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全球信用评级行业的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注定成为美国新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首批牺牲者”。

　　在21日美国奥巴马将金融改革法案签署为正式立法前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陆续向客户发出紧急通知：请不要在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里引用它们的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害怕”

　　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们都知道，他们构建的那些连专业人士都看不懂的衍生品，如果能打上标普的3A认证，就会畅销无阻。而今，这种情况可能要停下来了。

　　“目前新的ABS债券(资产担保证券)发行暂时陷入了停滞。缺乏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新发行债券的信用评级，市场很难给出定价。”一位美国债券交易员表示。

　　约1.4万亿美元的房贷、车贷、助学与信用卡贷款会由于债券发行放缓而受到影响。

　　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明哲保身”，源于新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将对美国信用评级业加强监管。该法案要求美国证监会对信用评级行业进行研究整顿，设立新的准官方机构，解决信用评级业务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还允许投资者以“故意或草率”地未能进行合理调查为理由，控告信用评级公司的某些“失职”行为，甚至考虑授权新监管部门对一段时间内存在过多不当评级的信用评级公司作摘牌处理。

　　这意味着评级机构将为其信用评级负责，无形间必须斩断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机构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输送链。

　　以美国资产抵押类证券产品或债券在初次评级或每年持续观察所需的费用约在3-5万美元/次计算，信用评级总体费用在数十万美元，绝大部分费用由债券发行机构支付给评级机构。债券发行机构名单上，主要是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高盛等投资银行机构，他们恰恰也是三大评级机构的主要股东。当投资银行身兼股东、信用评级购买者双重角色时，为了通过提高债券或结构性衍生金融产品信用评级而达到热销的目的，两者之间的利益纠结变得微妙且暧昧。

　　“向债券发行方收取的费用基本约占三大评级机构70%收入，而直接向市场出售其研究报告与数据服务的收入占比却越来越低。”一家评级机构负责人透露，“既然其中的利益关联性短期很难被切断，评级机构只能选择先暂时禁止新发债机构使用他们的评级报告，在了解新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条款对评级机构带来的新法律义务之后，再做相应建立防火墙的调整。”

　　三大评级机构发表的声明说，不准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引用其评级的理由是“对承担金融改革法律带来的新法律义务感到害怕”。

　　“保护伞”褪去

　　统计显示，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所有的次级贷款MBS债券评级中，给予了大约75%的债券AAA的高等级、10%AA级、8%A级，仅有7%的债券被评为BBB或更低，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多数次级贷款信用评级被证实明显高估，沦落为“垃圾级”。

　　三大机构的评级水平比章鱼保罗远远不如，但他们之所以能在次贷危急中全身而退，是因为他们始终处于美国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s)的保护伞下，甚至2006年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一度赋予NRSROs机构的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不受监管涉足的特殊地位。

　　如今，这层“保护伞”已不复存在。

　　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通过议案，由美国证交会(SEC)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切断了美国衍生品及债券发行机构与评级机构之间的某些暧昧关系，同时，参议院通过的另一项修订案要求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s(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成员所获得的“特殊保护”被终止。

　　“显然，监管环境的巨大变化，让三大评级机构不得不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为了避免其间出现不必要的诉讼官司，他们只能争相发表声明，不准在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中引用它们的评级。”上述信用评级机构负责人表示。

　　未知的法律诉讼风险，已然引发三大评级机构的“内斗”。

　　6月29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将穆迪公司列入评级观察名单，考虑下调其短期评级的可能性为50%。原因恰恰是美国近期对评级机构的一系列监管立法，将对穆迪的利润率及相关诉讼费用造成影响。

　　标准普尔认为，一旦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取消引用全国公认统计和评级机构(NRSROs)评价的要求，投资者对评级的需求可能也会下降。目前监管机构只允许NRSRO认证的机构出具信用评级决定，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则是其中具有资格的三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