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四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业内专家谋划中国金融崛起之路。本报记者 郭峰 摄

　　经历了2009年“保八”艰苦战役，我国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在1月9日召开的“第十四届（2010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我国要逐步建立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化将是牵引我国金融崛起的两大要素。

　　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可期

　　“人民币的崛起是我国金融崛起和国家崛起的核心标志”，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指出。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我国金融崛起的第一标志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暴露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好时机。

　　人民币可兑换是人民币自由化的基本前提。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人民币如不能自由兑换，就谈不上国际化，这也是人民币贸易结算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实践中，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时间安排和路径安排不能操之过急，要考虑我国人口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现实，避免出现人民币既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又一直处于贸易顺差这样的矛盾。

　　关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与会嘉宾普遍表示乐观。曹远征称，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人民币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就隐含着届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意味。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逢明认为，金融危机为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提供了机遇，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的进程已不再漫长。

　　陈雨露也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金融项目可兑换，日本用了16年，英国用了18年，德国用了20年，而我国的经常项目可兑换从1996年12月份算起，到2016年年底就可以实现资本金融项目可兑换。他提醒，人民币实现可兑换之后能不能站得住，还要看我国产业竞争力。如果到2020年左右，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可以实现，那么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就没有问题。

　　金融市场化改革仍需提速

　　“实现我国金融崛起，必须要有良好的金融生态，涉及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市场化程度等诸多问题，我国金融业固然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但也要更大程度的市场化。”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表示。

　　他还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后果，是加剧了我国金融业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差。按照2009年A股IPO融资额和2009年前11月新增贷款额简单计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仅为2.2%，这种融资架构必然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需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

　　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也是中国金融崛起的重要保障。汪建熙认为，我国发展金融业一定要为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运行效率提高服务，做好风险防范，做好制度设计，严格执行制度和纪律，对投资者进行教育，使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平稳，为金融崛起和强盛创造良好条件。

　　曹远征也指出，要特别注意4万亿政府投资背后的银行信贷资金，防止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利用资产市场的风险对冲作用，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关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通过调整金融结构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其中首先要调整融资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其次要调整币种结构，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第三是调整信贷结构。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缪建民也表示，我国需要与大国经济崛起相配的金融战略，一方面要提高金融市场的活力和渗透力，另一方面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丁冰）

　　戴相龙：提升人民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正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应首先理顺人民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的关系，提升人民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戴相龙认为，现阶段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一定非等到资本项目全部开放，而应着手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货币。他还建议研究由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和有关国家政府及中央银行通过特定协商安排，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一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理顺人民币与日元、港币、新台币等货币的关系，研究区域货币的可行性，提高人民币在周边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从而提升人民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二是把一部分货币互换改为一次性卖出人民币。这样可以解除货币互换国家因人民币升值将来须更多归还人民币的担忧，把人民币升值好处留给兑换人民币的国家，鼓励其更多持有人民币。三是用人民币支付我国对某些国家及地区的贸易逆差。这些国家及地区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和劳务，进行对中国的投资，也可以兑换为其他国际储备货币。 （丁冰）

　　林晨：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大国金融崛起基石

　　中国证券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林晨在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表示，大国经济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支持，而强大的资本市场则是大国金融崛起的基石。

　　林晨说，2009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整体好转，但也必须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我国经济回升内生动力尚且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运行变化和政策调整，都会在上市公司业绩以及市场运行中反映出来。虽然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它对世界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仅就金融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看，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两者如何互相协调发展；二是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要在发挥市场机制优势的同时，加强和改进监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林晨指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仍未摆脱“新兴加转轨”的鲜明特点，资本市场发展创新的步伐只能加快不能停滞。日前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推出在即；继创业板在去年闪亮登场之后，今年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有望继续获得突破。其中，以中关村股份代办转让系统为基础的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OTC）建设将会取得新进展。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我国资本市场，将在国民经济促转变、调结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蔡宗琦）

　　巴曙松：今年第一周日均信贷投放达1千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出席论坛时透露，据不完整渠道了解，2010年的第一个工作周每天平均的信贷投放达到1000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按此计算，1月份的信贷总量将再现井喷，或重返万亿元。2009年1月，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新增贷款出现井喷达到1.62万亿元，创下有史以来单月最高增量。

　　有银行人士表示，年初信贷高投放有四方面动因。首先，商业银行有盈利要求，越早放款，全年的收益就能越早体现；其二，银行现在是根据贷存比和资本充足率等硬性指标控制贷款节奏，所以在年初存款多、贷存比比较充裕的时候就会尽量多放贷；其三，业界担心下半年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会出现变化，收紧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所以会提前放贷；其四，2009年底商业银行已有大量的信贷项目储备，有些不能积压太长时间。 （丁冰）

