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能举债，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筹措发展资金，是一种变通的办法。”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告诉《财经》 记者。

　　黄锦生说，融资平台对于四川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能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也表示，根据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的报告，地震灾后重建需要1.7万亿元的资金，除 去来自各方的3千亿元对口支援资金和大约5千亿元国家投入，剩下1万亿需要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承担。靠老百姓筹措资金“自救”在一些地方很困难。

　　康永恒举个了例子，2008年5月11日，四川一个农民花了20年的积蓄盖起两层楼房，而5.12地震使他的新屋成为废墟，20年积蓄毁于一 旦。最后还是靠地方政府变通，对该农民实施无抵押贷款，帮其重建家园。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潜在的风险，黄锦生说，投融资平台在运作过程中，的确存在诸如资本金、违规担保等一系列问题，投融资平台与财政之间没有“防火 墙”应该引起重视。

　　债务风险待化解

　　康永恒则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急功近利，大搞形象工程的情况，最怕地方融资平台成为滋生政绩工程的温床。目前有些地方的政府举债量已经逼 近甚至超过当地财政偿债实力。

　　康永恒还透露，现在一些银行为降低政府贷款风险，要求人大常委会将政府举债纳入财政预算，这不失为银行控制风险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人大只审批 当年预算，这种操作现实中并不可行。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表示，地方投资应更多倾向保障性住房建设。但由于目前高档住宅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减少建设高档住宅， 势必会减少土地出让金，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较多财力集中到中央，事权却不断下放地方，地方要承担无限责任。”为此，易敏利表示， “财税体制不改革，地方建立融资平台也是不得已的方式。”

　　设立防火墙

　　对于如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黄锦生表示，不赞同“一棍子打死”。他建议，第一，清晰界定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财政的边界，在中间设立防火墙， 投融资平台应作为独立法人承担责任，自我发展和操控风险。第二，严控审查注册资本金。第三，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

　　黄锦生表示，尽管目前四川省内存在数量较多的融资平台，但省政府历来重视风险控制，并已建立了一套政府债务管理系统。

“我们根据债务率和债务余额情况设定指标，对举债申请分别设立举债区、警示区和限制区，通俗地说就是设置红灯、黄灯、绿灯。债务率和新增债务率 超过综合财力的120%，不能举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