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初，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扩张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不过，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政策退出陡生变数。中国经济也明显降温。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政策导向很可能重新转向宽松。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应该是“宽财政、紧货币”，但是，我们应该避免重复过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比如再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包括保障老百姓“免于匮乏、恐惧的自由”。

　　增长速度可能继续下降

　　得益于超常的经济扩张政策和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GDP增长自2009年一季度之后一直稳步加速，2010年一季度增长速度达到了周期高峰，不过，二季度已经显著下降。这一变化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反复。不过，投资者担心的恐怕不是单纯的增长减速，而是市场崩溃的风险。目前看来，这样的担心似乎尚无必要，尽管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多个经济体再次出现了疲软现象，但是，全球经济发生二次危机的可能仍然非常低。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实际已经处在过热的边缘，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更重要的是，从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已经逐步降低宏观政策宽松的程度。比如，央行决定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全年新增贷款的目标已经明显低于去年的实际规模。同时，从二季度开始，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尽管房价变化尚不明显，但是成交量已经显著下降，影响了与住房配套的经济活动，比如，装修、家庭用品，等等。这些变化势必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从目前的情势判断，增长减速尚未见底。这是因为，第一，全球经济减弱，可能再次影响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第二，房地产市场疲软，也将会影响后续的住宅投资增长，政府主导的低价住宅投资增长能否完全弥补商品房投资减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两年前宣布的“4万亿”刺激计划的开支行将耗尽，在国内外经济减速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能否强劲增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目前的趋势延续下去，到年底，GDP增长速度可能回落到9%，甚至更低的水平。减速究竟会持续到今年年底还是明年，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政策。

　　考虑到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偏好，如果增长持续减速，今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很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当然，政策转向不一定意味着政府会再次采取一年半以前实施的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决策者甚至不一定会明确宣布政策转向。但是，起码从政策实施的层面来看，今年上半年开始的收紧政策环境的努力将会停止，甚至发生逆转。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年底以前政府推出新一轮支持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可能。

　　紧货币 宽财政

　　如果政府采取新的刺激政策，短期内经济增长当然不会有问题，从长期来看却不见得是件好事。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牺牲增长的数量来达到改善增长质量的目的，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地保住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却变得更加严重，比如，投资占GDP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得以明显改善的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2009年，消费占GDP的比例也略有上升。但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明显下降。危机过后，顺差会不会再次反弹，消费占比会不会再次下滑，还有待观察。

　　我们应该逐步接受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何况，即使中国的增长幅度回落到7%-8%，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增长。放弃了对增长数量的过度追求，我们才有可能集中精力解决增长质量的问题。从国内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来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临近都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生产成本将大幅度上升，这个变化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通胀水平则有所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后十年中国将面临非常重要的转型：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增长。因此，我们必须逐步适应相对低的增长速度，毕竟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可以长期通过政府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相对偏紧，也为我们接受相对低的增长速度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因为过去政府追求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保就业。

　　即使今年下半年政策导向不改变，政府还是可以考虑宏观政策逐步向“紧货币、宽财政”的组合过渡。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提倡的政策组合，现在仍然适用，当然“紧”和“松”都是相对的。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消除流动性泛滥和资产市场泡沫的严重后果。现在的主流观点是，2010年下半年的通胀压力将显著下降，这似乎表明近期内没有必要收紧货币政策。我们对通胀形势的判断不这么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钱发多了终会转为通胀压力，这个压力可能反映在CPI上，也可能反映在资产价格上。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美国本世纪初的教训都是因为CPI平稳而没有及时调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酿成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一旦泡沫破裂，经济便陷入危机。

　　我们曾经提出，今年房价暴跌的可能性已经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潜在的实际需求仍然十分强劲，更主要的原因是，二季度以来实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尽管最近不少政府官员纷纷出面声明调控政策将持续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的实质不会变化。事实上，各地的房贷业务已经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过去，我们许多政策的改变都是先做后说的。短期内房价没有大幅度下跌，也并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现在房价涨得更高，将来跌下来时的后果就会更严重。

　　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支持增长模式转型，而不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水平。不过，在经过2009年-2010年的扩张政策以后，财政状况已经有所恶化。现在再提宽松的财政政策，可能会遭到反对。大多数专家担心中国公共债务已经上升，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负担、银行潜在的不良贷款和社会福利系统的潜在债务，都将增加未来政府的债务负担。不过，总体看来，中国的财政状况尚算健康。目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到20%，即使加上所有的隐形与或有债务，其占GDP的比例也应该在50%左右，仍然远低于美国近100%和日本200%的水平。因此，中国政府应该还有空间，将宽松的财政政策维持一段时间。

　　免于匮乏和恐惧

　　关键当然在于宽松财政政策的目的。如果现在推出二次经济刺激方案，追加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那样不但会使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而且，新的投资回报将面对更大的风险。如果支持经济转型，不仅有可能事半功倍，更是降低经济调整成本、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所必要。从短期看，消除结构失衡，调整产业结构，意味着有些企业将被淘汰，有些工人将会失业。从长期看更是如此，生产成本将很快上升，这同样会迫使经济结构调整。这些调整是必要的：只有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才可能长期持续。要调整，就会有成本。财政政策所能够做的就是支持产业升级换代，支持工人技能培训。这些可以帮助企业和工人降低调整成本，使得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平稳。

　　换句话说，如果再次增加财政投入，应该将重点转向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制度环境，而不是仅仅修建更多的机场和铁路。

　　有许多专家曾经将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个误解。罗斯福新政确实包括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那并非政策重点。“大萧条”发生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有3%，因此，政府也没有大兴土木的财力。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保护农民收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权益、保障失业和退休人员福利等新制度。这其实与罗斯福的一个重要施政理念是吻合的。他认为，政策的重要目标是让国民享受言论、信仰和免于匮乏、恐惧的自由。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但如果有一整套保障制度，国民就有能力应对风险。

　　这一点其实对中国的当政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也能够建立一套制度让老百姓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那么，当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政府大可不必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增长。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