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呈阶段性特征

应该看到，2000~2007年全球碳排放增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其中增量的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凭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势，碳排放量呈基本稳定状况，但是其继续减排难度很大。

具体就我国的实际而言，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及城市化、从低收入转入中等收入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我国的电力产业呈现两大基本特征。

其一是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和电力刚性需求。截至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5.6%，2020年这一比率有望达到62%左右。按照这一比率，我国城市人口将净增3亿人左右。从能源消费角度而言，我国可能面临“重建一个美国”这样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耗量。此外，城市化进程将产生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需求，而因城市化所产生的就业需求也要求产业发展将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生产低端、高耗能产品的位置。

其二是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预计到2020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率仍将达到64.9%左右，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16%。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在未来十年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都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而较高的煤炭消费则意味着较高的碳排放。

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如高耗能、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增长，重工化经济结构，能源效率较低等问题都密切关注并提出批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上述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基本特征，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纵观历史，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不需要减排，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才更加要求我们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我国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此举标志着我国将面临低碳转型。特别是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碳排放量对于今后的中国而言将成为约束条件，这也要求中国加快向低碳战略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与发达国家承诺的目标不同，我国的碳减排目标是以保证现阶段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此前各方对于中国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上述目标持怀疑态度。对此笔者认为，倘若我国在2005~2010年即“十一五”阶段使GDP能源强度下降20%，碳强度下降20%，并在十年间保证相同的下降幅度，上述指标完全有可能顺利实现，但前提是我国在今年实现 “十一五”规划中要求的各项减排指标。

中国式低碳转型

笔者认为我国低碳转型战略应实施以“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继续寻找石油替代，保障能源安全”战略。围绕此战略，我国电力战略可有效进行四方面调整。

第一，将节能作为约束条件。以往节能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约束，至少还尚未进入到公式：电力需求量=电力供给量+节能量，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对于电力供应量或对节能的投入的最优选择，这将改变以往仅仅通过依靠电力供给来考虑满足电力需求的做法。

第二，不同的电力结构有与之相应的能源成本，其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将涉及政府的政策选择，即政府选择可以接受的二氧化碳约束下的电力结构。

第三，保证能源安全、低碳的电力多元化。我国应将能源多元化和清洁能源发展作为能源安全的一部分，其政策含义是对我国能源安全更为广义的界定，包括在稳定能源价格的前提下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降低对其他国家的能源依赖。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预测，截至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交通，所以发展电动汽车将成为降低石油依存度的有效手段。

第四，行业战略规划必须站在整体能源的高度。目前我国各部门均独立进行行业规划，这种局面在未来有待改善，因为能源在不同种类之间可以实现替代，而当能源价格足够高或者当能源价格逐渐走高的时候，这种替代可能性越大，这将使所有的能源价格捆绑在一起。因此，从能源价格的关联性角度而言，任何一个行业在做能源规划的时候，都必须兼顾其他行业的能源规划。

低碳转型：第二次经济全球化

以往经济全球化通过贸易和投资把全球经济绑在一起，各国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各取所需，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在开放性国际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以“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污染产品，在高收入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基本如此，而转移污染排放的可行性在于污染物的影响是当地的。

但是低碳时代的到来将扭转这一局面，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哪个国家的排放是没有区别的，低碳全球化将通过低碳减排考虑，将所有的国家都绑在一起，也使得发达国家的发展必须同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发展方式。

倘若如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求既定，某种产品要么本国生产，要么其他国家生产，在本国生产排放比较少，交给其他国家生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能源效率低，排放量可能比较大，也就是说，低碳的全球化可能影响未来全球的贸易格局，并同时意味着未来低碳将成贸易保护主义新旗号。

因此，低碳全球化的基础是二氧化碳是全球性影响，必须由全球共同应对。对此，笔者认为，未来发达国家有可能采取三种对策，一是通过技术和资金援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效率，减少排放，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做法；二是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三是对发展中国家比较不利的做法，即发达国家通过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这三种做法，在不同的时间段有可能是以一种做法为主；而最终可能是三种同时出现，而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则变得尤为关键。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