，而2006年则达到3.9万多亿，2007年，首次突破5万亿。

　　2007年10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之十五：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报告称：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由第六位晋升到第四位。

　　但是，在国内外都在讨论中国“大国崛起”的时候，另外一些数据却显示：

　　十六大以来，尽管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2000美元，达2010美元，比2002年翻一番，但居世界的位次只由132位上升到129位。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在2006年所做的一项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

　　而且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财政部统计显示，虽然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已连续3年超过6%，是1985年以来的首次，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距仍在扩大，城乡收入比已由2004年的3.21:1扩大到2006年的3.28: 1。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排行榜，2007年上榜800位富豪的总财富达到了34452亿元，相当于2006年全国GDP的16%。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榜的500位企业家总财富达到11000亿元，相当于2005年GDP的6%。

　　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显示，在22个亚行研究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亚洲之冠。

　　“断裂”成为中国社会最为形象的表述：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增长，甚至是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抱怨生活艰难：有病看不起，贫困者“小病拖，大病捱，到死还不能往医院抬”，上学贵、房子价格也快速上涨。深圳的血汗工厂、山西等地的“黑砖窑”，更是以极端的形态反映了部分民众的困苦。

　　在“高增长、低通胀”的光环之外，相当多的普通百姓却感受到了低就业、低收益、低福利的阴影。

　　2006年，一个奋斗多年仍一无所得的进城农村青年如此对记者发问：我们老是听到中国在怎样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内需瓶颈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新三座大山”来形容压在他们头上的教育、卫生和医疗负担。感受重压之痛的，不仅包括大多数农民工、普通工薪阶层乃至都市白领群体，也囊括了他们背后的无数个家庭。

　　2005年，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刊发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受到广泛关注，《南方周末》评之为“致敬之年度时评”，在那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中国社会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公共品供给的短缺，表现的正是民生的窘迫。

　　2006年9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引屈原《离骚》中有关民生的经典诗句以言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曾对《环球财经》记者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来自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来自基层民生方面的问题。”他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很多，但突出集中在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和基础性的基本权利方面，改善民生才能确保社会公正的底线。

　　民生短板所造成的，不只是种种越演越烈的社会矛盾。它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内需不足是多年来让中国政府头疼不已的话题。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就会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过去的奢侈品将转化为居民的必需品。但是，尽管在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都已经超过2000美元，但是，相应的消费结构却仍然没有到来，许多奢侈品仍然是极少数富人的专利。

　　不可忽视的外部背景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打通内需瓶颈的工作愈发迫切起来。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对《环球财经》解释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一个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产业升级，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传统产业资本在寻找落脚洼地时，碰巧中国打开国门。在陈志武看来，中国的发展步伐不过是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的一环。

　　但是，经济的发展总有其周期性，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也正在趋于缓慢。而对于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经济来说，其间的风险不言而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前车之鉴。

　　而最近，作为世界经济风向标的美国所遭遇的次贷危机，对于趋缓的世界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仅为百分之零点六，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百分之一点二，更比不上第三季度的百分之四点九。

　　而次贷危机，则使得诸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一降再降。1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最新经济增长预测报告，将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再次下调至4.1%，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IMF称，此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主要是基于全球金融动荡日益恶化及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而一旦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三十的美国经济跌入“泡沫破裂后的痛苦衰退期”，全球经济增长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IMF首席经济学家乔森·约翰逊表示，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减速。

　　陈志武说，尽管中国并未面临美国式的经济危机，却也不能对外部影响“免疫”。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拉动。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620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6亿美元，年均增长29.8%，在世界的排名也由第5位升至第3位。同期，利用外资累计达到2575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经济趋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更可能有所指望的，是内需拉动。更何况，随着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土地、人力成本已经大幅度的攀升，环境压力也空前显现，相较于印度、越南等国，中国的成本比较优势正在日益丧失。这也正是中国政府高层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最近中国从股市到楼市的剧烈震荡与下滑，似乎意味着，通过虚拟经济膨胀以刺激广大普通民众的消费信息，不仅难以长远，甚至在短期内也有可能适得其反。而且，由于中国缺乏信贷消费的社会习惯与金融体系有效支持，金融资产的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在理论上也难以取得发达国家那样的杠杆效应。

　　最有效的内需杠杆，无疑推动了民生问题的改善。

　　有形之手 背后主推

　　在背后推动民生事业的主要力量，只能是政府的“有形之手”。

　　之前，市场一直在满足民生上扮演重要角色。

　　“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不存在需要政府解决的民生问题的社会。”人们不太能指望政府来解决每个人的吃饭、住房、看病问题。但在“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成为众矢之的后，政府的责任被提到了空前的位置。

