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闫立良

　　“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货币政策是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的，其中第一个就是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其次是经济增长，第三是就业率，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12月22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货币政策作出了详尽阐释。他强调，为了实现这四个目标，需要有更多一点的工具来执行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要考虑能源、住房还有公共交通等可以收费的公共事业的改革，对此留有空间。

　　周小川是在当日召开的由中国金融学会、金融时报联合主办的“2009中国金融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周小川对为什么选择多目标进行了解释。

　　第一，有人说实际上这些目标好多都是重叠的，那么是不是完全重叠呢？这个事确实很难估量。对中国来讲，国际收支平衡是很重要的因素，国际收支平衡对货币增长量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不可能不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多个目标是相关联的，但不是都重复。

　　第二，目标之间还可能有一些是相互冲突的，必须进行取舍：这个目标达到多少，那个目标达到多少，要找到一个折中点。

　　第三，经济增长最大化就是GDP增长最大化，其本身是一个线性目标，也就是说GDP并不是一个量，而是若干的服务、商品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加权的组合，同时减去出口、加上进口。但出口、进口都有价格，最后是线性的关系，价格加权是多目标，最后是一个很好的线性多目标的组合。

　　第四，中国的改革转轨阶段，必须考虑多目标。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要考虑能源价格、天然资源的价格、住房还有公共交通等可以收费的公共事业，包括水资源价格改革，改革要支持，同时制定货币政策要对此留有空间。否则单纯以通货膨胀目标论，可能会抵制这些改革，因为它们不利于实现低通货膨胀。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目前采用所谓‘四大目标综合平衡’的做法是合适的，对克服金融危机也是有用的，但也会在今后有不断的演变，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周小川强调。

　　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周小川指出，从过去来讲，中央银行希望货币政策的工具尽量简化，主要集中在政策利率上，这个政策利率在美国为联邦基金利率，在中国为再贷款利率。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强调与公众的沟通，强调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沟通和引导，把这个当作治理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东西。这个理性预期也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公众假如说他们获得了中央银行沟通的信息，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能非常理性的进行判断呢？也许在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可以，但我们发现在资产市场也就是说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经常不是这样。他还会有不理性行为，如羊群效应、跟风效应、侥幸心理等。

　　周小川最后强调，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用的是比别人多一些,比如存款准备金,我们还是很强调它的作用,而国际上认为存款准备金应该废弃,没什么作用。但我们还有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款和对冲的问题,所以存款准备金是需要强调的。除了强调政策利率还强调对利差进行一定的调控。这既跟转轨期间金融机构盈利能力有关系,也跟我们的风险判断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