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的岁月

　　经济观察报：1945年你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请谈谈你早年的经历。

　　陈元：我出生在延安，小时候我就跟着父母走过许多地方，从大西北到大东北。在童年的记忆中，一家人总是忙着搬家，常从一处转移到千里之外的另一处，我和姐姐经常问父母：“咱们什么时候搬家呀？”后来，父亲调回中央工作，我们全家来到北京，从此才安定下来。

　　经济观察报：那时已经是解放前夕了。

　　陈元：对。1953年，我7岁时进入北京育英小学读书，1958年升入北京四中。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去父亲的办公室，那里有许多报纸，其中《参考消息》最吸引我，因为那上面的事都是我不知道的世界上的大事，比什么故事都吸引人。往往不一定看得懂，多看几次慢慢知道一点，但也是似懂非懂。父亲看在眼里头，也没说一句话，就给我一种赞许的眼光，认为我看报纸好。后来，他在别的场合也说过，陈元从小就爱看报纸，看《参考消息》，但没当面对我这么说过。所以我就更觉得这是个好事，特别爱看。看了以后就开始思考其中的问题，慢慢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对什么话题最感兴趣？

　　陈元：当时主要是政治，包括政治的发展、东西方的关系、冷战是怎么回事、美苏是怎么对立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等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你读中学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

　　陈元：我读中学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父亲原来特别喜欢去公园散步，去了公园跟苗圃花工能聊好半天。可是后来他不去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好久不去公园散步了？他说，现在群众吃不上饭，我没脸见群众。他老说，他肩上挑的是六亿人民的生活，要对得起老百姓。1962年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可以用分田包产到户的方法，改变农村政策，在当时被称为“反动”、“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但他是非常从实际出发的，他觉得农民要有积极性，国家的农业、老百姓就能够吃上饭，他把这个事情看得比天大，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经济观察报：1965年你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招生严格吗？

　　陈元：很严格，我们都参加高考，是经过考试被录取的。

　　经济观察报：在清华大学你读的是自动控制系，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陈元：在当时的年代，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帮助中国尽早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就选择了自动控制专业。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做的决定给予评价，然后对你做的好的给予鼓励，有时提醒你一两句。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发展道路，都不是父母指定的、包办的。

　　经济观察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你正在大学二年级，当时许多人都参加了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你呢？

　　陈元：我从没有参加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也从未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因为“文革”，我们这批学生在大学多待了一年，到1970年才毕业。我被下放到湖南某工厂劳动锻炼两年。

　　经济观察报：你毕业的时候，陈云同志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陈元：当时他还处在受批判的时候，被下放到江西南昌一个小的干休所。当时，我看到父亲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将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有一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一次他在看《参考消息》时告诉我，美联储主席是美国真正的经济总统，他对美国经济能发挥巨大作用。在那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理工科，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情接触很少，所以他讲了之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很难想象什么叫经济总统，认为总统不就全管了吗，还有经济总统？我就开始想，美国的这个领域都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运行的？我就想知道美国人都是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于是开始一步步地关注经济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这对你后来的职业选择有影响吗？

　　陈元：有影响，不过不是直接的影响。父亲对我的要求特别严，如果发现我有差错，他会很不客气指出来。比如说我看书，年轻人浮躁，有时候浮想联翩，写一串感想，到他那儿一般来说是要碰钉子的。因为这些想法未必是从实际出发的，很多是不现实的。特别是我看了一些理论书籍和马列主义原著后，就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记得“文革”期间，父亲在江西，我在湖南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怎么写得不对，什么观点不对。父亲没有表扬我，他对家人说，就是要让我磨练磨练，看看能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在湖南的工厂锻炼了几年？

　　陈元：三年，1973年才回到北京，分配在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做技术员，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做了5年的技术员。

　　火热的八十年代

　　经济观察报：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对你有何影响？

　　陈元：当时我已经33岁了，可是还想读书，学习知识。所以就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结果考进了清华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一年后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

　　经济观察报：你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这一次你所选择的专业是经济管理。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专业？

　　陈元：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性人才，我对经济也产生了兴趣。社科院有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学习气氛很好，我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1981年8月，我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先是在院内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然后就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经济观察报：在八十年代后期，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改革中的稳定方针争论很大，出现了许多不同观点，如“稳定止步论”、“紧运行论”、“闯关论”、“阵痛论”，甚至还有“乱治论”(先乱后治)。这些不同观点的共同焦点是什么？