　　杨鹏对记者指出，在公共品的供给上，政府责无旁贷。

　　这意味着，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运转的制度框架，如大幅度开放市场准入，让民众可以自由进入现在的垄断领域；切实保障私人财产权，方便民众进行创业；让要素更为自由流动，土地、人员、资本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改变亲商的倾向，使党政部门、司法机构公平地对待投资者与工人、本地人与外地人、外国人与本国人，使普通民众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措施，能够促进市场自由交易，提高整个社会效率。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改变原有的支出结构，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对那些偏低的领域进行补偿校正。

　　原因不仅仅在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轻民生。如2007年2月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所言，“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民生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所在。

　　而且，中国政府也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财力。2007年，中国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5万亿。

　　更何况，中国民生状况与经济增长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相关。2006年1月至11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但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导致资本和国家的分配率高，劳动者的分配率低，这也正是民生困境的原因之一。

　　这种扭曲的收入分配机制，注定只有由政府来担当相应的调整责任。

　　这种调整，注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朱健刚曾撰文评论两会上的民生话题说，“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下，两会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民生话题本身，而且还展现着在有关民生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新的特征，谁有权知道民生议题，谁有权参与，谁有权决策，决策如何受到监督和评议。”

　　民生并不只是吃饱穿暖，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谢志强教授说：注重民生不是搞“福利至上”。

　　中共中央党校的政治学博士邓敬雷说，“民生只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是结果、表象。”

　　制度建设 背后保障

　　民生，涉及政府行政、国家治理方式等诸多方面。

　　在2007年两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即撰文呼吁：能否向公众公开政府预算？

　　对公共财政的预期，涉及政府的公共性问题。如何克服条块分割，解决部门利益，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在2007年两会期间说，“如果国家不从全局的高度给予注意和大力协调，任何一个部门或者系统的改革，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民生问题，还将会影响民生问题的解决进程。”“而目前大家所关注和讨论的改革大多局限在某一个部门或系统之内”。直接结果便是中央的种种政策文件大打折扣。比如把新农村建设搞成新村庄建设、为完成合作医疗覆盖的任务出钱包农民该出的那份。

　　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的全球纳税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以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的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政府的行政与政策制定本身也受到拷问。

　　《中国青年报》2006年发表张贵峰《权力品质可信赖 民生福祉方可期》的文章说：“时下许多民生问题之所以相当突出、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导致公众的普遍不满，一个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权力‘为民所用’的品质、效能，没有得到真正充分的发挥——不仅没有发挥，甚至在某些时候蜕变、异化成一种与民争利的工具。”

　　专家普遍认为，增加财政对改善民生的投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目前民生问题凸显与制度短缺直接相关。比如，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健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覆盖范围很小，主要在城市。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他们要面对城市的物价、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费，这就使之在客观上对国家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有了很高的依赖。

　　邓敬雷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民主。“少谈一点民主，多解决一点民生”不过是南辕北辙。

　　他说，民主和民生一样迫切，没有民主的民生只是空中楼阁。“事实上，当前的民生问题无一不是由民权没有得到伸张所引起，而民主制度就是民权的保护神，只有民主才能保障民生。”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当有记者问到有关民生许多政策与投入如何保证落实时，回答说：“解决民生问题，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话，就不会轻易改变，它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医改：30年轮回

　　1978年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经验曾受到一些国家的推崇，泰国、墨西哥、印度等都曾经学习能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卫生发展道路。

　　但到了2001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所列的191个成员国名单中，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在全球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上中国排在在第144位，被列为全球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2002年，13亿人口只有不到8000万人才有相应程度的报销。这被认为是看病贵的主要源头。

　　“而看病难主要体现在病人找专家难，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中，基层医疗资源缺，这一点需要政府干涉。”一位卫生部高级官员说。

　　当然，这不是医改回归政府主导的最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经公开表示过，市场规律是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搞经济领域的工作必须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但是如果不恰当地把经济领域的规律放到了其他领域，比如把市场规律放到了社会建设领域，变成了市场社会，那就会出问题了。

　　卫生部监察司的一位负责人则向《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卫生的定位和属性一直没搞清楚，是这么多年来医改方案不能最后确定，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卫生工作按照经济理论来讲，属于社会二次分配。“既然是属于二次分配，那就是政府管的事。用纳税人的钱为大家创造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和谐环境。而这正是‘医改由政府主导’的理论基础。”

