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评级机构穆迪们的堕落之路
2010-06-28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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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曾经的总部位于曼哈顿的教堂街，在这栋建筑入口处上方，有一块磨光闪亮的青铜浮雕，这是1951年这个办公室开张时穆迪的创始人约翰?穆迪安放在
穆迪曾经的总部位于曼哈顿的教堂街，在这栋建筑入口处上方，有一块磨光闪亮的青铜浮雕，这是1951年这个办公室开张时穆迪的创始人约翰?穆迪安放在这里的。
浮雕上由一英尺高的字母组成的铭文写着：“信用：人与人间的信心所系。”
这句话下面是引自南北战争前美国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话：“信用是现代商业系统中关乎生死存亡的氧气。它对一国致富的作用比全世界所有宝藏的作用还要大1000倍！”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
回溯历史，约翰·穆迪在1900年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1906年标准统计局成立，在1941年和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后成为今天的标准普尔。90年代，惠誉国际崛起，美国三大评级巨头格局终于成型。当下，评级成了任何金融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部分东西，每个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证券类产品，都必须经过评级机构出具的有效评级。
但是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氧气”，却在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以及评级行业自身的急速膨胀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步蒙尘。
6月22日穆迪评级风险部经理Bart Oosterveld表示，希腊重组债务是可以想象的，但可能性很小。穆迪于6月将希腊政府的主权评级从A3调降4个等级至Ba1，为垃圾级。今年以来，正是三大评级公司组成的联合方阵，将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步一步推向最终深渊。
而以穆迪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表现，也遭到了包括美国司法部、美国证监会、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以下简称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围剿。
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通过议案，由美国证交会（SEC）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这给以往自行选择评级机构的结构性产品发行商关上了大门。同时参议院通过另一修订案，除去对“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s（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成员所获得特殊的保护。2006年，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曾赋予NRSROs机构的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不受监管涉足的特殊地位，如今这一监管空白已被填补。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也在今年4月份发布了一份581页的调查报告，名为“华尔街与金融危机：评级机构的角色”，揭示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内部员工互动的内幕。
而穆迪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其股东利益追求也在侵蚀着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摩根士丹利位列穆迪的第六大股东，持有近950万股，市值约为2亿美元的穆迪股份，根据纳斯达克网站最新披露的信息，其股东中更不乏华尔街大型投行的身影，包括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高盛和美林等。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中倒下最快的那些大投行们给予三大巨头的报酬是相当丰厚的，根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结构性金融产品上面，美林给穆迪、标普和惠誉贡献了7690万、3127万和7727万美元的收入，而在穆迪的大客户里面，花旗、瑞银、高盛和德银等都贡献了近千万美元以上的收入。
对此，有评论指出，“操纵评级结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拥有一家评级机构”。
此外，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信用评级及相关资讯行业，也渗入了穆迪等三巨头的影子，四大信用评级公司中，除大公国际外，三家都是三大巨头的合资公司，分别为中诚信、联合、上海新世纪等三家。
然而但随着三大巨头“失去信用”，被越来越严厉的监管力度压得喘不过气来，国内信用评级市场将来的路也在何方呢？
警示危机还是制造危机？
Trieste大学的教授Mauro Bussani 在其研究成果《Credit Rating Agencies` Accountability.Short Notes on a Global Issue》中就指出，在希腊债务危机发展恶化的过程中，信用降级导致危机升级，危机升级又使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
今年以来，三大评级公司组成的联合方阵，正是用着这种炸弹般的威力，将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步一步推向最终深渊。
三大巨头中率先向希腊“发难”的首先是标准普尔。
2009年 12月，标普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一时间希腊国家上空风雨欲来。次日，惠誉国际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
14天后，穆迪则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巨头下调评级的目标。4月底，标准普尔将葡萄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降至A-。
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Aa2级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
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级，欧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和全球股市都出现了暴跌。
Trieste大学的教授Mauro Bussani 在其研究成果《Credit Rating Agencies` Accountability.Short Notes on a Global Issue》中就指出，在希腊债务危机发展恶化的过程中，信用降级导致危机升级，危机升级又使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么各家机构的评级是如何产生的呢？
穆迪的信用报告系统有着固定的模式。如果某家公司的债券被赋予AAA评级，那就意味着穆迪相信，贷款给这家公司后，你收回本息的概率非常高。概率越低，评级就越低——从AAA到AA到Ａ，然后就是Baa，最后是Caa到C级，穆迪在从Aa到Caa的各个基本等级后面加上修正数字1、2及3。低于Baa的评级被认为是“垃圾级”，或者说是高风险的评级。其他的评级公司的评级标准也与此类似。
