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蝴蝶轻轻地摇了一下翅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就爆发了金融海啸——这就是近几年美国财经媒体持续热炒的话题。本次金融危机明明是源于房地产泡沫和以利润为导向的高杠杆投资，源于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失水准的金融监管，却偏偏有人将责任推给遥远的中国，说是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和贸易顺差过多压低了美国的长期贷款利率，侵占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

汇率并非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而人民币汇率目前已经接近均衡水平。

购买力平价测算不能当依据

有些经济学家和美国投资银行家不断发出人民币被低估的声音。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按购买力平价来测算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

这不值得一驳，因为购买力平价的假设条件在中国已大打折扣。比如，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同质同价或一价定律，在中国就不是那么回事。

在一些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增长的情况下，企业所获得的生产要素均有明显的价格优惠，企业的排污成本、治污成本、安全生产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都被人为压低，这与欧美国家显然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物价统计体系也成问题：包括食品价格占CPI的比重偏高，隐性的教育、医疗开支未被计算在内，不断疯涨的房价基本未反映在价格指数内等。比如在初中、小学阶段，虽然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城里家长在赞助费及课外培训费上的投入都很大；农村家长因村落空巢化、学生集中到城镇上学而付出的食宿费也已达到农业家庭的支出极限。而房价疯涨已大幅推高租金及其他商业成本，目前已成为东南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制造业的最大障碍。

据美国《商业周刊》去年的调查，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成本比美国要低22%，但到2008年底已收窄至只剩下5.5%；其主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21%以及房价、地价持续疯涨。在2006年8月之后，美国的房价一直在下跌，甚至跌出了波及世界的金融海啸，但中国房价却处于泡沫不断扩大的状态。中国的实际物价涨幅也远高于美国。如果把近几年成本上升和房价涨幅计算在内，人民币目前实际上已很接近均衡汇率水平。

此外，购买力平价理论既不考虑对汇率预期的影响，也不考虑汇率对物价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2005年汇改以后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因素。由于升值本身产生了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因此大量热钱持续涌入中国，导致流动性一直泛滥成灾，并对房价及物价上涨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购买力平价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连著名的经济学家巴拉萨都认为：两国间的差距如贸易商品的生产率、工资、服务价格等越大，相应的购买力平价和均衡汇率的差距也就越大，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能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比如中美两个差异比较大的国家)。

贸易顺差不反映汇率低估

另外，不少人认为贸易顺差的持续说明了汇率偏离均衡值，被低估。实际上，从2005~2008年汇改实践看，从顺差产生原因以及升值会进一步扩大顺差规模的后果看，这一依据已不值得一驳。

中国外贸顺差既是外国企业将生产线大量移入中国的结果，更是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被不合理压低的结果，包括企业在环保、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太少，在知识产权方面大都没有付出代价；稀少、宝贵的土地资源被作为优惠手段去吸引外资，以致企业的厂房建设成本普遍都很低；人为压低工业使用的水、电、煤、油价格，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明显被扭曲；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约1.3亿农民工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水平长期以来一直比较低，与其劳动付出很不相称，以致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所有这些招致贸易顺差的因素，都与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或高估毫无关系。如果以加工贸易为主以及由外资主导的贸易格局不变，如果企业原应承担的生产成本仍被不合理地外部化、社会化，如果广大农民工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月收入水平仍只有一、二千元，即使人民币对美元狂升至1：1，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仍然会有增无减。

与贸易失衡根源相关，在产业工人收入水平比较低，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预期开支又较多的情况下，基层民众的储蓄动机自然比较强烈；在企业生产成本被外部化、工人待遇偏低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空间自然会比较大，相应地企业所掌握的储蓄余额自然就越来越大。

以上两者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尤其以企业及企业主的储蓄率为最甚。在房地产呈泡沫化状态下，城市居民的财富大量向房地产企业、银行和地方财政转移，进一步推高了地方政府、房企及其高管的储蓄率。

要想促进内需、逐步降低储蓄率，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深层次问题，而不是头脑发昏、错用升值的手段。日本的经历和中国上次汇改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币升值只会妨碍以上问题的解决，只会急剧放大贸易及国际收支顺差，只会衍生出节节上升的升值预期并吸引国际热钱持续大量地涌入中国。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一看到贸易顺差多就认定人民币值已被低估，一看到储蓄率偏高就想当然地认为基层民众的消费潜力很大。

汇率的选择权

首先，汇率是一个主权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实行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汇率制度。美国在经济崛起阶段曾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日德崛起后又不断诱导美元持续贬值。在中国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当选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

其次，IMF规定成员国可以自行选择浮动或固定汇率制度。目前在世界各国中，实行固定汇率的超过了50%，实行浮动汇率的也有近半国家只是进行有管理的浮动。在1996年汇改时，中国推出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施该制度的过程中，IMF在第四条款磋商中从未质疑过中国的汇率政策。一旦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明朗化之后重回该政策，并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关国家就不应只质疑中国的汇率制度而不批评世界上多数国家类似的汇率政策(中国应回到上下浮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但绝不应再像2005~2008年那样实施人民币单边渐进升值的政策)。

第三，即使在峰高浪急的金融海啸中，中国也只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既没有刻意贬值，也从未损人利己地贬值。与危机中一些国家纷纷采用贬值手段相比，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负责任的，并没有操纵汇率的嫌疑。

第四，如前所述，中国贸易顺差较多是外国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及收入分配不合理、企业生产成本被外部化和社会化的结果。人民币升值根本无法解决以大量进口和出口为特点的加工贸易所带来的顺差较多的问题，根本无法改变中国对外贸易由外资或加工贸易主导的局面。与此相反，逐步理顺土地、煤、电、水、油等资源价格，加强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护和社会保障工作，建立正常的薪酬增长机制，提高基层产业工人尤其是广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比如在大幅削减金融业高管收入的同时，针对基层民众尤其是产业工人推出类似于60年代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于落实内需发展战略，还可以明显减少顺差，减少中国在外汇资产方面对美国日益加深的依赖程度。

有些学者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硬说人民币应当一次性升值10%而且早升值比晚升值好。还有人认为中国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人民币大幅升值及成本上升之后制造业可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却偏偏忽视了运输成本的急增，偏偏忘记了升值对一般贸易出口成本推动的普遍性和以及对流动性影响的无地域性。

凡此种种都让人们觉得，国内有人在有意无意地配合美国热炒人民币被低估的话题。这也难怪美国有官员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是你们自己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