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机制，还是土地、资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无论是实行“阳光财政”，还是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都仰赖政府的转型和有效的治理。

    《中国改革》 发言人：高尚全 吴敬琏 汪丁丁 主持人：胡舒立

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也是整体改革的十字路口。2009年，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实现了预定的增长目标。但是，长期依赖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驱动的增长正在面临前所未 有的考验。

一方面，中国为确保就业和稳定，要求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由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 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一方面，中国社会累积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行政性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滞后和权力寻租问题正在加剧社会不公和社 会冲突。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 键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变革必须同步推进，但迈向现代国家的制度性障碍有哪些？制约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何在？中国经济转型出路何在？政 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如何突破？这不仅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与每一个公民直接相关。

2010年初，香山脚下，春寒料峭。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经济学 家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就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座谈。本刊执行总编辑胡舒立主持此次座谈。

此次对话，涉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人口政策与劳动力供给、国有企业定位和改革、土地、财税等体制改 革、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政府体制改革等，议题广泛，讨论深入。

　——编者

    “十字路口”勿徘徊

     胡舒立：相当长的时间内，决策者对改革的紧迫性有一定的认识，但这几年总体上觉得改革的动能不足，实质性进展也比较有限。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幸亏没改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金融危机好像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且简直变成了不必要改革的一个根据。这个各位怎么看呢？

      高尚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近年来，中央政府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上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展并不平衡，主要有四大不协调：首先，改革滞后于开放；其次，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不协调，累积了诸多深层矛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成功地塑造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带动了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有经济的比重已下降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革已不可能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现在看到的是，政府改革滞后，职能转变不到位，一方面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一方面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这是制约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要害。中国下一步改革，我看应以政府改革为中心，才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目前，我们必须要冷静，不要飘飘然。有人曾提出G2，美国和中国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另外“中国模式”也提出来了。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定型是要人家向中国学习。但是，现在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复杂，我不希望提出“中国模式”，影响中国的改革。

     中国还是要韬光养晦，不要仅看经济总量，我们第三了，要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什么时候又要超过美国了，更主要的是要看人均，人均在世界上排名105 位，贫富差距还相当大。应该看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接近4000万，农村低保对象有 47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为2300多万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目前全国已有6000多万失地农民。此外，中国还有1.5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难以真正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权利。以上这么大规模的困难群体加起来，占中国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如不能从制度上确保这些困难群体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吴敬琏：我看目前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改革的进展不足。十年前，我曾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话，来概括当时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2000年至今，十年过去了，中国前途的两种趋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跟“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赛跑。目前，赛跑的态势怎样呢？应该说，两方面都有所斩获，现在还胜负难分。

     于是，中国便面临两大难题：第一个问题，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有所进展之后停顿不前，政治改革更是滞后，权力掌控资源的分配，缺乏制衡和监督，腐败日益猖獗，公众反应强烈。由此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这就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议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展缓慢。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成本巨大。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受到更大的威胁。

     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正当不满，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语，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出现了一种“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环境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种倾向表现尤为突出。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要靠政府强力控制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国模式”拯救。有的外国友好人士就此评论说，“中国存在未富先骄的危险。”

      汪丁丁：我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整个改革的动力何在。一国的经济发展，按照波特尔的看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先是要素驱动阶段，然后是投资驱动阶段，第三就是创新驱动阶段，最后是消费驱动的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但能否迈入创新驱动阶段，主要取决于制度和文化等更深层的因素。

      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供应相当充裕，这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5%；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在50%以上，有学者称其为“改革红利”或“开放红利”；其余的35%，则可归因于张五常所言中国的“政策没有大的失误”。

      但是，到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将消失。此后，根据王丰和Mason最近发表的计算报告，劳动力占人口比例的下降和抚养系数的变动，每年将拖累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降低0.5%。由此观之，未来30年，期望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并不现实。

      中国应尽快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但创新首先取决于知识存量及其增长率，知识存量的增长又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教育和卫生。但是，近年来，劳动报酬(即劳动的相对价格)被严重压低，政府和企业收入高速增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教育和医疗费用。

      造成这一局面的，有历史原因，也有当前政治方面的原因，例如执政党的身份幻觉阻止我们的政府全力支持劳动者的自由维权运动。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将 “罢工”视为最重要的工资谈判机制，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有罢工。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严重偏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形成了“招商引资”的竞争，从而，政府倾向于保护资本利益，甚至与资本勾结起来，压榨劳动者。我认为，未来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就是所谓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也即“权贵资本主义”。自2003年以来，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迅速扩展，如不能及时扭转，它不仅会扼杀我们经济已有的活力，还会把我们转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可能性消减到零。
 

      能否走出“失衡陷阱”？

      胡舒立：丁丁教授把改革的动力问题提到发展转型的高度来观察。那么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内容是什么？从哪里转到哪里？

      高尚全：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这是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占GDP的份额为25%左右，但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已超过44%，早已大 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2008年10月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大幅下滑。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此后启动的“4万 亿”投资计划和来自国有银行的天量贷款，使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急剧提升。今年2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该部干部职工大会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专题 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增速高达30.1%。而2009年中国GDP初步核算数为33.54万亿元。据此计 算，2009年的投资率高达67%。但是，投资率的大幅提升并没有与投资效率保持同步。