而产品的评级从初次评级到评级观察期，都时刻变动着。
以穆迪中国网站披露的评级观名单为例，中新地产集团在2007年7月6日得到了第一次评级，当时的评级为(P)B1（（p）是穆迪对于某些地区的特别标准），至今中新地产经历了10次评级调整，其最新的评级是在2010年6月15日做出调整的，已经降至Caa3。
其中，初次评级是相当重要的，它直接影响每个产品的发行成功与否。“在发行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评价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和市场都非常看重他们的评价。”一家券商投行部的副总裁对记者表示。
穆迪评级流程解密
评级分析师们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他们很少做额外的信贷风险分析”，美国永久委员会的调查如此评价。
根据穆迪披露的公开信息，一个企业债券的初次评级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的程序。
首次评级的初次评级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作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
结束分析后，穆迪分析师会向穆迪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 穆迪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在首次为某机构评级时，主管分析师会在完成所有分析后召开一次评级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因素包括债务发行的规模、信用的复杂性及新工具的引进。
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
然而，这其中也有例外，穆迪透露，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
在授予及公布评级后，穆迪至少每年会与管理层会面一次，分析师会通过电子邮件及电话与发行人保持定期联络。在最初评级之后，穆迪会发布季度或年度报告，并据此及时的作出评级调整。以中新地产集团为例，其三年间的评级调整达到了10次。
而更为神秘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则与传统的企业债券评级有所不同。
根据美国永久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过程中，首先由发行商向评级机构提供相关的RMBS（住房抵押资产支持证券）和CDO（担保债务权证）的数据信息，包括相关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在内的资产池信息。
接下来则由评级机构分析师研究相关的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分析师们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他们很少做额外的信贷风险分析”，美国永久委员会的调查如此评价。
以RMBS证券的信用评级为例，在穆迪，其相应的分析模型被称为M3，在标普则被称为LEVELS。这两种模型都是基于大量按揭贷款的实际表现来收集数据，以做出预测。
对分析师来讲，对一笔新的交易进行评级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在电脑上打开穆迪的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一下，软件就会自动运行，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将每次得出的评级结果综合得出平均值，这样一个评级结果就产生了。
付钱的就是上帝？
在这些被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曝光邮件中，穆迪分析师在2006年4月份说，高盛就希望今天推向市场的一笔交易向我施加了严重压力。当时高盛要求这位分析师修改穆迪给出的评价，给出更为有利的说法。
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发行人和分析师的沟通会影响具体产品的评级过程。
在这背后，评级行业的“发行人支付模式”是受到最多质疑的。
要得到一份由穆迪出具的评级报告，所需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调查，一份RMBS或者CDO在初次评级或每年持续观察所需的费用在3.5万美元/次到5万美元/次左右。
而这部分费用是由产品的发行人来支付的，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每发行一个产品，发行人需支付给评级机构的总报酬在5万美金到100万美金不等。
如果这个评级报告的价格是产品的消费者，即买方直接支付的话，将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从当前实际来看，评级机构主要采取的收费机制是向发行方收费。
随着评级对象的增多，三大评级机构先后采用了这种收费模式。
目前主要评级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发行方为评级所支付的费用。根据2002年11月21日美国证监会听证会的资料，穆迪公司收入的90％来自受评对象支付的评级费用，10％来自公司提供的研究和数据服务；惠誉公司的收入中同样90％左右来自发行方支付的费用，大约10％来自定购服务(subscription services)。
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这种冲突，在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曝光的穆迪员工与投行之间的邮件往来中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被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曝光邮件中，穆迪分析师在2006年4月份说，高盛就希望今天推向市场的一笔交易向我施加了严重压力。当时高盛要求这位分析师修改穆迪给出的评价，给出更为有利的说法。
2007年6月12日，穆迪分析师向美林银行人员表示：“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
后者随后回复称：“对于此交易更改后的收费明细，我们都可以接受。”
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有奶便是娘。
有毒资产带给评级机构的盛宴？
而相对应的，穆迪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质变，其 RMBS和CDO业务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48%来自结构金融产品。
穆迪转型的决定，是在穆迪原结构金融产品部主管克拉克森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不久做出的。这也是整个穆迪经营重心的一次“搬家”：结构性融资工具开始超越公司债券评级，转而成为穆迪的支柱产业。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穆迪和标普都创造了他们营业史上的新纪录。从2004年到2007年，标准普尔发出超过5700个RMBS交易和835个 CDO交易评级，其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2002年，标准普尔约为700个RMBS和 80个CDO进行评级，到2006年，穆迪进行评级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已超过1600 个RMBS和340个CDO的交易 。
在同一时期内，穆迪公司发布了近4000个RMBS评级和870个CDO评级，在2002年，穆迪为500个RMBS和45 个CDO做出评级，而到了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了1200个 RMBS和360个 CDO评级。
而相对应的，穆迪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质变，其 RMBS和CDO业务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
