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第三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圆桌

　　第一财经日报编委、主持人杨燕青：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我们以为市场是在有效运转的，但是危机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金融的监管架构问题很大，急需建立一个全球金融稳定和监管框架。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想向IMF驻华代表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们似乎看到这个领域的情况纷繁复杂。

　　日前听闻，巴塞尔协议改革需要一个过渡期，这种情况下就只好每个国家自己做事了。欧盟希望成立一个欧洲的金融监管局，而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冲基金、衍生品和证券化会不会得到监管？金融创新是否会减缓？央行独立性是否会受到限制？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情况似乎更加令人沮丧。美欧日货币体系似乎并不让人放心。但人民币国际化也还要看遥远的未来。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保持当前结构？或者索性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

　　《时代周刊》评出的本年度时代人物是伯南克，中国工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同时上榜，可见超主权货币的理念还是引起了关注。希望我们的嘉宾能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的线索。

　　IMF驻华代表费达翰

　　（Tarhan Feyzioglu）：

　　我们为什么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存在吗？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担心美元可能无法继续充当一个有力的国际货币和一个坚挺的储备货币。美国经济发展减速、经常账户持续赤字、失业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影响人们——企业和个人——持有美元的意愿。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储备的积累。各国政府都在积累外汇储备，整体的规模在7万亿美元。

　　为什么政府要持有相互之间的资产呢？首先，国际货币是一个交易媒介。进出口商需要某种通用货币协助完成交易，国际市场通常是以美元报价。

　　第二，国际货币具有价值储藏功能。公司和个人往往不会马上消费，而是把钱存起来。问题是，以本国货币存还是以外国货币存？这是成千上万人要做的决策。如果他们愿意持有美元，认为未来还可以买到等值物品的话，他们可能会以美元进行价值储藏。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首先该国经济稳定，通胀形势稳定。如果通胀严重的话，持有该国货币就会遭受很大损失。

　　第三，外汇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人们在买卖外汇的时候会到那些具有深度和自由度的市场上去，从而提升其所在国家货币的国际使用。

　　在探讨国际货币体系前景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这三个条件。目前的情况是，美元是国际货币首选；其次是欧元；再次是日元，因为日本贸易额很大；再次是英镑，因为伦敦是一个有深度和自由度的市场；最后是瑞士法郎，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投资者会把瑞士作为一个避险天堂。

　　美元实际上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全世界GDP约有55万亿美元，债券、股票、银行资产等等是GDP的4到5倍，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还有外汇储备，美元储备约占65%。

　　再看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国际贸易中的86%是通过美元进行的。虽然说，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者有很大的利益，不用风险对冲，不受其他国家汇率波动影响，但其货币政策也变得更加复杂。

　　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当然能。但在今年或者明年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至于SDR（特别提款权），它是有局限性的，只在官方机构交易，在市场上却不通行。

　　综上所述，尽管存在问题，当前的货币体系仍然运转得比较良好，即使在这次危机中，美元还是表现出了灵活性。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易诚：

　　我想谈谈对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几种看法。这是国际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5月3日，印度、东盟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就建立外汇储备部建立了共识，标志着亚洲金融的实质性进展。

　　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库的意义在于，有利于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解决区域内的短期问题，防止短期流动性枯竭。这个机制对IMF等国际金融组织资金救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储备库是清迈倡议多边化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清迈倡议多边化处于初期的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储备库的实际运行问题很复杂，要使其能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深化合作，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二是改进程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论是双边互换网络，还是危机应急机制，还没有投入过实用。

　　影响亚洲的金融合作因素，一个是危机驱动型因素。这次危机是推动亚洲金融合作两次取得进展的动力。所以亚洲金融合作不像欧盟那样，是从共同市场的利益出发的。要想取得更多成果，就要寻求更多东亚经济共同点。第二，亚洲经济共同点有赖于共同合作。因为各国差异很大，在经济利益上有很大差异，要求各经济体的政治意愿加以支持。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是影响深度、广度的问题。目前亚洲区域合作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清迈倡议，一个是APEC、论坛、太平洋(601099,股吧)行长会议等，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亚洲区域合作将面临合作和挑战。建立深度高效合作。要在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同时探索其他形式。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

　　我想谈两个问题：次贷危机后果监管的进展、中国经济长周期的问题。

　　次贷危机发生初期，增强了流动性危机的监管力度，现在不太关注流动性风险，更关注系统性风险，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面临着拆分的压力。

　　第二是资本充足率要求面临修改。一是主张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应该是逆周期的，二是讨论银行系统相互持有是否应该从银行附属资本中扣除。三是考虑商业银行缴纳的存款保险、获得的援助是否应当计入到资本金等等。

　　第三是重点关注救助的成本。大机构救助以及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行为可能引发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第四是监管范围不断扩大。次贷危机之前，我们更强调商业银行是自律性合规性的监管，也强调真实性的监管。如今监管范围已经扩展到对商业银行所推出的产品以及人员薪酬的广泛监管。除了这四方面，我想问是不是还应该加强对主权风险的监管？美国居民债务状况在危机后略有减轻，但政府却债台高筑。

　　下面再谈中国经济。从长周期来看，中国目前人均GDP是3300美元，城市化率接近50%，2020年人均GDP可望达到1万美元，205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短期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的状况，我们认为四个季度GDP增长分别为11%、11%、9%和8%，CPI为3%~3.5%，信贷增速17%，流动性仍然充沛。

　　至于经济调控，2010年总体上是维持稳定增长：经济总量足够，价格需要调整。目前人民币利率过低。除此之外，CPI明年转正3%左右，人民银行至少把一年期存款利率提高到CPI以上，也就是至少要进行两次加息，除此外要加紧货币市场走高，抑制热钱流入中国市场。CBN摄影记者/高育文 吴军

　　（马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