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题写一点来自警的念头，已经很久了，迟迟未能动笔，原因是，在股市下挫时恐怕扫大家的兴头；更令人犹豫的，其实是怕遭人误解。和西人不同，国人向来违言“罪”（crime），不认同人有“原罪”(sin)。汉语里没有“原罪”概念，即使有，在语义上和与“恶”绑定的“罪”没什么差别。中国的哲学价值，也以“人性本善 （人欲本恶）”为主流，和基督教文明的“人性因原罪而有缺陷，故必须加以限制”的认知大相径庭。反映到规则和约束的设计制定上，意旨和品味的出入也极大。故而一谈到“罪”，容易引起国人抵触。

　　在笔者看来，“原罪”（改称作“幽暗意识”、“人欲”也成）是人类千万年进化的结果，与生俱来，属于人之常态。只有当“原罪”不受节制地膨胀，推之极端，导致毁坏，才变成“恶”。另一方面，如果 “原罪”缺失，甚至不足，人性都会萎靡而无所作为。对这种“过犹不及”的诠释，莎士比亚无与伦比。人们也许能轻易判定麦克白夫人、夏洛克、伊阿古等是“恶人”，但要认定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为“恶人”则会犹豫，尤其不认为朱丽叶会是“恶人”。然而，他们都是因为“原罪”或“人性原动力”过于强烈，才酿成悲剧的。

　　笔者要谈的股民（注意，还不是股市）的“七宗罪”，就是指“人欲过度”造成的过失。再强调一遍，“适度的原罪”原本是经营和投资不可缺少的驱动力。所谓“适度”，依笔者愚见，是股市里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对风险的看法，能平衡而充分地表达，交易各方能有效制衡，一部分人冒险过度的过错会被另一些人的过度保守所平衡，市场不至于过度。但是，当投资人意见高度趋同，异见之声极微弱甚至完全被压抑时，就标志着“过度”即将到来。没了制衡力量，市场钟摆愈来愈偏向一个极端，要么过于狂热，要么过于绝望，最后终会酿成深重的毁坏。

　　原罪之一，贪婪。一次又一次的股民投资意向调查，对于“你是否认为眼下是投资的好时机？”之类问题的回答，事后的分析无不发觉，越是泡沫盛行、行将爆裂的前夕，人们越是倾向于认为应该即刻进场一搏。投机泡沫的现象总在事后才被证实，事先认定它的存在非常不容易，把握其爆裂的准确时机更是不可能的事。泡沫泛起之初，不少人忐忑不安，质疑的声音还比较响亮，然而，一旦做多屡屡得手，质疑主张一再受挫，持币观望者似乎受到多头胜利号角的召唤，纷纷加盟；做多而获得丰厚回报后已见好就收者，此刻正以更高价位再度冲入市场；原本持审慎姿态看跌的人，则发生了大逆转，一跃而为亢奋的多头…… 在市场的虚火上炎时，因为怕遭人讪笑，怕预测再三“被市场证伪”，最理性的投资人也会噤口。他们不惟不敢出声，甚至失掉了利用市场的失衡来捕捉赢利绝佳时机的信心。因此，在牛市全面飘红，质疑之声销声匿迹时，市场的拐点就将降临。

　　原罪之二，畏惧。回顾对投资意向的调查，同时也发现，越是市场悲观充斥，交投冰结，市场弥漫着绝望情绪之时，却反而是市场回摆日趋迫近之时。这也说明，“畏惧”和“贪婪”并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绪钟摆的两极。它们如同利剑的双刃，推之极端，都能斫丧人性。

　　去年11月，巴菲特应邀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交流。由于市场正奋力走出末日情绪困境，他和盖茨受到了同学和主持人一再的提问，“你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如何？”“本次危机和贪婪有何关系？”等等。巴菲特答复后一类问题一如既往：贪婪是人类原本就有的根性，并非在这次市场错误里学来，也不是在这次危机中才被发觉的。过去20多年美国的监管环境和税收制度催眠了市场的约束和纪律，令欲念夺门而出恶性膨胀。眼下主要的矛盾是畏惧，它和贪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畏惧笼罩之下，人们视长期投资为畏途，浪费了许多机遇，尤其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巴菲特说自己在金融海啸扫荡后不久，几天之间就投进80亿美元，表达了他对市场制度的强烈的信心，绝不因为众人的畏惧而却步踟蹰。

　　在日常用语里，“过度”与“适度”其间的差别，是由不同语汇的固有语义来界定和衡量的。适度的动力的称谓很不同。积极的有“进取”、“创造力”、“求新求变”之类；中性的则有“追求”、“企图心”、“不安于现状”等等；而“野心”、“欲壑难填”、“不择手段”之类则被用来贬斥过度的贪欲。表达“适度的畏惧”的词汇也一样，“审慎”、“稳健”、“知所进退”， 和“大胆”、“冒进”、“无所顾忌”等，在价值判断上的出入非常之大。

　　“贪婪”和“畏惧”如影随形地绑在一起，其他种类的原罪多多少少也相互伴随。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假定个人是充分理性的，在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交易中，能够独立作出最自利的决定。作为群体的理性行为——市场的活动因此在逻辑上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在现实世界，群体并不是由相互独立的理性人构成的，人们相互攀比、相互影响甚至左右，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蜕变成集体的非理性行为。 （上海证券报 孙涤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