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48%来自结构金融产品。
这背后，正是结构金融领域的硝烟四起。90年代后期，随着结构金融领域的硝烟四起，穆迪的研发节奏大幅放缓，银行成为领跑者，穆迪和其同行成为了比较被动的参与方。在这个领域，穆迪一度在统计分析（分析事实）和随机分析（分析可能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跟不上银行设计的最新金融工程产品的步伐，这些新产品要求它们给予评级，评级机构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随着业务上的重心改变，公司的管理层也在发生变化，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逐渐掌握大权，原有的老强项——公司债券评级部门开始失势。结构金融产品部主管克拉克森开始掌握大权，起初这是个实验性的冷门业务领域，但是到1997年，克拉克森开始负责穆迪整个抵押债券部门。他曾在采访中指出：“如果穆迪想继续以全球顶级评级机构自居，那它就必须改造自己。我们属于服务业，我对此不感到遗憾。”
到2006年，克拉克森的团队已经飞速成长，他们产生的收入占到穆迪公司年度总收入的40%，其他所有业务部门都相形失色。
如果说结构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膨胀，与克拉克森的结构金融部门的崛起，确定了穆迪重心偏向于结构金融的路线，那么穆迪的上市则让公司在这一路线上快马加鞭起来。
2000年，穆迪从金融出版商邓白氏(Dun & Bradstreet)分拆出来，作为一家公众公司登陆股票市场。
而穆迪的股价在上市后四年中上涨了500%，而这期间整个市场却是在走下坡路。
2007年穆迪上交给美国证监会的财务报表显示，穆迪的CEO雷蒙德丹尼尔，在2007年获得880万美元，并获得股票期权奖项价值超过230万美元，穆迪结构金融产品部门的主管布赖恩克拉克森在2007年获得超过32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同期穆迪的管理层也得到了40万美元至50万美元的奖金与可观的股票期权。
穆迪的管理层们已经被这些诱人的奖金与期权所引导，与华尔街一同走入了结构性金融产品的深渊中。但谁也没想到，这些庞大的风险中的一角，最初是暴露在一个程序上的小BUG（缺陷）上的。
2006年8月，穆迪首次介入了CPDO （固定比例债务债券）的评级。该产品由荷兰银行设计，并被贝尔斯登的分析师称为“结构融资产品中的圣杯”。它给出的评级是AAA——最接近无风险的级别。标准普尔也给出了AAA评级。
CPDO产品没有抵押物支持，实际上是对数百家欧美公司信用所下赌注的集合。CPDO债券是穆迪所经手的产品中最有利可图的单个投资工具。
CPDO的缺陷比其他产品的评级程序缺陷多出不少，穆迪的一位分析师在2007年1月2日给整个团队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嗨，伙计们，新年好！我又找到了CPDO评级程序中的一个缺陷。”
此前的缺陷未对CPDO的评级造成大的影响，但不久之后发现的一个缺陷就不是这样了。穆迪用来运行其CPDO表现模拟软件的电脑代码出现了一个单独的小问题，但却让结果大相径庭。当这个错误得到纠正后，该CPDO的违约率急剧增加了。最后的结果表明，CPDO根本就不是AAA级的产品。初步得出的结果表明，上述错误可能使评级提高多达四个级别。
2008年7月，在此事被揭露后，穆迪不得不发布公开声明，承认自己在CPDO上所犯的错误，并指出此次所涉及错误评级债务证券规模达到了10亿美元。 穆迪还表示，其全球结构化融资业务的伦敦主管诺埃尔·基尔农将于月底离职。
而此时的市场状况已在步入了惨烈下跌的路径，CPDO被降级，据报道投资某些CPDO产品的投资者已损失高达60%的资本。
CPDO的命运与他曾经辉煌的兄弟们是一样的：那些曾经获得“投资级”评级的金融产品，在金融危机之后纷纷遭到降级。以穆迪为例，根据FCIC的报告，有价值两万五千亿美元的RMBS（住房抵押资产支持证券）被降级，同时被降级的CDO（担保债务权证）价值 5640亿美元。
而由穆迪评级的RMBS和CDO总价值分别为四万七千亿和736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按价值数额计算，被降级的RMBS比例超过一半，CDO则超过四分之三。
谁在大肆收买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不仅评级机构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做出更适合客户心意的评价，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氛围也造成了评级机购的越演越烈”。
“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不仅评级机构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做出更适合客户心意的评价，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氛围也造成了评级机购的越演越烈。”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这段评价，清晰地指出了评级机构“失去信用”的整个发展链条：评级机构已沦为被发行人挑选的商品。
而在今年4月份的一起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行，则是反映激烈采购评级机构的最好见证。
今年4月，位于美国加州的红木信托(Redwood Trust)房地产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红木信托“），以穆迪最高评级AAA标准顺利发行了至少2亿美元基于新建房屋住宅抵押贷款的MBS。
而值得注意的是，红木信托今年初曾联系过标普与穆迪两家评级机构，希望对其新推的MBS发行作出评级，最后获得这项评级业务的是穆迪。
此后，标准普尔在对这一债券公开发行发表的评论揭开了穆迪胜出的谜底，标普指出：这项交易“并不符合”他们的3A标准。
而红木信托和穆迪则做出回应，红木信托的CEO Brett Nicholas表示：“我们是想让标普参与这项交易，但该评级公司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而穆迪发言人则表示，根据危机后有所加强的标准，他们已经对这笔交易“进行了详尽的审核”，并最终给予最高的AAA评级。
类似红木信托的争议并不少见，之前提到的CPDO产品的穆迪首批评级公布两周后，未被邀请对任何CPDO产品进行评级的惠誉公司表示，它无法理解这样的评级是如何得出来的，它自己的模型对CPDO债券的评级仅是垃圾级之上而已。
2007年9月，穆迪公司CEO这样描述评级行业的竞争：“在2004和2005年间，我们的竞争对手，惠誉和标准普尔都疯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投资等级。”
美国证监会报告则指出：“ 最近几年信用评级机构所面临的潜在利益冲突有所增加，这是大型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扩张导致的竞争激烈化所造成的。”
政策庇护伞不再
既是市场的评判员，又是市场的利益分享者，穆迪等评级机构的这种特殊位置还得益于监管层的政策庇护。
美国的证监会规定，评级机构没有被监管义务。
2006年美国新颁布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规定，SEC无权干涉评级公司的决定，其监管目标集中在如何引入竞争，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财务报表和评级规则的管理。
同时，美国把“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列入NRSROs（“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 。NRSROs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地位，其规定凡参加的评级机构，投资者不但无权起诉，即使评估投资风险时犯错，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
美国政府及监管部门对NRSROs评级结果的日益倚重，使得证券发行人或投资者在发行、购买或持有相关证券时出于对监管目标的依靠，不得不考虑或受制于NRSROs评级。
