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医学上定义为由微生物或高等动植物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抗病原体或其他活性的一类次级代谢产物，能干扰其他生活细胞发育功能的化学物质。

　　抗生素除了抗菌以外，在抗肿瘤，抗病毒，抗原虫、寄生虫和昆虫等领域也有较大作用。有些抗生素具有抑制某些特异酶的功能，另外一些抗生素则具有其他的生物活性或生理活性的作用。总之，抗生素与我们人类健康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抗生素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抗生素制药企业，产业规模已居于世界首位。在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土霉素和庆大霉素等原料药生产方面已拥有绝对优势。

　　但研发能力还处于起步阶段，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产品同质化严重，70%的产品处于仿制药，提升科研成果已经被提上日程。我国的抗生素产业更多地集中于低端的原料药，在半合成抗生素的合成工艺以及制剂产品质量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抗生素产业必须寻求一条基于技术不断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应运而生

为了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抗生素产业从小到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资料显示，到上世纪末的1999年，国内抗生素原料厂的生产企业已经达到了近200家，抗生素原料药品种已经达到100个，产量已经到了将近6万吨。随着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抗生素产业迎来了接轨国际的新机遇，原料药已经逐渐体现出中国制造趋势，也诞生了一批优秀企业，大幅度提升了行业管理水平。到今年，国内抗生素企业达到了120家，产量合剂是14万，市场规模600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4%。很多抗生素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一。

　　抗生素产业尽管已经在产能产量等规模指标上取得国际比较优势，但是我国的抗生素产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问题是技术水平较为低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事实上，我国用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生产菌株，如青霉素、红霉素、头胞菌素、阿维霉素、泰乐霉素、黄霉素的生产用菌和各种高水准的基因工程产品几乎全部以高价从国外引进，并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技术指标正逐渐落后。

　　此外，我国的抗生素产业更多地集中于低端的原料药，在半合成抗生素的合成工艺以及制剂产品质量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与青霉素和7-ACA相比较，中国企业的下游产品半合成青霉素、头孢菌素和制剂产品，在除中国外的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还不足5%，许多新一代的头孢菌素仍需要大量进口。

　　当此困境，中国抗生素产业更应努力加强技术突破，可是由于数十年来计划经济体制说形成的产学研割裂和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成为了突破行业困境的最大障碍，业内专家直言指出：“产学研各唱各的戏，造成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应用研究脱节，新药研究和成果转化脱节；研发投入不足而且分散、重复，致使各企业间‘单打独斗’和‘闭门造车’现象严重。”

　　中国抗生素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基于技术不断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行业的从业者们自下而上的发展欲望十分强烈。

　　恰逢其时，科技部等国家六部委发布《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要求“以企业为主体，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实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于是，抗生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应运而生。

共解难题

构建独特创新链条

　　“某一企业研发准备投入1000万元攻关7个技术难题，其他企业也是如此，那么每个课题的经费也才100多万；我们现在结成了联盟，假设有四个企业需要解决同样的七个课题，一共4000万的经费支撑，每个课题的科研经费超过500万元。从100多万到500多万，联盟的力量彰显无遗。其实不仅如此，合作企业之前还能集合研发力量，进行合理分工，共同攻关，实现成果共享……”短短几语，岳进秘书长就为我们勾勒出了联盟的合作成效。

　　而更为重要的是，联盟的成立，更打破了困扰中国抗生素联盟的痼疾，产学研脱离。

　　岳进说，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决定了谁干什么都有细致的分工：企业干什么，科研院所干什么，都有规定。市场经济体制下，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原有分工带来的困惑日益显现：科研院所单位由于远离企业经营，科研方向无法与市场相契合，逐渐过渡到理论研究，其衡量标准以每年在科研杂志上发表多少文章为标准。尽管我们不能抹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作为企业来讲，实实在在的技术突破更为重要。

　　拿中国的抗生素产业来说，无可否认的是企业在科研力量方面比起科研院所要差很多，用比较差的人力资源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力量显然不够。“从发酵的工艺，菌种的筛选，确定，从怎么分离，纯化，环保……诸多环节，每个企业都要兼顾。而同时，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企业相比，每年投入的资金相对较少，又不乏重复研发……”岳进说，“我们设立抗生素联盟，打破产学研隔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坚定不移。”

　　为了这一目标，抗生素联盟结合了自身的情况，试图解答这样四个问题：谁出题？谁答题？研发经费从哪里来？研发成果怎么享受？

　　作为产业的创新联盟，原则上以支持技术创新为主。而技术创新课题应该来源于企业生产，来源于市场需求。如何提高发酵单位，怎么提高产品质量，药的临床应用等等，这些运营中的问题摆在企业的面前，因此由企业来出题，更能抓住产业发展的要害。

　　尽管企业内部也具有不少研发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人员力量有限，因此，企业应当放眼于外，广泛利用整个社会的科研人员，让他们来解答企业的技术难题。

　　“谁出题就由谁来出钱，出科研经费，”岳进说，“面对某一问题，企业可能拿出2000万来，请专家来研究攻关，还可以类比不同人士的方法，选择最为优秀的。”

　　研究的成果怎么享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既然是联盟提出的课题，又是在联盟的支持下完成的研究，成果当然归联盟所有，由联盟的内部成员共享。企业通过运用成果，降低成本，质量提高，通过市场销售获得利润。知识产权归联盟所有，作为研发的科学家个人，专利的发明人，根据一定的程序，获得应有的补偿。

　　理顺了这些关系，也就等于构建起了一条属于中国抗生素产业的创新链条。

不断探索

多因素助力产业前行

　　“联盟的成立为提高我国抗生素整体行业水平，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创造了重要机会。”在一年前的联盟成立仪式上，抗生素联盟的理事长、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凿凿之言犹在耳畔。一年多以来，为着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抗生素联盟进行着不断地探索。

　　首先，设立的联盟运行机构支持了整个设想。联盟有理事会，集纳了15家的成员单位——包括石药集团、山东鲁抗医药等4家医药企业，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6所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4家研究院所——理事会决定项目设立，审批资金；聘请国内领域内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审查项目进程、进行成果鉴定，评判转让价格，确定市场运作等问题，并交由理事会审批。联盟还设立了办公室，联盟秘书长岳进负责领导，以协调与联系各个成员单位，并组织相关活动。

　　规范的体制已经建立，并足以保证了联盟工作的开展。同时，如何能保证联盟长期有效地运作，更为联盟的成员与领导者所关注。

　　“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我，你们到底是‘真联盟’还是‘假联盟’？”岳进说，“他的意思很明显：联盟成员毕竟属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法人，相互之间有着竞争性。现在仅仅依靠国家部委主导和支持下结成了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盟会不会散架？”

　　“首先，持怀疑态度的人并没有明确，结成产业联盟并非是我们在‘响应政府部门的号召’，而是在对产业进行深入考量之后才做出的决策，政府部门为结盟提供了好的条件，起到是促进作用。”岳进说，“同时，我们也在联盟的体制上进行着探索。”

　　岳进认为，现在的联盟成员单位之间存在的契约纽带，尽管有效，但并不完备。今后，联盟成员将共同试图把联盟推向“法人实体”：由成员单位分别出资，变契约为纽带用资产为纽带，变成员单位为股东单位。

　　联盟到目前为止设立已一年有余，但无疑还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这些支持不仅包括科技部的政策支持，还包括发改委的项目支持。“如果认可联盟的思路，应该在政策上鼓励。”岳进的话代表了整个联盟的心声，“在联盟初级阶段，国家应该给予资金方面，扶上马、送一程，有培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