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以来,美元升值、欧元贬值的现实超出了中国市场的预期。当前人民币重新启动了汇改,但人民币前景依然受制于欧元、美元的汇率变动,如果欧元继续对美元贬值,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将不会有对美元大的升值潜力。上半年以来巨幅的汇率变动,还给全球资本流动和全球贸易带来了深刻影响,资本从欧洲、新兴市场回流美国;而欧元贬值放大了欧盟出口竞争力。

 　　怎样理解目前中美欧货币、金融关系的新形势？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前美国经济政策两核心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明确了多元基准货币和浮动汇率制度。

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要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向美国流入。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了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

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综合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逆差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那将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美国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的破产。

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创造出“量化宽松”救援机制等事件,本质都是美国模式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上台,不论其提出怎样的变革口号、怎样的施政纲领,本质上都要从缓解美国模式内在矛盾入手,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无疑,其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如何维持美元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本位币地位,削弱其他货币对美元的威胁,继续保持国际资本的超额净流入;二是如何缓解进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国内消费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欧元区危机的本质

当今世界唯一能威胁美元货币地位的,只有欧元（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占比很低,且本身也属于美元货币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的救助机制,始终在强化美元地位必将下降、美元必将大幅贬值、投资美元国债必将大幅缩水的概念,相当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向欧洲,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也在调整外汇储备组合,减少美元、增加欧元占比,这一切都在威胁美国货币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直接导致美国模式的破产。

因此,攻击欧元,导致欧元短期贬值、中期震荡、长期解体,是当前美国国家策略的必然选择。

同时,欧元的贬值对美国出口产业的影响又比较有限。我们知道,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主要的五个国家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和英国,在第六到第十名中,属于欧元区的也只有德国和法国,占比较小（应在10%左右）,以美国每年110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额来推算,欧元汇率贬值15%,也只能影响到150亿美元左右。相对于美国13万亿美元的国债来说,如果国际资本撤离,必然导致国债利息率上升,每增加0.1%,都带来13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支出。轻重对比,一目了然。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Ａ－”降为“BBB＋”,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Ａ级以下。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开启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大门。

伴随着这场危机的开始,则是国际经济、金融界上下一致的逻辑:希腊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达12%,政府债务与GDP比率达110%,远超过欧元区的3%和60%的规定上限。以这一逻辑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均达不到要求。

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国际游资“不约而同”地抛售希腊政府债券、推高希腊主权债利率、推高希腊主权债CDS价格、做空欧元（欧元汇率短短几个月下跌超过15%）。

对这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希腊等国自身矛盾导致的结果。也有个别分析家指出,是高盛与几家对冲基金为投机盈利而利用了希腊等国债务指标的失衡。但是,从国际经济的大局来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美国有计划发起的针对欧元的货币攻击。

国家债务高企,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针对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思想应运而生,尽管其间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复苏,但运用国家力量,以明天的收入应对今日的支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普遍选择。

目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债务高企。以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计,美国、英国、日本分别达到12%、13%、9%;以主权债务占GDP的比例计,美国、英国、日本分别达到90%、60%、170%。希腊以及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高企,并非个别化的非正常事件,而是各个主要经济体都普遍采取的国家治理方法。

客观地说,欧元区所设定的财政赤字3%和主权债务60%的规定,只是人为地、定性地划了一条努力的界线,本身并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严谨含义,更说不上超过了就意味着国家破产。当然,主权债务过高会导致经济失衡,甚至国家危机,但像希腊这样的指标值,在全球范围内比较看,并没有特别的超出通常区间。

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本质

通过打击欧元,美国实现了保持美元货币地位、促进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战略目标。而在另一个方向上,美国试图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来促进美国出口。面对乱局,认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至关重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应对。

“奥巴马新政”里有一条非常醒目的目标:五年内实现出口额翻一番。从美国几个最主要的出口国家看,加拿大、日本、英国属于发达国家,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五年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墨西哥只是美国的出口加工基地,并不是主要的最终产品消费国。

真正能帮助美国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只有中国,而施压人民币升值就是实现这一计划最有力的手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这既是国会议员代表民众表达的（出口、就业）利益诉求,更是奥巴马政府实现竞选承诺,获得连任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点上,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国内一些学者、官员摆在台面上讲的几条理由,都不成立。尤其是试图通过升值解决美国经常项下贸易赤字。实际上,因为国际间产业分工和美国的消费模式决定了美国的进口弹性很低,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必然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对于国际收支而言,结果相同。

试图通过升值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也不对。汇率属于总量指标,以总量指标来调整结构,必然导致调整效应不可控,有的调整不到位,有的“误伤无辜”,产业结构调整应由产业政策来实现。

美国的国家策略,是通过施压欧元贬值,来确保美元的强势本位币地位;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来确保美国出口的超常规增长,而这两个策略均已展开。

中国需要明确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在外汇储备资产布局、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将利益诉求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