“监管特许”加强了NRSROs的市场影响力，强化了其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凭借NRSROs的垄断地位及NRSROs评级的监管基准属性，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直接影响或决定相关证券发行人的融资机会及成本、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以及受监管实体的合规成本。
而许多国家在制定监管目标时，要求参考“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形成了NRSROs在美国国内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力量。
此外，虽无明确限制的法规条例，但美国监管当局一直严格“把关”，令外国信贷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处处碰壁。以2003年美国证监会的公开声明为例：“一些人相信由少数几个信用评级机构对行业长期独占是新进入者难以拓展业务的首要原因，还有一个事实是市场也许并不需要超过两个或三个评级机构的评级”。
日本最大评级机构R&I早于1998年起申请进入美国市场，但花了近10年才能够成功，但开展业务时仍受到许多不成文的规则限制。
但随着立法机关对评级机构的紧追不放，原来庇佑着三大巨头的政策大伞也突然收起了。
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通过议案，由美国证监会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
中介机构将研究以抽签或轮转等机制，向评级机构分派工作，亦会考虑过往表现良好的小型评级机构，在日后可获分配更多评级工作。
事实上，这避免了以往结构性产品发行商可以自行选择评级机构，同时由于“发行人支付模式”引发的利益冲突。
6月16日，参议院同时通过另一修订案，除去对“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s成员所获得特殊的保护。
同时，在美国评级市场准入层面也开始出现变化，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证监会加速批准了一些已经申请NRSRO多年，但一直未获得批准的信用评级机构，它们是伊根琼斯评级公司（Egan-Jones Rating，2007年12月）、雷斯金融公司（Lace Finance，2008年2月）和实点公司（Realpoint，2008年6月）。
伸向中国“评级之手”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曾指出，在中国目前的评级市场，已经被由美国公司控股、参股或者是合作的机构，占去80%的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评级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有一栋由四座呈矩阵式分布的矩形办公楼与圆形的中央入口大堂组合而成的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进入其中D座12层，就是国内评级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之一——中诚信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办公地点所在，而由钻石形玻璃穹顶的入口大堂进入大厦C座10层，可以发现穆迪北京办事处已安家其中。
两者的共同点不只是办公地址而已，查阅中诚信的董事会名单，可以发现，其董事会成员中，有四名皆是穆迪公司代表，其中包括穆迪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aymond W. McDaniel、穆迪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魏以诺和北京穆迪董事长、穆迪中国业务主管人叶敏等，其中叶敏出任中诚信的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这就是国内评级机构与国际三巨头之间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在信用评级市场上，目前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国内机构主要有五家，分别为中诚信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远东”）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
除大公国际外，另外4家信用评级公司均有外资信用评级公司参股，或与外资信用公司签署技术服务协议。2006年4月，穆迪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同年，新华财经公司以自然人代持方式持有上海远东50％的股权；2008年5月，惠誉宣布完成联合资信49%的股权收购；2008年8月6日，标普与新世纪签署技术服务协议，双方的合作领域包括培训、加强联合研究项目的合作以及分享信用评级技术。
在国内企业要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发行固定收益债券的话，国家规定必须进行评级，评级后的结果级别表示这些企业在债券到期后的偿付能力。
比如国家电网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就是由联合资信评级的，建设银行发行次级债也是由联合资信评级的，这两个企业都是最高等级AAA级，表明它们的抗风险能力最高，偿付能力最强。
而国内的债券评级市场目前并未向外资开放，外资只能曲线进入国内市场，以参股的方式进入。
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联合资信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09年国内的中期票据市场中，联合资信和中诚信两家评级机构在发行期数和发行主体数量的评级市场占有率较高，总共约占80%的市场份额，其中联合资信在发行期数和发行主体数量的评级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7.78%和32.2%，而中诚信则分别为42.05%和47.03%，大公则分别占11.65%和11.44%。
这表明，由外资参股的评级机构已占据了中国债券评级业务的大半壁江山。在去年底的一个信用评级论坛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曾指出，在中国目前的评级市场，已经被由美国公司控股、参股或者是合作的机构，占去80%的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评级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他遗憾地指出。
在监管层与金融市场动荡的双重压力下，三大巨头风光不再，但这也给一直受三大巨头压制发展的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带来了机会。
以大公国际为例，它曾筹备接近两年申请加入NRSROs皆被拒绝，随着美国监管层对评级行业准入的放开，以大公国际为代表的国内评级机构的发展空间也被打开。
但国内评级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发展的束缚。
首先，信用评级业的监管问题有待改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现在国内评级业的监管证监会有一块，人民银行有一块，发改委也有一块，现在多头监管，群龙无首。
事实上。由于不同类别的债券由不同部门监管，使得不同类别的债券评级业务的监管也分属于不同部门。其中公司债券评级业务由证监会监管；企业债券评级业务由发改委监管；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金融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业务由人民银行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的难度。
其次，穆迪等国际评级巨头走下神坛，也给国内评级机构以这样的警示：评级业的独立性与准确性才是行业立足之本。
国内评级机构有过评级失误的前车之鉴。曾经的五大评级机构之一的上海远东，就曾经因为信用评级失效而大受打击。2006年7月26日，上海远东发布，由于福禧投资无法提供必须的基础材料，此前给予该公司一年期短期融资券——“06福禧CP01”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暂时失效。这是自短期融资券发行以来，第一次出现发行企业的信用评级失效。而“06福禧CP01”信用等级降级事件导致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评级业务受到较大影响，逐渐淡出国内评级业务市场。
