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间1月14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将召开新年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便定为：转型中的2010。

此前一天，在位于白宫以西三个街区以外的IMF总部办公室，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在专访中，他很有把握的表示，2011年1月将要完成的份额改革将使中国的份额跃升至基金组织的前五名成员国之一。

卡恩还首次正面回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派遣一名官员担任国际基金组织副总裁的传闻。

在IFM总部，卡恩被属下亲切地称为DSK（Dominique Strauss-Kahn），他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经历了组织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在2009年下滑1%，64个国家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渡过危机。

如今危机渐去，基金组织又迎来了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如何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使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性政策沿着可持续和平衡的方向增长？

更多政策设计将在今年3月的G20财长会议和6月的G20加拿大峰会上揭晓。“G20国家政策互评框架”就将是其中一环。

在去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G20全体成员国确定将建立一个经济政策互评政策框架，并指定由IMF负责分析各国政策和测算政策影响。

IMF于本月起动这项工作，预计将在6月的G20峰会上首次试用该“互评”工具。“这个由20国国家建立，由IMF提供分析支持的监督机制将会成为20个国家监管全球经济机制的一个重要工具。”斯特劳斯·卡恩对本报记者表示。

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正在催生二战后最剧烈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这场改革将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也影响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近日也表示，IMF应该加强对主要金融市场的监督，综合考虑成员国的各项政策。

正在筹备任命中国籍“高级官员”

《21世纪》：3个月前有传言说中国央行将派一名副行长前来IMF担任副总裁职务。我知道副总裁的任命是需要你提名的。目前你有计划提名一名中国籍副总裁吗？

卡恩：我正在和中国政府商量，打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一名中国籍高级官员。

我完全支持中国增加在基金中的高级官员数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经济体，在IMF的高层中没有一名中国人存在，这是不正常的。

现在是在基金里增加一名中国籍高级官员的时候了。

《21世纪》：他会是一名副总裁吗？

卡恩：关于这位中国人会担任什么职务，我还要与中方进一步商量，我也需要跟我的手下商量。现在还没有确定。

中国份额将跃升基金组织前五

《21世纪》：今年是基金组织完成第十四次份额审查之前的最后一年。从2009年春基金组织决定提前完成第十四次份额审查，并增加对新兴市场国家份额以来，我们并未看到很多具体进展。今年你打算如何完成这项工作？

卡恩：份额的调整总是在最后一分钟发生的。上一次份额改革从十年前开始讨论，直到2008年才最后落实。之前九年半的时间一无所成，所有的成果是在最后半年形成的。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份额改革有它自身的特点，只有到了最后一分钟，目标才会被达成。这并不是说我们之前就不做工作，但政治的运作就是这样，只有到最后一刻，事情才能被敲定。

对于这一次改革，你会在最后两三个月之内（2011年1月之前）见到进展。我相信这场改革会完成。

《21世纪》：能不能透露，哪些国家会减少份额，哪些国家会增加？

卡恩：整场份额调整的故事主角会在中国身上。中国在新一轮份额调整中将大大受益。具体变化范围有多大，要取决于讨论结果。

《21世纪》：可以说一个具体的数字范围？

卡恩：我相信中国经过这一轮份额调整之后，会成为IMF的5大会员国之一。（中国目前的份额为3.66%，在基金组织中排名第六）这将是一个重大调整。

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也会调整。

发达国家失业率将继续上升亚洲国家存在通胀风险

《21世纪》：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这个报告的最新更新将在1月底推出。你能不能透露一下，比之IMF此前的预计，国际经济今年形势将呈现哪些新特点？

卡恩：世界经济恢复情况比我们上次预测的要好。我们将要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比此前的预测要乐观。

但并不是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了。在世界的很多经济体，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不包括中国， 但是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但就业的恢复会很慢。

我们预计，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今年会继续上升，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6到8个月。随之而来的社会紧张也会增加。

因此，我们建议这些国家今年在安排经济刺激计划资金投放时，应该更多地考虑投向扩大就业和失业保障之上。

总之，全球经济在2010年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地比之前预期更好，但是恢复仍很脆弱。

《21世纪》：今年开年以来，关于中国存在资产泡沫的说法越来越流行。你下周也将访问亚洲。在此时刻，你对中国今年通货膨胀危险的大小怎么看？

卡恩：我们并不预测国家的通胀风险，我不是说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发生的，风险是存在的。但它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中的。

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境外资本的流入，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所选择的经济治理政策。

这些把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化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但它也会造成国内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些部门之间矛盾的办法往往会附带通货膨胀的风险。

因为当你试图发展内需导向型经济时，意味着你要刺激经济体中的一些部分，而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其他部分则在放缓。这个一升一降并不总是协调的。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台机器，为了帮助机器更好运转，就需要加点机油。这个机油总是通货膨胀。

并不只有中国存在这个问题，亚洲许多国家都面临通胀风险。

调整汇率不会解决所有问题

《21世纪》：近日一些媒体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报道越来越多，监督成员国汇率政策是IMF的一项重要功能。你是否同意外界要求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说法？

卡恩：有些国家的汇率确实不合理，但就算我们有一个魔法棒可以在一夜之间纠准所有货币的汇率，这也不足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我不太赞成说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的标准来指导汇率，好像这就是唯一出路。

虽然我们仍然坚信一些国家的货币价值是被低估的，包括人民币。但是我们不主张在短时间内将汇率调整到位。我们不相信，你一夜之间把人民币汇率调整到某个水平，地球上的所有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不对的。

汇率调整不该一蹴而就。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更平衡的全球体系，那么应该在长期内，让大部分亚洲国家调整其货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