　　成思危：工资应与CPI联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论坛上表示，我国经济转向依靠消费将成为必然，要促进消费必须首先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这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建立工资与CPI联动等制度。

　　由于增加老百姓工资性收入这一点，短期来看较难实现，因此，在制度建设上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二是要建立随着企业效益增长提高工资的制度。成思危表示，沿海地区有一些企业10多年都没有给农民工上涨过工资，这实际上降低了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三要建立随着CPI增长而调整工资的制度，否则个人收入实质上在逐步下降。

　　此外，还需提高个税起征点，推进信用消费，让大家能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低保补贴，解决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社会保障，并提供其愿意消费的产品，促进消费者转变观念。 （蔡宗琦）

　　吴晓灵： 建立无缝对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建议，应建立无缝对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股份制企业的优势，建立有效的场外市场，改进主板市场的退市制度和再上市制度。

　　她表示，场外市场是培育企业、整合企业的重要平台，让暂时不够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在此流通，为成长企业寻求融资流通的合法渠道，培育公开上市资源；此外，已上市大宗交易的股票和退市公司股票也可以在场外市场交易，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避免主板市场的震荡。

　　吴晓灵建议，以行政法规方式明确证券定义，扩大证券交易场所；建立以深交所股份代转让系统为基础的现代场外市场，而现存产权交易所可以成为未来场外市场产权登记部门或资金清算载体。对于场外市场监管问题，她表示，应该建立统一规则指导下的行业自律管理，包括建立保荐券商或做市商制度，由保荐券商和企业注册会计师对企业信息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她表示，场外公司挂牌门槛的制定应与场内有所区分，对最低净资产和税后利润提出要求，至少要有一个保荐商或两个做市商，股东的人数应低于200人。

　　吴晓灵指出，重要的是建立场外市场挂牌公司的升板制度，改进主板市场的退市制度和再上市制度，通过交易重组，减少再次公开上市恶意炒作。

　　她透露，目前在一些创业板企业上市前夕存在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在临上市前强行入股，赚取企业上市之后的利润，如果建立升板降板制度，就会使创业板企业在场外交易达到一定交易量和价格后逐步升板，有利于企业股价稳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蔡宗琦）

　　唐双宁：我国需要强有力的信贷政策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在论坛上表示，我国需要实施强有力的信贷政策，通过系统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来解决信贷结构问题，进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货币政策目标。他指出，必须实行总量、结构、质量为主要因素的三角形货币政策，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科学性、适用性、稳定性。

　　首先，货币政策应注重总量。要考虑四个要素，即稳定币值、促进增长、充分就业、平衡收支。一般情况下，稳定币值是主要考虑要素，而在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下，其他要素也会上升为主要因素。

　　其次，解决“结构”问题，需要将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信贷政策的形式使货币资金得到合理分布。需要通过合理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向，改善信贷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合理。结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反过来会倒逼总量。

　　第三，在质量方面要做到“五个防止”，即防止通胀、防止通缩、防止不良资产、防止股市非理性波动、防止商品市场非理性波动(当前主要是房地产市场)。这“五个防止”对管理当局来说，既各有侧重，又要协调联动。 （丁冰）

　　天量信贷引发的争论

　　2009年，我国经济逆流而上，银行业9万多亿元天量信贷资金的刺激作用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人们对银行业不良资产、投融资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担忧。在“第十四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与会专家建议，应尽快改变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局面，积极发展民间金融，确保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银行业功过之辩

　　“2009年我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变化，我国银行体系居功至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对于下一步银行的信贷投放，他认为，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而西方国家还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这是我国加速资本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不应该人为设定一个多高多低的信贷限额，而应以物价和能承受的资本形成速度等来作为标尺。2010年信贷投放如果能满足实际项目的顺利推进，虽然短期容易导致物价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经过一个建设周期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可能有助于下一个周期抑制通货膨胀。

　　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逆流而上，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四万亿财政刺激，而是金融刺激。世界其他经济体中，信贷紧缩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导火索，也是经济复苏疲软乏力的主要原因，而中国银行贷款的高速增长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所在。

　　但他同时指出，2009年，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金融体系固有的深层结构矛盾。“如果2010年超常规模信贷扩张不能有效控制，有可能造成与美国相似的次贷危机。”胡祖六说。

　　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也表示了类似担忧，称2009年银行业扩张的坏处会在今后几年中显现出来。但巴曙松对此回应称，不应妖魔化我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银行业是否危险要看三个指标，目前资本充足率在11％-12%之间，拨备覆盖率最低为150%，不良贷款率仍维持低位。