浮雕上由一英尺高的字母组成的铭文写着：“信用：人与人间的信心所系。”
这句话下面是引自南北战争前美国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话：“信用是现代商业系统中关乎生死存亡的氧气。它对一国致富的作用比全世界所有宝藏的作用还要大1000倍！”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
回溯历史，约翰·穆迪在1900年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1906年标准统计局成立，在1941年和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后成为今天的标准普尔。90年代，惠誉国际崛起，美国三大评级巨头格局终于成型。当下，评级成了任何金融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部分东西，每个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证券类产品，都必须经过评级机构出具的有效评级。
但是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氧气”，却在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以及评级行业自身的急速膨胀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步蒙尘。
6月22日穆迪评级风险部经理Bart Oosterveld表示，希腊重组债务是可以想象的，但可能性很小。穆迪于6月将希腊政府的主权评级从A3调降4个等级至Ba1，为垃圾级。今年以来，正是三大评级公司组成的联合方阵，将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步一步推向最终深渊。
而以穆迪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表现，也遭到了包括美国司法部、美国证监会、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以下简称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围剿。
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通过议案，由美国证交会（SEC）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这给以往自行选择评级机构的结构性产品发行商关上了大门。同时参议院通过另一修订案，除去对“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s（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成员所获得特殊的保护。2006年，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曾赋予NRSROs机构的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不受监管涉足的特殊地位，如今这一监管空白已被填补。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也在今年4月份发布了一份581页的调查报告，名为“华尔街与金融危机：评级机构的角色”，揭示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内部员工互动的内幕。
而穆迪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其股东利益追求也在侵蚀着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摩根士丹利位列穆迪的第六大股东，持有近950万股，市值约为2亿美元的穆迪股份，根据纳斯达克网站最新披露的信息，其股东中更不乏华尔街大型投行的身影，包括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高盛和美林等。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中倒下最快的那些大投行们给予三大巨头的报酬是相当丰厚的，根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结构性金融产品上面，美林给穆迪、标普和惠誉贡献了7690万、3127万和7727万美元的收入，而在穆迪的大客户里面，花旗、瑞银、高盛和德银等都贡献了近千万美元以上的收入。
对此，有评论指出，“操纵评级结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拥有一家评级机构”。
此外，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信用评级及相关资讯行业，也渗入了穆迪等三巨头的影子，四大信用评级公司中，除大公国际外，三家都是三大巨头的合资公司，分别为中诚信、联合、上海新世纪等三家。
然而但随着三大巨头“失去信用”，被越来越严厉的监管力度压得喘不过气来，国内信用评级市场将来的路也在何方呢？
警示危机还是制造危机？
Trieste大学的教授Mauro Bussani 在其研究成果《Credit Rating Agencies` Accountability.Short Notes on a Global Issue》中就指出，在希腊债务危机发展恶化的过程中，信用降级导致危机升级，危机升级又使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
今年以来，三大评级公司组成的联合方阵，正是用着这种炸弹般的威力，将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步一步推向最终深渊。
三大巨头中率先向希腊“发难”的首先是标准普尔。
2009年 12月，标普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一时间希腊国家上空风雨欲来。次日，惠誉国际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
14天后，穆迪则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巨头下调评级的目标。4月底，标准普尔将葡萄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降至A-。
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Aa2级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
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级，欧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和全球股市都出现了暴跌。
Trieste大学的教授Mauro Bussani 在其研究成果《Credit Rating Agencies` Accountability.Short Notes on a Global Issue》中就指出，在希腊债务危机发展恶化的过程中，信用降级导致危机升级，危机升级又使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么各家机构的评级是如何产生的呢？
穆迪的信用报告系统有着固定的模式。如果某家公司的债券被赋予AAA评级，那就意味着穆迪相信，贷款给这家公司后，你收回本息的概率非常高。概率越低，评级就越低——从AAA到AA到Ａ，然后就是Baa，最后是Caa到C级，穆迪在从Aa到Caa的各个基本等级后面加上修正数字1、2及3。低于Baa的评级被认为是“垃圾级”，或者说是高风险的评级。其他的评级公司的评级标准也与此类似。
而产品的评级从初次评级到评级观察期，都时刻变动着。
以穆迪中国网站披露的评级观名单为例，中新地产集团在2007年7月6日得到了第一次评级，当时的评级为(P)B1（（p）是穆迪对于某些地区的特别标准），至今中新地产经历了10次评级调整，其最新的评级是在2010年6月15日做出调整的，已经降至Caa3。