　　据悉，温家宝即将在十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一个观点：公立医院核心是公益性质。

　　事实上，即便是从经济建设角度上看，推行全民医保也已经有了其必要性。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即中国即将于2010年结束“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必然随之迅速上升。

　　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必然会有很多人小病不治，积累成大病，国家会因此导致大批的劳动力丧失，从而 加剧“人口负债”。

　　相对于人口红利的结束，内需不旺是中国经济更加现实的忧虑。医疗、教育、住房的负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由于住房和教育基本属于确定性消费，而医疗支出却是各种消费中最不具确定性的一种，例如，10个家庭也许只有一个家庭会在未来遭遇花费10万元的大病，但这10个家庭却都需要存10万元钱以防不测。因此，如果实现全民医保，国家可能最多只为这10个家庭多负担10万元医疗支出，却能释放100万的消费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还说明，提高医保水平，或许是撬动内需的最有效杠杆。

　　当然，这个杠杆的施力也需要有度。政府百分百的投入不现实，但是投入多少，仍要根据具体国情而定。美国财政的40%用于医疗卫生，仍然难以实现全民医保，但很多贫穷得多的国家，如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等，却都已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医改定调政府主导，也只能是说由政府来把控整体的操纵盘子，并不是所有的钱都由财政负责。从我国现状出发，公平主要体现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首先应该关心贫困地区、贫穷群体，兼顾社会公平性。

　　吴仪曾经说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难题目前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妥善解决，于中国而言，也是在边走边摸索，边摸索边成长。

　　物价：管制之辩

　　“CPI不能再高了”，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08年1月份CPI数据之前，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这样向告诉《环球财经》，他认为，今年政府都应该把CPI增速控制在4.8%。但2月19日公布的数据，让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1月份CPI同比上涨7.1%, 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

　　杨宜勇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从民生的角度考虑，将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将是2008年中国面临的重要考验之一。

　　历史的经验表明，物价失控极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差距已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物价上涨过快，尤其是普通生活消费品的价格暴涨，都将激化社会矛盾并导致消费降温。但通胀形势不断激化的同时，政府控制物价的手段却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

　　本轮通胀的发生，与全球市场的关系密切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现在国内国际市场已经基本融为一体，这使得仅仅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平衡物价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徒劳。

　　而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美联储不断降息，压缩了中国进一步加息的空间，加上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需疲软，中国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经政策调控力度的空间也已经非常有限。

　　在这种两难的背景下，通过行政性手段控制物价，成为了现实的选择。今年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稳定物价问题，会议还做出了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出台措施对部分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

　　在冻灾地区，为了防止灾后物价飙升，政府更多采取了行政手段，例如，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对部分商品价格实行差率控制和限价等等。

　　政府试图更多通过行政手段来管制物价的举措，遭到了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预计，未来几个月之内CPI仍然会在高位运行。重新采用行政手段来管控物价，影响有限。易宪容建议，可以继续加息，抑制投资，控制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达到调控物价的目的。

　　杨宜勇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去年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食品和居住支出等价格的上涨，国家通过出台调控政策，这些领域的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关系民生领域的物价上涨将趋缓，2008年全年的CPI走势预计会呈先高后低的趋势。

　　从2007年全国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同比实际增长了12.2%。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并不多见。

　　毫无疑问，居民收入的增长足以在整体上抵消物价上涨的压力。但是，也不排除部分特殊人群的收入增长还不能完全抵消物价增长的压力，需要一些政策上的补贴和扶持。

　　杨宜勇建议，降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三管齐下：一是国家逐步加大对物价的监管力度；第二，增加供给，从根本上改善这些产品相对短缺的状况；三是政府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事实上，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已经按原补助范围给城乡低保对象增加了临时性补助。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工资条例》草案目前已经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该条例试图立法强制给职工涨工资，以此来克服物价上涨给居民收入带来的压力。

　　住房：保障性政策的“二八定律”

　　2月16日，保利西子湾843套房正式签约销售，仅仅当天下午就被抢购了近700套房，在楼市低迷的广州，这样的销售成绩显得非常显眼。

　　这是全国首个限价房项目，保利西子湾的销售，意味着中国的限价房建设走上快车道。限价房、廉租房，加上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主要力量。

　　去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层的，他们中有许多工资也不是很高。” 站到大厦三十二层的平台眺望，眼前看到的是新加坡的廉价住房——组屋。这是政府主导的为使“居者有其屋”而实施的普惠性住房工程，新加坡约80%居民住在组屋里。