　　陈元：焦点在于，改革是渐进式配套改革还是突变式一步到位？这是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根本战略问题，它也决定着人们对形势的看法和今后的改革思路，所以争论很激烈。匈牙利人科尔奈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切入而引出的 “短缺经济学”研究成果，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当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为什么会出现非常紧张的局面。当时，从消费品到生产资料，到社会公共产品，到各种能源、基础教育等等，都是紧张、短缺的。科尔奈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于是我们一群中青年开始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准备静下心来力求系统、深入地进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资料、数据的搜集整理，客观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历史和现状，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我们认为，真正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实证考察分析之后，改革何去何从的 “应该怎样”的问题，就可能呼之欲出了。这个课题研究虽由于1988年后的种种原因没有达到原来的一些预想目标，但还是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资料，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崭新的经济改革理论框架。

　　金融改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经济观察报：当初陈云同志主管经济，而你也在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没有离开经济、金融领域，而且一直到今天，这是受你父亲的影响吗？

　　陈元：我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是他对我有影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父亲及其他第一代领导人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舞台上做这些重大事情的，我们是在侧面，从家庭的角度，近距离地看到很多细节，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就能多受一些教育。我记得很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东西德双方都实行边缘政策。我当时不懂什么叫边缘政策，他说边缘政策就是处在战争边缘。美国和苏联当时处在“冷战”的状况，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他一点一滴地教给我的。

　　经济观察报：在人民银行你担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当时42岁，是比较年轻的。你在中央银行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你作为金融改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有什么感受？

　　陈元：从1988年开始，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整整10年。在这10年里，中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1993年国务院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金融业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我亲身经历了中国金融业与国民经济运行体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

　　经济观察报：金融业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元：在金融宏观调控、金融业发展及金融市场发育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是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199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针对当时宏观经济失衡的状况，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运行顺利“软着陆”，实现了低通胀和较快增长的良好局面。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逐步增强，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实施，使央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有了法律保障。当时实施了一些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金融宏观调控和改革措施。为加强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法规，突出了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商业银行的审慎性监管；补充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提高了整个银行体系的清偿能力；通过颁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进行了信贷资产质量五级分类方法的试点。这一系列措施对保证金融业稳健运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市场日趋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金融业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

　　经济观察报：金融体制改革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什么变化？

　　陈元：中国金融改革虽然稍晚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但推进速度快、成效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济既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又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走上了一条稳定健康发展的路子，特别是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宏观调控的日趋成熟以及金融业的日趋健康发展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带着一个挑重担的心情到了国开行”

　　经济观察报：1998年初，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你从央行副行长赴任国开行行长。

　　陈元：当时是朱镕基总理找我谈的话，他希望我到国开行去，把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部分搞好。我当时感到了两个重要的担子：第一个就是必须保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得到融资支持；第二个是，我知道过去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是没有多少市场机制的，到国开行，必须从头建立起这样一个市场机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更重的一个担子。

　　经济观察报：过去你是管别人的，现在终于轮到你自己办银行了，可能备受关注，当时你压力大吗？

　　陈元：我是带着一个挑重担的心情到国开行的。当时我在国际金融界的朋友见到我，第一句话往往都是问，从中央银行到了开发银行，有什么感受？我就说过去是叫别人办好银行，因为我搞了很长时间的金融监管，现在轮到自己办银行了，压力很大。在当时很多借款人的心目中，这家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就如同政府的第二财政，是可以借钱不还的免费午餐。在上任之初的1998年3月，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32.6％。看到这个数字，我马上就头大了，要知道，如果一个银行有30％多的不良资产，就意味着难以持续下去，很快地就会出现大问题。因为我是在中央银行工作了10年，我深知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意义。不良贷款这个问题不能躲，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早晚有一天这个问题会浮现出来，所以我从到国开行第一天就抱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个状况。

　　经济观察报：《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篇文章描述1998年之前的国开行说：这家银行已经将大多数的原始资金消耗殆尽，坏账堆积如山，并且一向对政府的项目言听计从。要改变这个现状，绝非易事。