其中，初次评级是相当重要的，它直接影响每个产品的发行成功与否。“在发行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评价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和市场都非常看重他们的评价。”一家券商投行部的副总裁对记者表示。
穆迪评级流程解密
评级分析师们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他们很少做额外的信贷风险分析”，美国永久委员会的调查如此评价。
根据穆迪披露的公开信息，一个企业债券的初次评级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的程序。
首次评级的初次评级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作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
结束分析后，穆迪分析师会向穆迪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 穆迪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在首次为某机构评级时，主管分析师会在完成所有分析后召开一次评级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因素包括债务发行的规模、信用的复杂性及新工具的引进。
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
然而，这其中也有例外，穆迪透露，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
在授予及公布评级后，穆迪至少每年会与管理层会面一次，分析师会通过电子邮件及电话与发行人保持定期联络。在最初评级之后，穆迪会发布季度或年度报告，并据此及时的作出评级调整。以中新地产集团为例，其三年间的评级调整达到了10次。
而更为神秘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则与传统的企业债券评级有所不同。
根据美国永久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过程中，首先由发行商向评级机构提供相关的RMBS（住房抵押资产支持证券）和CDO（担保债务权证）的数据信息，包括相关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在内的资产池信息。
接下来则由评级机构分析师研究相关的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分析师们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他们很少做额外的信贷风险分析”，美国永久委员会的调查如此评价。
以RMBS证券的信用评级为例，在穆迪，其相应的分析模型被称为M3，在标普则被称为LEVELS。这两种模型都是基于大量按揭贷款的实际表现来收集数据，以做出预测。
对分析师来讲，对一笔新的交易进行评级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在电脑上打开穆迪的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一下，软件就会自动运行，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将每次得出的评级结果综合得出平均值，这样一个评级结果就产生了。
付钱的就是上帝？
在这些被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曝光邮件中，穆迪分析师在2006年4月份说，高盛就希望今天推向市场的一笔交易向我施加了严重压力。当时高盛要求这位分析师修改穆迪给出的评价，给出更为有利的说法。
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发行人和分析师的沟通会影响具体产品的评级过程。
在这背后，评级行业的“发行人支付模式”是受到最多质疑的。
要得到一份由穆迪出具的评级报告，所需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调查，一份RMBS或者CDO在初次评级或每年持续观察所需的费用在3.5万美元/次到5万美元/次左右。
而这部分费用是由产品的发行人来支付的，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每发行一个产品，发行人需支付给评级机构的总报酬在5万美金到100万美金不等。
如果这个评级报告的价格是产品的消费者，即买方直接支付的话，将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从当前实际来看，评级机构主要采取的收费机制是向发行方收费。
随着评级对象的增多，三大评级机构先后采用了这种收费模式。
目前主要评级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发行方为评级所支付的费用。根据2002年11月21日美国证监会听证会的资料，穆迪公司收入的90％来自受评对象支付的评级费用，10％来自公司提供的研究和数据服务；惠誉公司的收入中同样90％左右来自发行方支付的费用，大约10％来自定购服务(subscription services)。
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这种冲突，在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曝光的穆迪员工与投行之间的邮件往来中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被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曝光邮件中，穆迪分析师在2006年4月份说，高盛就希望今天推向市场的一笔交易向我施加了严重压力。当时高盛要求这位分析师修改穆迪给出的评价，给出更为有利的说法。
2007年6月12日，穆迪分析师向美林银行人员表示：“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
后者随后回复称：“对于此交易更改后的收费明细，我们都可以接受。”
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有奶便是娘。
有毒资产带给评级机构的盛宴？
而相对应的，穆迪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质变，其 RMBS和CDO业务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48%来自结构金融产品。
穆迪转型的决定，是在穆迪原结构金融产品部主管克拉克森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不久做出的。这也是整个穆迪经营重心的一次“搬家”：结构性融资工具开始超越公司债券评级，转而成为穆迪的支柱产业。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穆迪和标普都创造了他们营业史上的新纪录。从2004年到2007年，标准普尔发出超过5700个RMBS交易和835个 CDO交易评级，其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2002年，标准普尔约为700个RMBS和 80个CDO进行评级，到2006年，穆迪进行评级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已超过1600 个RMBS和340个CDO的交易 。
在同一时期内，穆迪公司发布了近4000个RMBS评级和870个CDO评级，在2002年，穆迪为500个RMBS和45 个CDO做出评级，而到了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了1200个 RMBS和360个 CDO评级。
而相对应的，穆迪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质变，其 RMBS和CDO业务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
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48%来自结构金融产品。
