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不断更新的低碳新政，逐渐响亮的学者派声音，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让我们感觉到，碳税——这个在去年还似空中楼阁的新 税种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大家关于碳税的各种提问，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基本上是研究的工作已经做完，我们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征收 碳税。”在碳税时间表的问题上，近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等多位著名学者高调表态。

　　作为《“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的顾问，他们的声音被普遍认为是“碳税”到来的信号。

　　本报记者专访了姜克隽及相关专家学者，详细解读《研究报告》内容及碳税实施的具体问题。

　　征收时间：

　　希望在“十二五”期间

　　对于碳税开始征收的时间，此前有不少媒体报道可能将在2012年，但姜克隽却未对这一时间表做出肯定。

　　“目前政府仍然未对开征碳税的期限做出明确表态，我们也很难判断，我只能说目前我们征收碳税的外部环境已经很好了，希望碳税能够在‘十二五’期 间开征。”姜克隽说。

　　姜克隽介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调研报告分析了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 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并具体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

　　对于这一计划，社会上的看法并不统一。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张德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短期内我国并不具备征收碳税的成熟条件。

　　“从税收的原理来看，理想状态下，合理的税收并不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正常经济活动，”张德勇介绍，除了增加政府收入功能以外，税收还具有调节收入 分配、调节贫富、合理调动社会资源等功能。所以看待税收不应该仅从收入的角度看，也要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待。

　　张德勇认为，虽然我国经济和技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但是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木桶原理”。如果我国和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内仍 然保持良好较快的发展速度，则“十二五”期间征收碳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但是一旦全球经济再次出现危机，这一计划可能放缓。

　　“影响木桶中水量的往往是最短的那块木板，就我国而言，虽然有着一大批成熟企业，但是相对落后的企业仍然在经济增长和确保就业的贡献中占有较大 比例，如果政策过于激进，这一方面难以平衡。”张德勇说。

　　征收方式：

　　以企业燃烧排放二氧化碳为依据

　　碳税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依据，即使是只对企业征收，那么是否人的呼吸也要计入企业的排放？

　　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拟定的调研报告中，对于税种实施方式总共提出了三种方案，首先是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作为计税依据，在现行资源税和消费税基 础上进行加征，第二种方案是在资源税、消费税和环境税之外单独开征碳税，第三种是将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个税目征收。

　　姜克隽介绍，从国际上看，能源税和燃油税都是作为消费税直接对消费者征收的，比如在加油站直接对消费者征收燃油税。但是在中国无法使用这种方 式，因为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远比发达国家低，在加油站出售的汽油和柴油只占一半左右。而且作假和偷税漏税的问题难以监控。

　　苏明介绍，我国现阶段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可确定为：在生产、经营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 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

　　碳税税率形式与计税依据密切相关，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且二氧化碳排放对生态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价值量无关，因 此，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即采用定额税率形式。

　　“一种新税开征一定要考虑成本，需要考虑征收以后企业需要多去多少次税务局，税务局需要为此增加多少人员来处理碳税和能源税的问题，” 姜克隽 说：“所以我们必须制定一种最便于操作的方式。”

　　姜克隽说，碳税与能源税的区别在于，能源税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所含的能量来征收，而碳税是以这些能源燃烧之后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作为依 据。

　　起始税额：

　　每吨二氧化碳10-20元

　　碳税来了，这个话题一直令生产企业和公众感到惶恐。对于企业来说，碳税究竟能增加多少生产成本，对于个人来说，征收碳税是否意味着物价上涨？姜 克隽认为，由于起征税点较低，不会对企业和个人造成明显的负担。

　　姜克隽介绍，欧洲目前现行的碳税是200-300元每吨，折合算下来每吨煤的成本提高400-600元。如果初期采用这个价格，就会明显影响到 经济发展和国家的产业结构。所以在拟定《研究报告》之初，已考虑到影响经济的问题和企业适应能力的问题，税额可能会定在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作为 尝试，而后根据企业适应能力逐步提高。

　　具体而言，每消耗1吨标准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约为1.9吨，等于把煤价提高30-40元，按照现行的煤价来计算，征税所造成的煤价上涨为3至5 个百分点。

　　煤炭涨价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电价上涨。据统计，中国电力现有装机总量中，火电比重达到80%，各类型火电厂使用的主要燃料是煤，而煤在发电成 本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0%-70%。