　　总理的讲话，无疑是中低收入者的福音。据统计，该部分人群占中国家庭总数量的80%以上。新加坡样本，也给了中国政府廉租房建设的启示。中国政府今年将安排49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再加上地方财政，投入将达到几百亿。

　　一系列与住房保障相关的政策也相继推出。去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11月底，中国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公布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为此作出调整，设置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督管理司。这一司职住宅保障的专门机构，是推进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春节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建设部门纷纷加班加点，赶制出2008年住房建设计划。北京2008年计划新建住房2750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新建面积为850万平方米，占到总量的四成。上海市2008年计划新开工住房面积约200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配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400万平方米，累计受益家庭达5万户。

　　除了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地方政府主导建设外，中国官员还向外国同行取经。去年7月13日，有人以“是否向中国的同行提出过什么建议”，向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部长阿方索·杰克逊提问，他表示，中国官员“对新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据悉，在该部门推动下，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去年国内建设部门曾组织了一次参观欧美22国廉租房建设的活动，名单上的重点国家就是瑞典，该国住房自住率高达88.5%。

　　虽然新一轮楼市调控日益偏紧，但“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住房保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楼市调控的天平已经向着保障民生的方向倾斜。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细则相继面世，说明政府的宏观政策已经更加侧重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社保：从有到“全”

　　我国现行的社保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异地转续困难。这一点农民工们可以说深有体会。一些农民工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流动性较大，每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当地的社保部门前排队退保，手续很复杂，经常会闹出不愉快。

　　为何社保关系异地转续如此之难？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社会保障专家郑秉文介绍，完善社保体系，对于解决民生来说，至关重要。社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首先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太低，甚至连省级统筹都没有实现。而且每个统筹单位的政策不一，就造成了接续困难，难以转移。

　　另一个原因，我国社保制度是统账结合的，缴费资金分拆成两块，统筹部分是一块，个人账户又是一块，个人账户规模大小不尽一致，有的地区账户做实了，绝大部分地区没做实，跨地区转移会影响地区的局部利益。

　　“要解决上述的难题，名义账户制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郑秉文告诉记者，简单的说，名义账户制就是把社保账户变成一个银行账户，有清楚的个人缴费记录，做不做实那是国家的事情，只要退休时有钱就行。政府需要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为参保者的缴费确定一个利率，每年公布一次，利滚利，到参保者退休后根据本息以退休金的方式兑现。

　　郑秉文介绍，这个办法可以提高大家缴费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解决全流动等现有体制存在的难题。

　　关于全面社保，郑秉文表示：“中国不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没有‘全民的’社保体系。”中国目前约有7.8亿劳动人口，然而截至2007年，覆盖面最大的养老保险也只有1.9亿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加人数分别约为1.7亿和1.1亿。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覆盖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参保对象包括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的就业者，灵活就业者，以及非就业人员。保障的范围应该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低保等，必须建立一整套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见，中国要想实现“全民社保”，保障民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政改：应重在推动政治民主

　　按照一般规律，2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应当是今年两会前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议讨论了向两会推荐的国家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稿。

　　尽管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目前尚没有正式公布，但在中国政治透明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认为，目前一些权威媒体公开报道的方案，应当基本接近事实。而将职能类似、接近、重叠的一些部委合并，并将这种精简向基层延伸的“减法”改革，应当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乃至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法轮。

　　更重要，是这次改革的认识论。 我们注意到，这次会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显然，除了直接的经济管理功能，以推动民主进程的政治建设和以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同样也是本次改革的重要目的。

　　事实上，这三者功能本身就密不可分，经济建设将蛋糕做大，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政治民主建设则为确保这个蛋糕在分配过程中能尽可能做到公平和效率性，提供着制度保障。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而贫富，分配差距问题目前仍很难看到明显的缓解迹象。在这种背景下，机构改革过程中，民主政治的建设，应当更重于其经济职能目的。

　　医改：30年轮回

　　1978年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经验曾受到一些国家的推崇，泰国、墨西哥、印度等都曾经学习能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卫生发展道路。

　　但到了2001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所列的191个成员国名单中，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在全球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上中国排在在第144位，被列为全球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2002年，13亿人口只有不到8000万人才有相应程度的报销。这被认为是看病贵的主要源头。

　　“而看病难主要体现在病人找专家难，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中，基层医疗资源缺，这一点需要政府干涉。”一位卫生部高级官员说。