这背后，正是结构金融领域的硝烟四起。90年代后期，随着结构金融领域的硝烟四起，穆迪的研发节奏大幅放缓，银行成为领跑者，穆迪和其同行成为了比较被动的参与方。在这个领域，穆迪一度在统计分析（分析事实）和随机分析（分析可能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跟不上银行设计的最新金融工程产品的步伐，这些新产品要求它们给予评级，评级机构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随着业务上的重心改变，公司的管理层也在发生变化，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逐渐掌握大权，原有的老强项——公司债券评级部门开始失势。结构金融产品部主管克拉克森开始掌握大权，起初这是个实验性的冷门业务领域，但是到1997年，克拉克森开始负责穆迪整个抵押债券部门。他曾在采访中指出：“如果穆迪想继续以全球顶级评级机构自居，那它就必须改造自己。我们属于服务业，我对此不感到遗憾。”
到2006年，克拉克森的团队已经飞速成长，他们产生的收入占到穆迪公司年度总收入的40%，其他所有业务部门都相形失色。
如果说结构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膨胀，与克拉克森的结构金融部门的崛起，确定了穆迪重心偏向于结构金融的路线，那么穆迪的上市则让公司在这一路线上快马加鞭起来。
2000年，穆迪从金融出版商邓白氏(Dun & Bradstreet)分拆出来，作为一家公众公司登陆股票市场。
而穆迪的股价在上市后四年中上涨了500%，而这期间整个市场却是在走下坡路。
2007年穆迪上交给美国证监会的财务报表显示，穆迪的CEO雷蒙德丹尼尔，在2007年获得880万美元，并获得股票期权奖项价值超过230万美元，穆迪结构金融产品部门的主管布赖恩克拉克森在2007年获得超过32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同期穆迪的管理层也得到了40万美元至50万美元的奖金与可观的股票期权。
穆迪的管理层们已经被这些诱人的奖金与期权所引导，与华尔街一同走入了结构性金融产品的深渊中。但谁也没想到，这些庞大的风险中的一角，最初是暴露在一个程序上的小BUG（缺陷）上的。
2006年8月，穆迪首次介入了CPDO （固定比例债务债券）的评级。该产品由荷兰银行设计，并被贝尔斯登的分析师称为“结构融资产品中的圣杯”。它给出的评级是AAA——最接近无风险的级别。标准普尔也给出了AAA评级。
CPDO产品没有抵押物支持，实际上是对数百家欧美公司信用所下赌注的集合。CPDO债券是穆迪所经手的产品中最有利可图的单个投资工具。
CPDO的缺陷比其他产品的评级程序缺陷多出不少，穆迪的一位分析师在2007年1月2日给整个团队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嗨，伙计们，新年好！我又找到了CPDO评级程序中的一个缺陷。”
此前的缺陷未对CPDO的评级造成大的影响，但不久之后发现的一个缺陷就不是这样了。穆迪用来运行其CPDO表现模拟软件的电脑代码出现了一个单独的小问题，但却让结果大相径庭。当这个错误得到纠正后，该CPDO的违约率急剧增加了。最后的结果表明，CPDO根本就不是AAA级的产品。初步得出的结果表明，上述错误可能使评级提高多达四个级别。
2008年7月，在此事被揭露后，穆迪不得不发布公开声明，承认自己在CPDO上所犯的错误，并指出此次所涉及错误评级债务证券规模达到了10亿美元。 穆迪还表示，其全球结构化融资业务的伦敦主管诺埃尔·基尔农将于月底离职。
而此时的市场状况已在步入了惨烈下跌的路径，CPDO被降级，据报道投资某些CPDO产品的投资者已损失高达60%的资本。
CPDO的命运与他曾经辉煌的兄弟们是一样的：那些曾经获得“投资级”评级的金融产品，在金融危机之后纷纷遭到降级。以穆迪为例，根据FCIC的报告，有价值两万五千亿美元的RMBS（住房抵押资产支持证券）被降级，同时被降级的CDO（担保债务权证）价值 5640亿美元。
而由穆迪评级的RMBS和CDO总价值分别为四万七千亿和736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按价值数额计算，被降级的RMBS比例超过一半，CDO则超过四分之三。
谁在大肆收买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不仅评级机构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做出更适合客户心意的评价，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氛围也造成了评级机购的越演越烈”。
“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不仅评级机构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做出更适合客户心意的评价，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氛围也造成了评级机购的越演越烈。”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这段评价，清晰地指出了评级机构“失去信用”的整个发展链条：评级机构已沦为被发行人挑选的商品。
而在今年4月份的一起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行，则是反映激烈采购评级机构的最好见证。
今年4月，位于美国加州的红木信托(Redwood Trust)房地产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红木信托“），以穆迪最高评级AAA标准顺利发行了至少2亿美元基于新建房屋住宅抵押贷款的MBS。
而值得注意的是，红木信托今年初曾联系过标普与穆迪两家评级机构，希望对其新推的MBS发行作出评级，最后获得这项评级业务的是穆迪。
此后，标准普尔在对这一债券公开发行发表的评论揭开了穆迪胜出的谜底，标普指出：这项交易“并不符合”他们的3A标准。
而红木信托和穆迪则做出回应，红木信托的CEO Brett Nicholas表示：“我们是想让标普参与这项交易，但该评级公司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而穆迪发言人则表示，根据危机后有所加强的标准，他们已经对这笔交易“进行了详尽的审核”，并最终给予最高的AAA评级。
类似红木信托的争议并不少见，之前提到的CPDO产品的穆迪首批评级公布两周后，未被邀请对任何CPDO产品进行评级的惠誉公司表示，它无法理解这样的评级是如何得出来的，它自己的模型对CPDO债券的评级仅是垃圾级之上而已。
2007年9月，穆迪公司CEO这样描述评级行业的竞争：“在2004和2005年间，我们的竞争对手，惠誉和标准普尔都疯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投资等级。”
美国证监会报告则指出：“ 最近几年信用评级机构所面临的潜在利益冲突有所增加，这是大型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扩张导致的竞争激烈化所造成的。”
政策庇护伞不再
既是市场的评判员，又是市场的利益分享者，穆迪等评级机构的这种特殊位置还得益于监管层的政策庇护。
美国的证监会规定，评级机构没有被监管义务。
2006年美国新颁布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规定，SEC无权干涉评级公司的决定，其监管目标集中在如何引入竞争，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财务报表和评级规则的管理。
同时，美国把“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列入NRSROs（“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 。NRSROs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地位，其规定凡参加的评级机构，投资者不但无权起诉，即使评估投资风险时犯错，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
美国政府及监管部门对NRSROs评级结果的日益倚重，使得证券发行人或投资者在发行、购买或持有相关证券时出于对监管目标的依靠，不得不考虑或受制于NRSROs评级。
“监管特许”加强了NRSROs的市场影响力，强化了其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凭借NRSROs的垄断地位及NRSROs评级的监管基准属性，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直接影响或决定相关证券发行人的融资机会及成本、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以及受监管实体的合规成本。
而许多国家在制定监管目标时，要求参考“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形成了NRSROs在美国国内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力量。