　　如果以上所有条件到征收碳税时不发生变化，经过简单的乘法计算，这一税额造成的电价上涨为1.5%左右。

　　而环保部规划院课题组则建议，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20元，到2020年可以征收50元/吨。具体而言，煤炭(每吨)、石油(每吨)、天然气 (每立方米)分别征收11元、17元、12元的碳税。

　　“从源头上，这一税额将直接对化石能源企业征收，而后这个成本会传递给消费者，体现形式上还是消费税。”姜克隽说：“征税的直接目的是改变大家 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收入归属：

　　中央地方“三七分账”

　　对于碳税的归属，《研究报告》建议，碳税的收入归属上有三种选择，即地方税、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一般而言，根据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标 准，地方税应该是具有非流动性且分布较均匀、不具有再分配和宏观调控性质、税负难以转嫁性质的税种。而碳税对整个宏观经济、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还涉及一 个国际协调的问题。

　　苏明介绍，从这个角度看，碳税不宜作为地方税，作为中央税更为合适。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地方税税收收入过低，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议将碳 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为7：3。

　　《研究报告》称，由中央财政集中碳税收入用于支持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新能源技术开发以及其他节能事业的发展。还需要建立规范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考虑低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平衡地区间减排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格局。

　　《研究报告》对于碳税收入应该采用以下使用内容和方式：一是用于重点行业的退税优惠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等方面；二是可以建立国家专项基金，专 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效率、研究节能新技术、新能源技术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实施植树造林等工程项目以及加强有关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促 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三是在具体使用方式上，应该更多地采用财政贴息等间接优惠方式，而较少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更好地发挥碳税的作用。

　　对话

　　“用外部环境促使企业成熟”

　　——本报专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

　　碳税对于我国非常必要

　　北京商报记者(以下简称“北京商报”)：有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的阴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姜克隽(以下简称“姜”)：近期有很多人对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报告提出了质疑，但是截至目前，该报告的绝大部分研究是没 有被推翻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我们全人类需要对避免这个变化而做出努力，这个论调一点都没有变。

　　2007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了14.2%，但是增长过程中产生了环境问题、健康问题。作为一个睿智的政府，需要很好地平衡发展和环境之 间的关系。

　　局域污染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每天跟数字打交道你就会觉得很严重，每天吃的东西里面有多少汞，每天呼吸的空气中有多少PM2.5(可 吸收颗粒物)。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环境健康标准，目前我们的现状与此差距较大。

　　“从这个角度上说，这已经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问题。”

　　北京商报：您认为是什么变化致使碳税的声音越来越大？

　　姜：曾经有一度，就是我们做能源税和燃油税的时候，连对低碳发展的认识还都不统一，所以说一谈到碳税就比较慎重。2007年我也曾对媒体说过， 近一段时间可能不会实施碳税。

　　但是现在环境不一样了，我们国家对于二氧化碳排放越来越重视。原来中国并没有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中国承诺了二氧化碳 排放的责任。中国也把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纳入了“‘十二五’规划”。从政策需求方面，对于一些新的政策包括碳税也提出了需求。

　　北京商报：气候问题自然不可避免，但是征收碳税短期内对于全国经济是否会产生影响？对于国内企业将意味着什么？

　　姜：我们制定碳税之初，并不想对中国的民营企业产生太直接的影响，而是希望通过一种长期的手段进行调整，使这部分企业能够更具竞争性。所以我们 也在建议国家财政部尽早公布碳税的具体措施。给企业足够的时间，或者将企业改造的更加节能，或者改变投资方向。

　　按照目前计划的10-20元税率，现在很难说有多少企业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更不会出现转型倒闭等现象，只能说一部分耗能较高的企业的增加值会明 显下降。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这个税率可能会使年增长率下降2%-3%。

　　北京商报：既然还是有影响，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实施碳税？或者说除了气候问题，您认为我国实施碳税还有何必要性？

　　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出于我们国家节能减排的需求。回顾“十一五”期间，我们做节能减排做的很累。这一期间内，我们节能减排大部分还是以行政 的手段来实现，下达减排指标，由地区或者行业来分解。

　　前一段时间的经验证明，靠行政手段和国家政令来调整经济结构效果比较有限。但是税收能够非常好地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向合理化。