　　当然，这不是医改回归政府主导的最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经公开表示过，市场规律是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搞经济领域的工作必须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但是如果不恰当地把经济领域的规律放到了其他领域，比如把市场规律放到了社会建设领域，变成了市场社会，那就会出问题了。

　　卫生部监察司的一位负责人则向《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卫生的定位和属性一直没搞清楚，是这么多年来医改方案不能最后确定，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卫生工作按照经济理论来讲，属于社会二次分配。“既然是属于二次分配，那就是政府管的事。用纳税人的钱为大家创造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和谐环境。而这正是‘医改由政府主导’的理论基础。”

　　据悉，温家宝即将在十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一个观点：公立医院核心是公益性质。

　　事实上，即便是从经济建设角度上看，推行全民医保也已经有了其必要性。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即中国即将于2010年结束“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必然随之迅速上升。

　　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必然会有很多人小病不治，积累成大病，国家会因此导致大批的劳动力丧失，从而 加剧“人口负债”。

　　相对于人口红利的结束，内需不旺是中国经济更加现实的忧虑。医疗、教育、住房的负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由于住房和教育基本属于确定性消费，而医疗支出却是各种消费中最不具确定性的一种，例如，10个家庭也许只有一个家庭会在未来遭遇花费10万元的大病，但这10个家庭却都需要存10万元钱以防不测。因此，如果实现全民医保，国家可能最多只为这10个家庭多负担10万元医疗支出，却能释放100万的消费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还说明，提高医保水平，或许是撬动内需的最有效杠杆。

　　当然，这个杠杆的施力也需要有度。政府百分百的投入不现实，但是投入多少，仍要根据具体国情而定。美国财政的40%用于医疗卫生，仍然难以实现全民医保，但很多贫穷得多的国家，如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等，却都已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医改定调政府主导，也只能是说由政府来把控整体的操纵盘子，并不是所有的钱都由财政负责。从我国现状出发，公平主要体现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首先应该关心贫困地区、贫穷群体，兼顾社会公平性。

　　吴仪曾经说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难题目前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妥善解决，于中国而言，也是在边走边摸索，边摸索边成长。

　　物价：管制之辩

　　“CPI不能再高了”，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08年1月份CPI数据之前，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这样向告诉《环球财经》，他认为，今年政府都应该把CPI增速控制在4.8%。但2月19日公布的数据，让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1月份CPI同比上涨7.1%, 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

　　杨宜勇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从民生的角度考虑，将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将是2008年中国面临的重要考验之一。

　　历史的经验表明，物价失控极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差距已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物价上涨过快，尤其是普通生活消费品的价格暴涨，都将激化社会矛盾并导致消费降温。但通胀形势不断激化的同时，政府控制物价的手段却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

　　本轮通胀的发生，与全球市场的关系密切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现在国内国际市场已经基本融为一体，这使得仅仅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平衡物价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徒劳。

　　而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美联储不断降息，压缩了中国进一步加息的空间，加上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需疲软，中国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经政策调控力度的空间也已经非常有限。

　　在这种两难的背景下，通过行政性手段控制物价，成为了现实的选择。今年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稳定物价问题，会议还做出了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出台措施对部分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

　　在冻灾地区，为了防止灾后物价飙升，政府更多采取了行政手段，例如，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对部分商品价格实行差率控制和限价等等。

　　政府试图更多通过行政手段来管制物价的举措，遭到了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预计，未来几个月之内CPI仍然会在高位运行。重新采用行政手段来管控物价，影响有限。易宪容建议，可以继续加息，抑制投资，控制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达到调控物价的目的。

　　杨宜勇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去年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食品和居住支出等价格的上涨，国家通过出台调控政策，这些领域的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关系民生领域的物价上涨将趋缓，2008年全年的CPI走势预计会呈先高后低的趋势。

　　从2007年全国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同比实际增长了12.2%。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并不多见。

　　毫无疑问，居民收入的增长足以在整体上抵消物价上涨的压力。但是，也不排除部分特殊人群的收入增长还不能完全抵消物价增长的压力，需要一些政策上的补贴和扶持。

　　杨宜勇建议，降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三管齐下：一是国家逐步加大对物价的监管力度；第二，增加供给，从根本上改善这些产品相对短缺的状况；三是政府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事实上，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已经按原补助范围给城乡低保对象增加了临时性补助。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工资条例》草案目前已经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该条例试图立法强制给职工涨工资，以此来克服物价上涨给居民收入带来的压力。

　　住房：保障性政策的“二八定律”