此外，虽无明确限制的法规条例，但美国监管当局一直严格“把关”，令外国信贷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处处碰壁。以2003年美国证监会的公开声明为例：“一些人相信由少数几个信用评级机构对行业长期独占是新进入者难以拓展业务的首要原因，还有一个事实是市场也许并不需要超过两个或三个评级机构的评级”。
日本最大评级机构R&I早于1998年起申请进入美国市场，但花了近10年才能够成功，但开展业务时仍受到许多不成文的规则限制。
但随着立法机关对评级机构的紧追不放，原来庇佑着三大巨头的政策大伞也突然收起了。
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通过议案，由美国证监会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
中介机构将研究以抽签或轮转等机制，向评级机构分派工作，亦会考虑过往表现良好的小型评级机构，在日后可获分配更多评级工作。
事实上，这避免了以往结构性产品发行商可以自行选择评级机构，同时由于“发行人支付模式”引发的利益冲突。
6月16日，参议院同时通过另一修订案，除去对“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s成员所获得特殊的保护。
同时，在美国评级市场准入层面也开始出现变化，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证监会加速批准了一些已经申请NRSRO多年，但一直未获得批准的信用评级机构，它们是伊根琼斯评级公司（Egan-Jones Rating，2007年12月）、雷斯金融公司（Lace Finance，2008年2月）和实点公司（Realpoint，2008年6月）。
伸向中国“评级之手”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曾指出，在中国目前的评级市场，已经被由美国公司控股、参股或者是合作的机构，占去80%的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评级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有一栋由四座呈矩阵式分布的矩形办公楼与圆形的中央入口大堂组合而成的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进入其中D座12层，就是国内评级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之一——中诚信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办公地点所在，而由钻石形玻璃穹顶的入口大堂进入大厦C座10层，可以发现穆迪北京办事处已安家其中。
两者的共同点不只是办公地址而已，查阅中诚信的董事会名单，可以发现，其董事会成员中，有四名皆是穆迪公司代表，其中包括穆迪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aymond W. McDaniel、穆迪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魏以诺和北京穆迪董事长、穆迪中国业务主管人叶敏等，其中叶敏出任中诚信的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这就是国内评级机构与国际三巨头之间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在信用评级市场上，目前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国内机构主要有五家，分别为中诚信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远东”）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
除大公国际外，另外4家信用评级公司均有外资信用评级公司参股，或与外资信用公司签署技术服务协议。2006年4月，穆迪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同年，新华财经公司以自然人代持方式持有上海远东50％的股权；2008年5月，惠誉宣布完成联合资信49%的股权收购；2008年8月6日，标普与新世纪签署技术服务协议，双方的合作领域包括培训、加强联合研究项目的合作以及分享信用评级技术。
在国内企业要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发行固定收益债券的话，国家规定必须进行评级，评级后的结果级别表示这些企业在债券到期后的偿付能力。
比如国家电网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就是由联合资信评级的，建设银行发行次级债也是由联合资信评级的，这两个企业都是最高等级AAA级，表明它们的抗风险能力最高，偿付能力最强。
而国内的债券评级市场目前并未向外资开放，外资只能曲线进入国内市场，以参股的方式进入。
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联合资信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09年国内的中期票据市场中，联合资信和中诚信两家评级机构在发行期数和发行主体数量的评级市场占有率较高，总共约占80%的市场份额，其中联合资信在发行期数和发行主体数量的评级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7.78%和32.2%，而中诚信则分别为42.05%和47.03%，大公则分别占11.65%和11.44%。
这表明，由外资参股的评级机构已占据了中国债券评级业务的大半壁江山。在去年底的一个信用评级论坛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曾指出，在中国目前的评级市场，已经被由美国公司控股、参股或者是合作的机构，占去80%的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评级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他遗憾地指出。
在监管层与金融市场动荡的双重压力下，三大巨头风光不再，但这也给一直受三大巨头压制发展的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带来了机会。
以大公国际为例，它曾筹备接近两年申请加入NRSROs皆被拒绝，随着美国监管层对评级行业准入的放开，以大公国际为代表的国内评级机构的发展空间也被打开。
但国内评级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发展的束缚。
首先，信用评级业的监管问题有待改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现在国内评级业的监管证监会有一块，人民银行有一块，发改委也有一块，现在多头监管，群龙无首。
事实上。由于不同类别的债券由不同部门监管，使得不同类别的债券评级业务的监管也分属于不同部门。其中公司债券评级业务由证监会监管；企业债券评级业务由发改委监管；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金融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业务由人民银行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的难度。
其次，穆迪等国际评级巨头走下神坛，也给国内评级机构以这样的警示：评级业的独立性与准确性才是行业立足之本。
国内评级机构有过评级失误的前车之鉴。曾经的五大评级机构之一的上海远东，就曾经因为信用评级失效而大受打击。2006年7月26日，上海远东发布，由于福禧投资无法提供必须的基础材料，此前给予该公司一年期短期融资券——“06福禧CP01”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暂时失效。这是自短期融资券发行以来，第一次出现发行企业的信用评级失效。而“06福禧CP01”信用等级降级事件导致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评级业务受到较大影响，逐渐淡出国内评级业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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