　　亟须民间投资接棒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指出，我国投融资体系亟须改革。2009年经济表现超预期，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刺激力度超预期，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这次都充当了开发银行的角色，大量给地方政府投融资发放中长期的贷款。但是当经济企稳回升以后，投资就不能长期依靠政府。

　　“历史上曾有‘10年10个月’的怪圈，即中央一直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采取抑制的态度，但是每10年总会遇到一次大的危机，中央会有10个月时间允许地方政府冲动充分的释放。这一次亦如此。从2008年11月中央提出4万亿投资，到2009年9月份中央要求发改委等十部委抑制产能过剩，恰好10个月。”范剑平表示担忧，这10个月中由于银行的大量放贷，铺的摊子超预期，未来蕴含风险巨大。对此，他指出，一是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二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草根金融。

　　胡祖六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金融业必须改变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重视大企业忽视中小企业的现状，还必

　　须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行政干预，特别避免对银行贷款的干预。此外，要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强融资功能，更好为广大中小企业与居民服务。（丁冰）

　　2010 直接融资和场外市场值得期待

　　这是一个“转折年”、这是一座“里程碑”——今年的论坛上，与会嘉宾毫不吝啬地使用这些词语来形容2010年。创业板、新股发行改革稳步推进，融资融券以及股指期货刚刚破题，2010年的资本市场必将承接这些历史性变革，在直接融资和场外市场领域有所为。
　　积极发展直接融资

　　“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今年确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滕泰表示，预计到年底有90%上市公司股权全流通，创业板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更是意味着资本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值得期待的是，中国资本市场暴涨暴跌的格局有望得到改变，未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认为，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上。“解决中国经济未来的很多矛盾，要靠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结构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直言，这次金融危机加剧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差，目前的融资架构、资本资源配置的效率存在问题。参照历史经验，在经济起跑的早期，银行业融资作用更大，但随后直接融资优势越来越明显。

　　场外市场发力

　　刘纪鹏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全面发展态势。如果说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是2010年的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一定是场外市场，它的推出势在必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判断，我国已经发展了20年的股票市场结构仍不完善，最大的欠缺就是缺乏场外交易市场。证券市场主体应该是范围更加广阔的场外市场，包括场外市场。去年我国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阳光没有普照到中小企业，到现在为止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中小企业融资难？关键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模式过于单一，目前主要是找银行贷款。因此，必须彻底变革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让中小企业进军资本市场。

　　贺强认为，目前我国已开通中小板、创业板，对变革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作用还较为有限，因为全国有三千万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仅仅靠上市解决融资问题是杯水车薪。因此，必须开通场外市场，“场外市场规模很大，遍及全国，容量更大，能容纳更多的中小企业发行上市。而且场内和场外市场可以形成一个对接，增加主板市场弹性”。贺强透露，作为政协委员，他已经给北京市政府提议在北京建立全国统一场外交易市场。

　　在具体操作上，刘纪鹏建议，我国的场外市场应以中关村股权待办转让系统为雏形开展，形成统一监管的背景下覆盖全国的场外股权交易系统，让全国各地的产权中心合法化。（记者 蔡宗琦）

　　廿载积淀与金融崛起

　　一场以“大国金融崛起”为主题的论坛，恰在中国资本市场将迎来20岁生日的时候举行，此时来话“崛起”不是空谈，而有着二十载沉甸甸的积累。

　　历经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洗礼，资本市场走过大起大落、“庄股时代”，在历史长轴上，转眼间，轻舟已过万重山。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低谷，GDP排名即将跃居全球第二。有这样的沉淀，我们方能有底气坐下来探寻金融崛起之路，因为在大国崛起之际，最具活力的金融从来都不该成为短板。

　　中国金融体系如何避免大而不强的困局？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远？理性的经济学者并不避讳现实困境，长达九个小时的思想碰撞中，“火花”时刻闪现。

　　有的问题具体而微。有来宾在提问环节大步走向台前：“中央严把银行信贷风险，地方政府屡屡放任，这一怪圈如何走出？这次大规模信贷投放，银行真能规避风险？”这一问题激起台上专家“话筒争夺战”，辩论四轮、台下掌声响起十数次方才结束。

　　有的问题大而深刻。论坛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抛出中国能否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疑问，收获多个答案，在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道路上，数位专家专挑病灶，开出药方，献上一场实打实的思想盛宴。

　　恰如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所言，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这场学术论坛是一个“大课堂”。有碰撞、有辩论，但终究归于探寻中国金融崛起之路的本源。

　　对于这一课题，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逢明一语中的，中国并不是要开始金融崛起，而是正在崛起。我们与发达市场的距离正在步步趋近。

　　在崛起路上，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打造金融企业航母、取得金融话语权……无数难关尚待攻克，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金融崛起是大势所趋。 （记者 蔡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