　　2月16日，保利西子湾843套房正式签约销售，仅仅当天下午就被抢购了近700套房，在楼市低迷的广州，这样的销售成绩显得非常显眼。

　　这是全国首个限价房项目，保利西子湾的销售，意味着中国的限价房建设走上快车道。限价房、廉租房，加上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主要力量。

　　去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层的，他们中有许多工资也不是很高。” 站到大厦三十二层的平台眺望，眼前看到的是新加坡的廉价住房——组屋。这是政府主导的为使“居者有其屋”而实施的普惠性住房工程，新加坡约80%居民住在组屋里。

　　总理的讲话，无疑是中低收入者的福音。据统计，该部分人群占中国家庭总数量的80%以上。新加坡样本，也给了中国政府廉租房建设的启示。中国政府今年将安排49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再加上地方财政，投入将达到几百亿。

　　一系列与住房保障相关的政策也相继推出。去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11月底，中国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公布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为此作出调整，设置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督管理司。这一司职住宅保障的专门机构，是推进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春节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建设部门纷纷加班加点，赶制出2008年住房建设计划。北京2008年计划新建住房2750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新建面积为850万平方米，占到总量的四成。上海市2008年计划新开工住房面积约200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配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400万平方米，累计受益家庭达5万户。

　　除了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地方政府主导建设外，中国官员还向外国同行取经。去年7月13日，有人以“是否向中国的同行提出过什么建议”，向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部长阿方索·杰克逊提问，他表示，中国官员“对新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据悉，在该部门推动下，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去年国内建设部门曾组织了一次参观欧美22国廉租房建设的活动，名单上的重点国家就是瑞典，该国住房自住率高达88.5%。

　　虽然新一轮楼市调控日益偏紧，但“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住房保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楼市调控的天平已经向着保障民生的方向倾斜。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细则相继面世，说明政府的宏观政策已经更加侧重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社保：从有到“全”

　　我国现行的社保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异地转续困难。这一点农民工们可以说深有体会。一些农民工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流动性较大，每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当地的社保部门前排队退保，手续很复杂，经常会闹出不愉快。

　　为何社保关系异地转续如此之难？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社会保障专家郑秉文介绍，完善社保体系，对于解决民生来说，至关重要。社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首先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太低，甚至连省级统筹都没有实现。而且每个统筹单位的政策不一，就造成了接续困难，难以转移。

　　另一个原因，我国社保制度是统账结合的，缴费资金分拆成两块，统筹部分是一块，个人账户又是一块，个人账户规模大小不尽一致，有的地区账户做实了，绝大部分地区没做实，跨地区转移会影响地区的局部利益。

　　“要解决上述的难题，名义账户制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郑秉文告诉记者，简单的说，名义账户制就是把社保账户变成一个银行账户，有清楚的个人缴费记录，做不做实那是国家的事情，只要退休时有钱就行。政府需要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为参保者的缴费确定一个利率，每年公布一次，利滚利，到参保者退休后根据本息以退休金的方式兑现。

　　郑秉文介绍，这个办法可以提高大家缴费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解决全流动等现有体制存在的难题。

　　关于全面社保，郑秉文表示：“中国不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没有‘全民的’社保体系。”中国目前约有7.8亿劳动人口，然而截至2007年，覆盖面最大的养老保险也只有1.9亿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加人数分别约为1.7亿和1.1亿。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覆盖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参保对象包括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的就业者，灵活就业者，以及非就业人员。保障的范围应该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低保等，必须建立一整套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见，中国要想实现“全民社保”，保障民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政改：应重在推动政治民主

　　按照一般规律，2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应当是今年两会前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议讨论了向两会推荐的国家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稿。

　　尽管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目前尚没有正式公布，但在中国政治透明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认为，目前一些权威媒体公开报道的方案，应当基本接近事实。而将职能类似、接近、重叠的一些部委合并，并将这种精简向基层延伸的“减法”改革，应当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乃至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法轮。

　　更重要，是这次改革的认识论。 我们注意到，这次会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显然，除了直接的经济管理功能，以推动民主进程的政治建设和以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同样也是本次改革的重要目的。

　　事实上，这三者功能本身就密不可分，经济建设将蛋糕做大，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政治民主建设则为确保这个蛋糕在分配过程中能尽可能做到公平和效率性，提供着制度保障。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而贫富，分配差距问题目前仍很难看到明显的缓解迹象。在这种背景下，机构改革过程中，民主政治的建设，应当更重于其经济职能目的。

 

　　医改：30年轮回

　　1978年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经验曾受到一些国家的推崇，泰国、墨西哥、印度等都曾经学习能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卫生发展道路。

