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在焦急地等待着——美国监管机构“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审批下一个节点的到来。

　　这是他努力进入美国市场的第三个年头。

　　对关建中而言，美国评级市场准入政策存在一扇“玻璃门”。美国方面给他的理由是：“大公国际在美国没有办公室和客户，无法确定美国的法律框架能否适用于大公国际。”

　　“半年前，我们完成了对50个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报告。我们对他们的评级，没有他们自己的评级机构给的那么高。”在6月26日举行的“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会后，关建中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时机成熟我们就对外发布，可能是下个月。”

　　这是对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公开叫板。

　　中国评级行业还只是口诛笔伐，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则已付诸行动。抵制现行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009年4月，欧盟提出信用评级机构今后要在欧盟市场上开展业务须统一登记注册，并提高评估透明度。今年4月底，欧盟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俄罗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已经或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着手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发展。

　　金融利器

　　来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在主权信用评级和跨国企业评级中不是或不完全是从正确揭示信用风险的角度评价他国的国家、地区和企业信用风险，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通过金融手段攫取他国利益，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投资人利益的工具。

　　该课题组提交的报告说：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美国标准普尔置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外汇储备稳定增加于不顾，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

　　但是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外资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极力地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得到的利润，外资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

　　课题组报告还引述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的结论作为说明：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

　　比如，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

　　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较低级别，导致中国政府、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增。而美国则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由此每年可以帮助其少支付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利息。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债务国，仅美国国债就达12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政府持有量就超过3万亿美元，再加上个人和企业投资者的购买量，专家估计外国资金购买美国国债量接近5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副所长向松祚认为，正是由于庞大的国债市场让美国可以处变不惊，而根本原因就是外国人乐意为美国人融资。

　　信用降级可毁灭一个国家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不是根据能否还款的风险，而是根据是否还能借到钱而给予其高评级。”关建中说。

　　信用评级通过对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进行评价，引导金融资本投资和经济决策，它直接关系到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并影响一国信贷市场利率及汇率形成。

　　早在1996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将美国和穆迪形容为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信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后来各国发现：一直到事发的前几天，那些在次贷危机中暴露的有毒证券资产，还拥有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巨头给予的高信用评级。比如在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迪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A2评级，在美国国际集团(AIG)2008年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周，穆迪还给该保险巨头无保担债券Aa3的评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三大评级机构拥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

　　虽然美国评级机构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但是它们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又是平均每五年一次。同时，SEC又严格限制新进入者。这就相当于SEC既给它们贴上了“免检”的标识，也保证了它们的垄断地位。

　　从2009年底开始，三大评级机构先后降低或警告降低多个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整个欧洲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霾之中。“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其拥有的绝对话语权影响和操控国际资本市场，经常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国内业界弊病

　　“我们看到了机会，看到了我国评级机构崛起的机会。”关建中表示说，大公国际为了进入美国市场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耗资一千多万元。

　　截至2009年底，我国上海、深圳加上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已超过日本。初始发行股(IPO)市场的市值相当于同期美国IPO市场的两倍。此外，我国债券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核心资本‘信誉’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如果说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规模造就了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中国市场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只要政策制度到位，必然促成民族品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说。

　　就在各国都欣喜若狂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却浇了一盆凉水。他在6月26日表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思考究竟该如何发展评级行业，但我不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每个国家都去搞自己的评级机构，我也不相信一个小国能够建立很完整、很严肃、很有信用的评级机构。中国不是小国，但是中国还在不断的发展……”

　　吴红说，目前我国信用评级业同样存在重大缺陷无法充分及时揭示信用风险。她将主要问题分为三类：法规缺失，监管无力；仿照美国模式运作造成市场恶性竞争，信用级别买卖公开化；评级市场被美国机构主导，严重威胁我国金融主权。

　　对于信用评级买卖公开化的问题，关建中介绍，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业务曾一度是价低者得，最后国家相关部门“实在看不过眼”才硬性采取指导价。  

　　现任中国期货协会常务副会长的邹建平说：二十年前他留学日本，回国时信心满满地选择信用评估行业，准备大干一番，但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原因是这项事业在中国推行起来举步维艰，监管部门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

　　6月2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说：“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