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7日上午在北京开幕。据悉，根据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形势，这次会议预计将研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政策措施，部署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

　　今年中国粮食在连续5年增产的基础上再次实现增产。据农业部预计，预计全年粮食产量比上年5250亿公斤将有所增加，再度创下历史新高，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3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同时，前三季度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增长9.2%。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扩大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品种和范围，启动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完善农产品国际贸易调控政策，效果明显。此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继续得到巩固、完善和强化。中央财政已安排1230亿元用于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增长19.4%;在四批扩大内需投资中，安排农村沼气、优粮工程、标准粮田等农业投资200.5亿元，约占总额的5%.

　　当前，部分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农民收入出现徘徊、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等新老问题仍然存在。专家分析认为，明年是中国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需要认真研究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农村改革和城乡统筹等重大问题。

　　12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从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等多方面入手，稳步扩大农村需求。同时，明年还将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政策将会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细化和部署。

　　一年一次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中国政府研究制定未来一年农业农村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的最高级别会议，一般情况下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领导和各省级地方的主管领导出席会议。

　　农村金融改革或成十二五突破口 专家建议优先土地制度改革

　　正当年末，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除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外，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历来受到瞩目，而新一年的中央1号文件更是各方期待和关注的焦点。

　　据《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人士处获悉，如不出意外，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将继续聚焦“三农问题”，成为继2003年至2009年连续7份涉农的中央1号文件之后，第8份涉农的中央1号文件。

　　不过与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相比，有一项工作可能更具前瞻性。目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农业部等相关涉农部门正在研究和起草我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涉及的“三农”相关内容。

　　专家建议：“十二五” 期间农村金融改革优先于土地制度改革

　　那么，这份涉及“三农”的“十二五”规划的看点又是什么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理顺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问题，单单依靠各类‘三农’直补不足以为未来的‘三农’问题找到出路，农村金融改革可能会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谢扬强调，就“十二五”规划而言，农村金融改革应该优先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相比之下，阻力难度都会相对小很多。

　　早在今年11月下旬，在福建省漳州市召开的2009中国农业市长(海西)论坛上，来自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官员就对“十二五”期间农村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代农业只是靠直补可能已经走不下去了。单单依靠增加财政补贴，不能改变农产品[12.48 -1.03%]剩余价值过低的问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坦言：“现代农业就是改造传统农业提升生产力的过程，而其中离不开金融强有力的支持。农村金融就是建立现代农业的核心。”

　　谢扬认为，今年年初中央1号文件在“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的最后一部分已经提出了“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就是一种信号。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抓紧制定鼓励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实施办法”。但谢扬发现，在全国的农村信用社中普遍存在从村里农民手中吸收存款而向乡镇以上企业发放贷款的情况，从而出现了农民的真实金融服务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网点13.9万个，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71.9%，其中包括了农业银行、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但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仅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20%。

　　刘振伟认为，尽管贷款有所增长，但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和“三农”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满足率不高；覆盖面有缺口；服务功能不健全；涉农贷款不良率较高等问题。

　　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望而却步”

　　事实上，如何通过金融改革搞活农村一直是困扰“三农”专家的难题。在刘振伟看来，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表现为五个矛盾：商业银行效益考核与支农要求的矛盾；政策性银行资本金不足与支农任务重的矛盾；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重与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的矛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慢与形成竞争格局需要的矛盾；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与分散涉农信贷风险的矛盾。

　　“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不支农，80%放在乡镇以上的企业，”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段应碧认为：“目前支农惠农力度还不够，现行举措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中央的三农政策应该从增强农村自身活力上着眼，不但在多予少取上做文章，还应该在放活上做文章。”

　　农业银行上海分行内部人士认为：“上述矛盾都是存在的，但有些矛盾是现行政策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农行已经剥离了不良资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依然负担着支农惠农的要求，而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此部分业务往往是成本高风险大的业务，并不符合股东对于银行绩效、业绩的考核要求。”

　　“农村合作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导致大量不良资产。按照现在的政策支持，有些省化解历史包袱需要20年以上，”刘振伟还告诉记者，“因此导致了商业银行的效益考核和支农需要的矛盾突出，甚至出现了不少金融机构收缩农村网点的情况。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比较慢。”

　　根据谢扬的调研，只有32%的农户能够得到正规渠道的贷款。从另一方面来看，涉农贷款不良率高达14.8%。这客观上使许多涉农金融机构对于涉农贷款“望而却步”。

　　谢扬认为，由于涉农金融机构的特殊性，政府必须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包括银行贷款的贴息，农村保险的补贴，农村金融服务担保，农村金融机构融资体制改革。

　　刘振伟建议，在财税政策方面，应该减征涉农金融机构的营业税，而在货币政策方面，降低涉农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例如，可以设定在11%，中小型规模的可以在10%左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