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骋骋

　　金融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除了表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外，也表现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型上。

　　由于金融是高度垄断的行业，“供给约束”造成一个巨大寻租空间，由此催生一个利益阶层。谁拥有金融资源或进入金融业的许可证，谁就拥有巨大潜在利益。不可否认，目前众多金融机构要么是官办的，要么背后都有十分深厚的政治背景。而民营企业要涉足金融行业，除非企业家也有特殊政治身份，否则几乎遥不可及。

　　中国的富人阶层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在制造业通过原始资本积累兴起的，而之后一批又一批富豪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以及资本市场不断扩大而诞生。相比之下，后面两类富豪致富来得更为容易和迅速。房产商一夜暴富的内在逻辑在于：先通过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获得土地批租，获得土地后再向银行抵押贷款，房子盖好一半，再向老百姓销售回笼资金获取暴利。通过资本市场致富的神话就更多了。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宁波银行2007年登陆中小板，受到追捧与爆炒，该行高管转眼间成为亿万富豪。

　　金融对财富的再分配不仅发生在高端，也发生在中产阶层与低层百姓。举一个例子：同样两个白领，一个没买房子，另一个买了（或几套），他们之间的财富就发生很大差距。这个财富分化过程都有金融在起推动作用，因为买房大多通过银行按揭来现实。然而，这种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价值增值，对于就业于非正式部门的农民或农民工来讲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进一步居于弱势。

　　从传统社会直到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村地区金融及市场化发展程度很低，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因此宗族与家庭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宗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而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product unit）。生养孩子不仅是传宗接代的需要，也是保障后半生的需要。今天将所有投资都压到儿子身上，但等到老了就要靠他们。儿子在未来赡养双亲，其实就是父母收益现金流的回收，儿子成为一种人格化的“证券”工具。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性日益加强，原来的熟人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生人社会，宗族内部的非正式金融市场也就日渐消解。家庭成了人们寻求情感归宿的港湾，尽管它也是一个经济联合体，但生产过程基本上在家庭之外完成。生养后代不再是为了得到后半生的经济保障，更主要的是起一个情感纽带作用。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可以通过养老基金、社会保险这样一些金融工具来替代。而对于父母年老生病时的服侍，已被保姆、护工等这样一些市场化职业所替代。

　　这种变化，反映在家庭结构上，就使得现代家庭日益“核心化”。传统社会，一个村子几乎就是一个宗族，“四代同堂”、“五世其昌”，那时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几代人生活在一起，除了享受天伦之乐以外，也结成了一个经济联合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分散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现在，这种功能完全由金融市场来承担，年青一代要买房，有银行按揭；遭遇生病或不测，有商业保险；养老，有社会保险等。另外，由于城市化将古老的聚族而居的传统瓦解，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差异，也使得一个大家庭一起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现在中国最普遍的，是一对夫妻一个小孩的核心家庭。

　　家庭结构的变迁，无形中也推动价值观念转型。传统社会里，小孩和长辈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是靠“孝”为主要精神内涵的儒家文化。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从“养儿防老”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孩子也从此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有志青年要远游，不会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理由而绊住他前行的脚步，因为有金融工具可以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金融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一个金融发展滞后的社会，个人自由是有限的。正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的那样：“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你最后将不得不重返孔家店，回到中国人代代依靠的家族支持体系。没有金融市场，中国人就无法从名分等级秩序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个人无法自由。”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