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洋

　　对话嘉宾：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沈可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全国开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虽只有５年时间，但各地经济、金融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这一变化的密切关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通过深入分析和评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跟踪监测其变化趋势及主要影响因素，为我们展现了一条脉络清晰的金融生态环境“向上”变化的曲线。目前，该项课题已经有了连续4年的成果，并均已公布。

　　５年间，各地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地区差异性也在减小

　　主持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课题开展到现在已有４年时间，作为见证者，这几年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煜辉：金融生态环境的地区差异性在减小。特别是一些原来金融生态环境不好的地区，在政府主导和人民银行推动下得到了积极的改善。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的发布产生了激励效果，带动了那些金融生态环境不太好的地区。

　　比如，在2005年首次发布的评价报告中，东北三省的排名比较靠后。但是我们通过３次评价发现，东北三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确实在不断改善，历次排名也在逐步提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东北三省的信贷资产不良率大幅下降。

　　沈可挺：2005年11月，我们对外首次发布评价报告，引起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各方的反应也都比较积极。一些在报告中排名靠后的地区甚至主动与我们联系，探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

　　而我们在从事这项系列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感受是，各地的金融生态环境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提升。

　　这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地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非常显著。2003年到2007年，各省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的平均水平已分别从21.04%和12.41%降至9.88%和6.51%；信贷资产质量状况最差省份的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水平也已经分别从49.03%和33.09%降至25.91%和13.13%，降幅比例分别达到47.15%和60.32%。

　　从理论角度看，导致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下降的原因比较多，并不一定都是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结果，比如新增贷款的快速增长、呆坏账剥离等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使账面的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显著下降。但是从我们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的下降与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融生态环境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政府角色需正确定位

　　主持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政府在其中应起到何种作用？

　　刘煜辉：最近几年信贷资金有一个很明显的流向，从金融生态环境不好的地区向好的地区流动。这就给前者一个潜在压力，迫使这些地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对不守诚信的企业做重点的监控，甚至曝光；同时积极加强当地法制建设，严惩逃废债，改善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

　　政府在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处于主导位置，因为加强法制和推进地方诚信文化的建设，都缺少不了政府的力量。而政府未来的导向应该是从一个参与者，真正归位到市场的监督者和维护者，而不要再成为经济的一个主角。

　　沈可挺：目前我国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的自由度比较高，那么地区间的金融风险差异就可能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一是金融资源受地区金融风险差异影响，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二是高风险地区为获取金融资源，承担较高的资金成本。这就意味着，那些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未来吸纳资金的难度和成本都将会不断增加。这样一来，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很有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即便有很好的投资项目，也有可能无法获取足够的资金；即便是获取了资金，资金成本也会比较高。这种金融资源流失所造成的“失血”问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资金受地区金融风险差异的影响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的趋势，会对一部分地区形成一种压力，迫使其改进金融生态环境，以便吸纳更多的金融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可能就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的问题比较类似。在那些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相互间的竞争可能更为激烈，同时这些地区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因而在这方面就会更加重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在金融体系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逐渐得到强化的基础上，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会更加有利于当地吸纳金融资源，促进产业投资和经济发展，因而开始着力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我们作为独立研究机构发布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并对地级以上城市进行排名，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评价这样一种方式，让那些面临压力的地区及早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而不要因为受眼前利益的驱使，干一些“杀鸡取卵”的事情。

　　经济因素并不是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好坏的唯一标准

　　主持人：在评价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9项因素中——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哪个是主要因素？

　　刘煜辉：经济越好的地方，金融和融资活动也一定越活，而活跃的前提就是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好。反过来说，金融环境好还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才是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经济因素并不是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好坏的唯一标准。

　　沈可挺：从评价结果来看，粗看起来排名靠前的主要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认为经济因素在决定排名过程中占据很大的权重。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评价结果，尤其是城市而非省区层面的排名就不难发现，这种相关性实际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无论是看最初的291个城市，还是后来的324个城市，大家都可以发现，部分经济相对发达省区的城市排名并不靠前，而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省区的城市反倒名列前茅，这说明经济因素对我们的地区排名实际上不具有很强的决定性影响。相对而言，可能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

　　例如，浙江的排名情况比较突出，在我们的历次评价中，在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浙江的城市比较多。尽管浙江从2008年底以来发生了几起较大的民营企业倒闭案，但当地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比较合理。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从本质上讲不是说不会发生呆坏账或者债务纠纷，关键是要有一个公正、合理、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排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搞排名，如果能够为各地政府所认可，并成为政府行政绩效的衡量指标之一，这对于改善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各地区之所以关注我们的报告，关注我们这项研究，并不仅仅是由于获得好的排名可以作为一项政绩来炫耀，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现在资金跨区域流动的自由度越来越高，各地政府已经切实地感受到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对于吸引资金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今后市政债券等以地方为主体的融资工具的陆续推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我们希望这项系列专题研究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一，有助于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并完善基于区域金融风险差异的风险管理框架，提高其金融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其二，有助于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改进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其三，有利于监管当局完善其风险监管和控制体系；其四，为未来市政债券及其他信用活动的评级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