       吴敬琏：这种投资率的超速提升，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二是最终需求不足。这两条都会严重妨碍国 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投资驱动，这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毕竟保持了20多年高度增长的良好记 录。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了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用净出口形成的外需弥补内需，支持了GDP高速度的增长。

      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资源不太紧缺、环境还有相当承受能力的时候，采取 这种政策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亚洲国家正是运用这种办法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这种战略毕竟意味着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去补贴出口国，即“穷人补贴富人”，而且由于出超换得的，是对方发行的纸币，过多的外汇结余会产生货币超额发行、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形成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后果。

     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坏账风险会隐蔽地累积，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金融体系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在这方面，日本、韩 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 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

     胡舒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十多年来粗放增长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问题出在哪 里？

    吴敬琏：早在1996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 五”规划不但重提转变增长方式的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看来原因不外有二：其 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所谓存在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没有消除，  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 力；(2)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 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扭曲又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 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和商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在三网融合、无线通信、数字电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等领域都有所体现。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在多年改革中不但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业基 础，还培育出人数众多的技术人员；因此近年来技术发明正在大量涌现，完全有可能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但是实践表明，这些具有先进水平的产业却遇 到了上面讲到的体制性障碍。

    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和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只有依靠坚定和切实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逐步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没有改革的 推进，发展转型恐怕很难取得成功。
 

     “国进民退”还是“国降民升”？

     胡舒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家控股的金融体系，由于相对封闭、开放程度不够，也由于金融创新产品较少，暂未受较大的影响。这本来是中国金 融体系落后和不发达的结果，却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超越危机”、一枝独秀的标志。与此同时，在电力、电信、石油、煤炭、金融等领域，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独领风 骚”，也成为投资和增长主力，银行体系成了此番经济刺激的发动机。2009年，为确保8%的GDP增长率，各大中央企业有了银行的支持，纷纷加大投资，民 间投资和经营受到压抑。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国有经济的行政性垄断不仅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的倾向。国有大型 企业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竞争格局上独家垄断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目前，在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上，也逐渐出现重大的 分歧，这是什么原因？

     高尚全：在市场化改革推进30年后，行政性垄断组织一方面凭借抽象的“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等名义维持或争取更多超经济权利的特权，另一方面则运 用这些特权追逐市场收益，这越来越引发社会和公众的不满。

     目前，社会公众对行政性垄断的强烈不满有四：一是垄断部门收入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诸多研究资料显示，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大多 是国有垄断，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两三倍，如计入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二是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并没有回馈社会。从1994年至200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都没有上缴国家，这意味着，社会公众并没有分享到国有垄断的 好处，同时这也违背了维持国有垄断部门的初衷。正在试点的“国企分红”，进展相当有限，收入也未纳入全国人大的实质性审查。

      三是垄断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涨，抬高了社会、个人生活和生产成本，而社会却难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在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价格听证改 变不了“逢听必涨”的局面，更多的则是连听证程序都没有执行，有的则流于形式。

      四是垄断部门由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动机普遍不强。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领域，服务价格与市场和国际“看齐”，但服务质量 却不能同步提升，问题突出。

      但是，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一些人还是认为，中国出现了“国降民升”问题，所谓“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私营经济比重上升”。据这些人分析，目前中国私营 企业主高达497万人，比1956年的16万人增长30多倍。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因此“要抓阶级斗争”。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公降私升”是必然趋势，“不能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了，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了，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要抓阶级斗 争。”

      事实上，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9年底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国GDP的一半以上，全国城镇新 增的就业人口中，80%是非公有经济部门解决的，而全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非公有制企业完成。

      依我看，居民财产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增加，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要发展，外资还要进入，公有制 经济比重必然要下降；同时，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逐渐增加。这并不可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吴敬琏：按照执政党的目标，中国将在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市场交换，是自主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换。因此完善的市场经 济体制的前提是，明确产权和保护产权不受侵犯。

      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中共十五大(1997年)和十五届四中全会(1999年)确定了“有进有退”“有所不为有所为”，对国有经济布局进 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向政府控制和占有资源复归的开倒车现象。

      除了被广为诟病的工矿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国进民退”现象，我还想讲一讲土地资源的例子。目前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 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购为城市建设用。十多年来，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80%以上来源于农民集 体土地。这种征用，并非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与政府的平等交易，而是借助政府排他性的权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征用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并非以该土 地的市场价格补偿，而是按照该农用地的农业年产值补偿，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产值的30倍，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10 倍左右。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元—30万亿元。“国进民退”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十二五”改革下一步

    汪丁丁：从2010年或稍早两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局势。一方面，主要依赖投资扩张和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未来几十年里让我们的经济继续保持极高的出口依存度，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使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变得空前紧迫。我比较悲观，我看不出我们的政府有任何迹象能够改变自己的官僚化行为模式，从它早已习惯了的粗放的发展模式转为鼓励企业和个人自由创新的发展模式。