　　另一方面，从淘汰落后产能的角度看，碳税会导致价格上升，价格的上升会致使消费量的减少，在产能过剩、需求下降的情况下，碳税增加的生产成本可 以避免一部分企业盲目扩大产能，也可以使那些产能落后的企业负担更重而被市场淘汰。

　　碳税直接影响的就是那些高耗能工业，必然引起高耗能的萎缩。过去我们曾经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高耗能问题，现在好了，税收是很好的政策信号，可 以达到控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

　　北京商报：对于碳税，社会上普遍担心，认为新税种会增加民众的生活负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征收碳税不会导致明显的物价上涨或所谓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总体上来说，税收可以用于补贴民生和进行宏观调控，如果假 定其他的变量条件不变，合理的税收和设立良好的税收体系可能会导致其他的物价下降。政府可以对民生领域给予补贴。

　　比如，农村要修路，这一成本如果由农村承担，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涨价，但是国家给予补贴以后，农村和农民的负担下降，农产品的价格就会降低。

　　碳税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能力

　　北京商报：在节能减排的方式上，业界曾经提出过两个方式，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碳税开始大范围宣传以后，有媒体就报道说中国放弃了碳排放权交 易。您认为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在选择中是如何权衡的？

　　姜：这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并不是二选其一的关系。碳排放权交易必须给碳定价，而碳税就是一个碳定价模式。只有当碳税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企业 才会权衡，是在市场上购买排放权还是选择交税。

　　排放权贸易的实施尚存在较为复杂的先决条件，比如信息的披露。必须做到绝大部分企业都有信息报告制度，通过科学测量并公开碳排放量。也正是因 此，碳税在短期内比碳排放权交易更容易操作。

　　北京商报：普遍认为，节能减排将影响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节能减排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

　　姜：我们认为中国并不是被动跟随着发达国家实施低碳经济，而是低碳经济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它可以把中国经济提升到发达国家的范 围里。

　　因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原来已有的技术，特别是高精尖的技术，如航天技术、高精尖技术等基本已经被发达国家瓜分了，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已经掌握在 发达国家手中。

　　但现在的机遇是，气候变化对于技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需求。像电动汽车，原来发达国家已基本放弃了有关研究，而气候变化使各国对于电动汽车的研究 又重新启动。在类似的这些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直接缩短。在这些新的需求方面，发达国家并没有形成很明显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所以发展低碳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北京商报：碳税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否过于激进？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适应能力？

　　姜：中国需要打造一批强势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我们不能具有只要能赚钱，不在乎是否落后的心态。这从长期而言是不健康的。中国现在的 GDP发展太快，6到7年就翻一倍。在这样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打造一批成熟企业。

　　我们需要通过宏观手段创造外部环境促使企业走向成熟。从全世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强力竞争能力企业的国家，其能源成本是低廉的。相反，一个 国家的资源价格越高，这个国家的企业竞争性越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对企业长足发展有好处的。

　　因为能源价格高会引导企业放弃高能耗的粗放式管理和生产，企业必然会想办法从技术上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以前都是发达国家引领全世界的产品潮流，以后这个角色要由中国来担任。一旦我们国家的能源标准提高到比发达国家还高，我们的产品必然是更高水平 的。

　　北京商报：这一目标对于中国企业已有的水平来说，是否现实？

　　姜：这是一个普遍的担心，很多人也认为中国是落后的。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技术目前已经非常强势。判断这个问题有几个指标，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研究 加以验证。从外部研究来看，每年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所做的technology  standing  indicator(科技水平指标)证 实，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所看到的风能发电、光伏电力、超能电机等能源方面 的技术已经不落后于任意一个国家，甚至在这些方面的技术上我们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打垮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逼迫，事实上以上这些技术水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近年来节能减排的目标。

　　研发体制问题不容忽视

　　北京商报：我们在向这一目标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什么问题？

　　姜：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的技术已经开始具有国际竞争力，从普通的家电到新能源领域的风机、光伏电池等，我们国家在制造先进产品的技术上已经比较 领先。但是，我们国家的研究开发体制还很落后。

　　比如，我们能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电池，但是制造这种光伏电池的设备中国基本都依靠进口。其他方面，国家顶尖技术的实验室所使 用的设备也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这就等于是技术的源头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这属于小批量产品，这种生产企业一年在全球的销量不会超过100套，而且投资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在我国市场资金就不会流向这些领域。要解决这 一问题，只有靠国家科技体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