　　但到了2001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所列的191个成员国名单中，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在全球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上中国排在在第144位，被列为全球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2002年，13亿人口只有不到8000万人才有相应程度的报销。这被认为是看病贵的主要源头。

　　“而看病难主要体现在病人找专家难，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中，基层医疗资源缺，这一点需要政府干涉。”一位卫生部高级官员说。

　　当然，这不是医改回归政府主导的最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经公开表示过，市场规律是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搞经济领域的工作必须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但是如果不恰当地把经济领域的规律放到了其他领域，比如把市场规律放到了社会建设领域，变成了市场社会，那就会出问题了。

　　卫生部监察司的一位负责人则向《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卫生的定位和属性一直没搞清楚，是这么多年来医改方案不能最后确定，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卫生工作按照经济理论来讲，属于社会二次分配。“既然是属于二次分配，那就是政府管的事。用纳税人的钱为大家创造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和谐环境。而这正是‘医改由政府主导’的理论基础。”

　　据悉，温家宝即将在十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一个观点：公立医院核心是公益性质。

　　事实上，即便是从经济建设角度上看，推行全民医保也已经有了其必要性。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即中国即将于2010年结束“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必然随之迅速上升。

　　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必然会有很多人小病不治，积累成大病，国家会因此导致大批的劳动力丧失，从而 加剧“人口负债”。

　　相对于人口红利的结束，内需不旺是中国经济更加现实的忧虑。医疗、教育、住房的负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由于住房和教育基本属于确定性消费，而医疗支出却是各种消费中最不具确定性的一种，例如，10个家庭也许只有一个家庭会在未来遭遇花费10万元的大病，但这10个家庭却都需要存10万元钱以防不测。因此，如果实现全民医保，国家可能最多只为这10个家庭多负担10万元医疗支出，却能释放100万的消费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还说明，提高医保水平，或许是撬动内需的最有效杠杆。

　　当然，这个杠杆的施力也需要有度。政府百分百的投入不现实，但是投入多少，仍要根据具体国情而定。美国财政的40%用于医疗卫生，仍然难以实现全民医保，但很多贫穷得多的国家，如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等，却都已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医改定调政府主导，也只能是说由政府来把控整体的操纵盘子，并不是所有的钱都由财政负责。从我国现状出发，公平主要体现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首先应该关心贫困地区、贫穷群体，兼顾社会公平性。

　　吴仪曾经说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难题目前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妥善解决，于中国而言，也是在边走边摸索，边摸索边成长。

　　物价：管制之辩

　　“CPI不能再高了”，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08年1月份CPI数据之前，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这样向告诉《环球财经》，他认为，今年政府都应该把CPI增速控制在4.8%。但2月19日公布的数据，让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1月份CPI同比上涨7.1%, 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

　　杨宜勇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从民生的角度考虑，将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将是2008年中国面临的重要考验之一。

　　历史的经验表明，物价失控极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差距已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物价上涨过快，尤其是普通生活消费品的价格暴涨，都将激化社会矛盾并导致消费降温。但通胀形势不断激化的同时，政府控制物价的手段却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

　　本轮通胀的发生，与全球市场的关系密切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现在国内国际市场已经基本融为一体，这使得仅仅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平衡物价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徒劳。

　　而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美联储不断降息，压缩了中国进一步加息的空间，加上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需疲软，中国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经政策调控力度的空间也已经非常有限。

　　在这种两难的背景下，通过行政性手段控制物价，成为了现实的选择。今年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稳定物价问题，会议还做出了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出台措施对部分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

　　在冻灾地区，为了防止灾后物价飙升，政府更多采取了行政手段，例如，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对部分商品价格实行差率控制和限价等等。

　　政府试图更多通过行政手段来管制物价的举措，遭到了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预计，未来几个月之内CPI仍然会在高位运行。重新采用行政手段来管控物价，影响有限。易宪容建议，可以继续加息，抑制投资，控制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达到调控物价的目的。

　　杨宜勇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去年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食品和居住支出等价格的上涨，国家通过出台调控政策，这些领域的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关系民生领域的物价上涨将趋缓，2008年全年的CPI走势预计会呈先高后低的趋势。

　　从2007年全国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同比实际增长了12.2%。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并不多见。