    2010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2010年，中国要研究和制定“十二五”规划，筹划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发展。诸如货币政策调整、汇率市场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力和人口政策调整等重大问题，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政策调整。

    高尚全：1984年至2005年，中国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但是，市场化改革推进30多年后，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2005年我就提出，应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推进政府治理的改革，才能有效抑制政府对金融体系和土地市场的干预；只有推进政府治理转型，才能消除地方投资冲动的体制基础，改变“中央谋发展、地方搞建设”困局；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民财产和政治权利的保障才有可靠的基础。

    政府转型和治理变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目前，究竟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这是根本方向问题。

    最近，中央提出了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十二五”期间，应把这个作为主线来推进改革。第一，这个改革不光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包括社会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四位一体的改革。第二，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特殊的位置。过去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主要是体制性原因，包括财税体制、价格体制，也包括政府体制，干部考核体制。由于各地政府花大力气去搞GDP，招商引资，去搞项目，这样可以出政绩的状况必须改变。

    政府改革，关键是要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各级政府必须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而且其全部收支必须受到实质性的审查。与此同时，无论是投资领域的选择、行政审批的设定，还是间接调控的手段，政府行为的规范必须有法律授权，并公开政府信息，接受公民和社会的监督。

    政府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未来十年，政府治理改革和转型，还要与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推进执政党和多层级政府的分工与合作，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最终要建设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

    我看，未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而不是主体，主角应该是企业，政府要创造好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要改革干部政绩考核的体制和标准。不应该把GDP视为惟一的指标，而应重点看看，某地排污节能怎么样，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搞得怎么样，低碳经济搞得怎么样，民生工程搞得怎么样。

    与此同时，还应该破除对国有经济的迷信，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经济成分有进有退，有生有死，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正常的现象。关键是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比重变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搞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非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教条。

    国有经济要正确定位，中央曾提出：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和行业中去，这是很正确的。不能把国有经济定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认为党的执政基础是三个“民”，即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工程搞上去；为了得民心，必须尊重民意，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这才是党的执政基础。

    对公有制为主体要正确理解，要从数量型转向功能型，扩大公有制的范围。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争论，我建议，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当然，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同时要加快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打破国有事业单位集公共服务的付费者和提供者于一身的弊端，提高公共服务的竞争性，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吴敬琏：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历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有许多并没有实现。今后的经济改革，首先要抑制“国进民退”的势头，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着力打破行政性垄断，完成国有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改造。对于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则要制定特殊法人法来规范它们的行为，将它们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同时，必须加快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确保农民集体所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等“沉睡的资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摒弃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行政干预，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如果说早期狭小范围内的熟人市场还可以靠人际关系来维系，广大范围的现代市场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所以，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公正执法，刻不容缓，不能再继续推迟了。

    所有的改革，说到最后，都与国家政权有关。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汪丁丁：关于未来如何改，我认为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争取突破。一个方向是“党内民主”，一个方向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最重要的事实是，民众在初步解决温饱后，开始争取更多的权利，这就是民间自发的维权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意义，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导向。

    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从历史看，都是从上到下的。权利的平等化几乎总是先从上层集团开始扩散，英国是典型，然后逐渐扩散到底层。美国宪法修正案也反映了这样的过程，第一修正案界定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身体的和思想的，逐渐向言论自由扩展，政治的和精神的，最后才有美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22条保障。 “认真对待权利”，实际上是一个宪政问题。只有认真对待权利，法治才可能成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空洞的口号。否则，法治和民主就只能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呼吁，不能成为中国本土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恐怕要通过各个地方的社会实验和政治文化的演变。

    对抗或抑制官僚资本主义倾向的更具体的步骤，我认为最值得优先尝试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民主化实验。预算民主和预算透明很重要，这其实是抑制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可行的办法。如果没有预算民主，政府就永远是“量入为出”。而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布坎南在《民主财政理论》里面论证，首先应该是卡住政府的支出，根据既定的支出，才可以有正确的收税。我们这里是收多少税就花多少钱，岂有此理。这相当于在制度上鼓励政府拼命收税，在中国社会，民间没有反抗政府的任何力量，政府当然可以在制度的鼓励下征收很多税，然后它就随便花钱了。所以，布坎南指出，民主财政的第一要诀是，选民一定要卡住政府的财政支出，然后，可以收税。支出不了那么多，当然就收不了那么多税。记住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我常常警告周围的朋友们，税收和预算的专断权力，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冲突转化为政治危机，它很可能是导火索。乐观地看，从民主财政再发展下去，就是“党政分离”，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步。然后才可能有第三步和更多的改革步骤。当然，同时还要有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我估计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此次香山座谈，我们达成的共识，就是中国必须把政府行为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作为未来政策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机制，还是劳动、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无论是实行“阳光财政”，还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仰赖政府的转型和有效的社会治理。

    胡舒立：其实，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括言之，无非12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不但攸关13.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有直接影响。我看，下一步，中国必须重建“整体改革”的框架，把握并协调短期、中期、长期改革的目标，坚定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以卓绝的胆识和气魄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国方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民众方有持久幸福的可能。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胡舒立 《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