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这场八十年未有之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站稳了脚跟。鉴于中国国内经济已经重上快速增长轨道，主要贸易伙伴美、欧、日经济也停止了萎缩，在第三季度均实现了增长，相信只要不出大的差错，明年中国经济仍能维持大国之中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尽管如此，明年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中仍然存在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同时，着眼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需要启动或继续推进一系列调整。这些，就构成了2010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资产泡沫破裂是最大风险

明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最大的风险源莫过于资产泡沫急剧破裂。有鉴于此，抑制、消除资产市场泡沫，力争实现资产市场软着陆将是2010年宏观政策“维稳”的重要内容。

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中含有较多水分，即资产市场率先复苏，实体经济部门的复苏相对滞后。特别是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某些方面已经上涨甚至超过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然而，从一般意义上讲，资产市场泡沫不可能永久持续，建立在美国零利率货币政策上的热门新兴市场泡沫破灭风险尤其大。当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确定无疑站稳之后，在其本国资产泡沫风险和通胀放大的压力之下，伯南克先生取消零利率政策必然无疑。

而美国加息将有较高几率导致上述新兴市场泡沫膨胀机制逆转，导致热门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急剧破裂，陷入货币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资产市场软着陆已经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稳定与否的关键；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经在社会上积累了巨大的民怨，这种调整就更是势在必行。岁末接连出台的房地产政策调整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夯实实体经济部门复苏基础的需要，调整资产泡沫不会首选利率、准备率这类效力对各部门无差异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是会首选可以区别对待的融资政策（信贷和上市融资等）、财税政策工具。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对货币政策表述为：“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实际上就是给明年货币政策调整转向留下了空间，埋下了伏笔。

政策调整及其问题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政策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调整：

首先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外需不稳定及其冲击暴露得极为充分。2008年11月，中国出口进一步开始同比下降，下降走势一直延续至今，直到2009年11月，当月出口1136.53亿美元，同比仍然下降1.2%，进口则同比增长26.7%。尽管目前出口已经地位站稳开始回升，但资产泡沫破裂、主要发达国家公共财政负债空前高涨等风险时时刻刻都在警告我们，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进口驱动转向更多地依赖出口拉动，进一步限制了外需的增长潜力，强调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紧迫性由此进一步提升。

扩大消费关键是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中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是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在理论上，依靠事后的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机制也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问题是这种二次分配削弱国民勤劳动机，而且我们逐渐老化的人口结构也绝对不可能支持很高的保障水平，工作重点应放在提高劳动收入上。

尽管重要，提高劳动收入的道路注定坎坷。如我们已经看到了新《劳动合同法》所遭受的重重压力。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已经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但强调得不够充分，因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可能是依靠社会保障、税收等二次分配，而不是一次分配中的提高劳动收入。

政策的第二个重点领域是结构调整。

调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包括区域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已经明确表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将城镇化重心放在中小城镇：“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这一调整将有助于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东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偏颇，减少类似电视剧《蜗居》中的现象，而这种调整必然要求财政制度相应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