　　毫无疑问，居民收入的增长足以在整体上抵消物价上涨的压力。但是，也不排除部分特殊人群的收入增长还不能完全抵消物价增长的压力，需要一些政策上的补贴和扶持。

　　杨宜勇建议，降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三管齐下：一是国家逐步加大对物价的监管力度；第二，增加供给，从根本上改善这些产品相对短缺的状况；三是政府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事实上，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已经按原补助范围给城乡低保对象增加了临时性补助。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工资条例》草案目前已经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该条例试图立法强制给职工涨工资，以此来克服物价上涨给居民收入带来的压力。

　　住房：保障性政策的“二八定律”

　　2月16日，保利西子湾843套房正式签约销售，仅仅当天下午就被抢购了近700套房，在楼市低迷的广州，这样的销售成绩显得非常显眼。

　　这是全国首个限价房项目，保利西子湾的销售，意味着中国的限价房建设走上快车道。限价房、廉租房，加上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主要力量。

　　去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层的，他们中有许多工资也不是很高。” 站到大厦三十二层的平台眺望，眼前看到的是新加坡的廉价住房——组屋。这是政府主导的为使“居者有其屋”而实施的普惠性住房工程，新加坡约80%居民住在组屋里。

　　总理的讲话，无疑是中低收入者的福音。据统计，该部分人群占中国家庭总数量的80%以上。新加坡样本，也给了中国政府廉租房建设的启示。中国政府今年将安排49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再加上地方财政，投入将达到几百亿。

　　一系列与住房保障相关的政策也相继推出。去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11月底，中国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公布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为此作出调整，设置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督管理司。这一司职住宅保障的专门机构，是推进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春节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建设部门纷纷加班加点，赶制出2008年住房建设计划。北京2008年计划新建住房2750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新建面积为850万平方米，占到总量的四成。上海市2008年计划新开工住房面积约200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配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400万平方米，累计受益家庭达5万户。

　　除了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地方政府主导建设外，中国官员还向外国同行取经。去年7月13日，有人以“是否向中国的同行提出过什么建议”，向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部长阿方索·杰克逊提问，他表示，中国官员“对新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据悉，在该部门推动下，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去年国内建设部门曾组织了一次参观欧美22国廉租房建设的活动，名单上的重点国家就是瑞典，该国住房自住率高达88.5%。

　　虽然新一轮楼市调控日益偏紧，但“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住房保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楼市调控的天平已经向着保障民生的方向倾斜。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细则相继面世，说明政府的宏观政策已经更加侧重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社保：从有到“全”

　　我国现行的社保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异地转续困难。这一点农民工们可以说深有体会。一些农民工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流动性较大，每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当地的社保部门前排队退保，手续很复杂，经常会闹出不愉快。

　　为何社保关系异地转续如此之难？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社会保障专家郑秉文介绍，完善社保体系，对于解决民生来说，至关重要。社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首先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太低，甚至连省级统筹都没有实现。而且每个统筹单位的政策不一，就造成了接续困难，难以转移。

　　另一个原因，我国社保制度是统账结合的，缴费资金分拆成两块，统筹部分是一块，个人账户又是一块，个人账户规模大小不尽一致，有的地区账户做实了，绝大部分地区没做实，跨地区转移会影响地区的局部利益。

　　“要解决上述的难题，名义账户制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郑秉文告诉记者，简单的说，名义账户制就是把社保账户变成一个银行账户，有清楚的个人缴费记录，做不做实那是国家的事情，只要退休时有钱就行。政府需要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为参保者的缴费确定一个利率，每年公布一次，利滚利，到参保者退休后根据本息以退休金的方式兑现。

　　郑秉文介绍，这个办法可以提高大家缴费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解决全流动等现有体制存在的难题。

　　关于全面社保，郑秉文表示：“中国不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没有‘全民的’社保体系。”中国目前约有7.8亿劳动人口，然而截至2007年，覆盖面最大的养老保险也只有1.9亿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加人数分别约为1.7亿和1.1亿。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覆盖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参保对象包括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的就业者，灵活就业者，以及非就业人员。保障的范围应该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低保等，必须建立一整套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见，中国要想实现“全民社保”，保障民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政改：应重在推动政治民主

　　按照一般规律，2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应当是今年两会前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议讨论了向两会推荐的国家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稿。

　　尽管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目前尚没有正式公布，但在中国政治透明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认为，目前一些权威媒体公开报道的方案，应当基本接近事实。而将职能类似、接近、重叠的一些部委合并，并将这种精简向基层延伸的“减法”改革，应当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乃至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法轮。

　　更重要，是这次改革的认识论。 我们注意到，这次会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显然，除了直接的经济管理功能，以推动民主进程的政治建设和以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同样也是本次改革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