　　陈元：一开始确实是非常为难的，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全行几千人，面对各个重大的项目单位，还要面对全国所有的人，他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国开行的钱来了，然后花了，搞了项目，就不用再还了，我们得让他们所有人明白，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给自己，也给国开行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机器。首先是在内部运作以及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国开行过去特别像一个国家行政机关，而不像一个金融机构，花钱大手大脚。甚至有一段时间，个人出差带现金，多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带几万、十几万。我到了之后，坚决停止使用现金，而且规定，所有个人占用的现金限期交回，不交回的从工资上扣除。不到两个月，全部钱就都回来了。从这以后，国开行运作的所有费用必须全部走账，而且每一笔费用都事先有人审查，事后有人稽核。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经济也随之陷入低谷。你上任之初，中国正在全面实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你如何对待新增贷款项目？

　　陈元：我要求对所有的新增贷款项目实行前所未有的风险审查机制。在审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四审。全行分成四个小组，每半年由我在电脑上随机选取，所有人员的组合都是由电脑随机产生的，任何人之间都不可能有事先的联络。他们审查完之后，再到总行贷委会审查，我们的贷委会是所有的副行长都轮值参加的，避免他们与贷款人之间产生联系，经过这么一道道的审查最后再送到我这里。我没有批准任何一笔贷款的权利，我只有对他们的这个审查结果认可或否决的权利。当时我否决的有发改委的项目，有各级政府的项目。他们当时都是非常希望得到这些项目的贷款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

　　陈元：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在开始，所有的项目单位，包括政府部门，都觉得政策性银行就该给钱，又不是商业银行，用不着这么防范风险。我们当时是比较难，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如果说国开行的不良贷款一天天地增加，有一天国开行贷不了款，不是大家都更不好吗？反复讲这个道理，最后大家慢慢就接受了。

　　经济观察报：据悉当时国开行大概有1700亿不良资产，欠债的又都是国有企业，要债容易吗？

　　陈元：那时候很多行内的员工也认为国开行是一个政策性银行，本来就应该有一个政策性的支持，催款或还款的能力并不是第一考虑。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有不同的声音。当时在议论当中还有这样的担心，说国开行可不要变成一个“讨债队”。当时我想，国开行要想资产优良的话，讨债是必少不了的，但是我们最好能够做到让所有的借款人自觉自愿地还债，因为讨债并不会产生新的现金流，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看清楚，如果某些人无法归还贷款，就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及时把这个问题包袱解决掉，要么是核销，要么就是大范围的重组贷款。

　　经济观察报：1999年，为了完成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改造，财政部设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陆续剥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也正借着那次机会，国开行剥离了1000亿元的不良贷款。

　　陈元：这是国开行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剥离不良贷款，以后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通过一个偶然的尝试，我们摸索到了一个依靠地方政府力量化解不良贷款的方式。当时天津夏利有20亿元的不良贷款，因为夏利汽车的市场销售在逐年地下降，它的车型、技术含量、成本都使它无法在当时的市场竞争中支撑下去。对商业银行来说，这简直是不可化解的难题。我们与两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反复讨论，对他们说，天津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需要对很多旧城区改造，我们可以给天津100多亿到200亿元的资金，但你们要帮助我们把那20亿元的不良贷款化解掉。谈判谈了差不多一年，最后一笔一笔地算，市政府把它能调动的所有资源都调动起来，经过两年努力，最后把20亿不良贷款化解的干干净净。我们把这故事讲给外国的投资银行，他们听了都目瞪口呆，说不可思议，我说在中国就能办到。

　　“我改变了交易规则”

　　经济观察报：可不可以这样说，你在国开行的最初工作就是四个字 “改变规则”？

　　陈元：可以这样说。金融的健康对经济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经济，要想在金融领域跟上国外的发展，必须改变规则。那么为什么能够改变规则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全世界，所有金融成功的发达国家，其成功很多是源于金融制度的完善和强盛。制度的强盛和金融的强盛，最后才会使国家强盛，这是我坚信的一个客观规律。所以，我要求下属列出十家国际一流的银行作为国开行的借鉴。还聘请了包括波士顿咨询公司以及毕马威等多个国际顶尖的咨询公司为国开行担任顾问。

　　经济观察报：改变规则的过程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

　　陈元：规则改变的过程大概用了两年到三年，事情全都改过来了。比如我们最早去和安徽、湖南签订金融合作协议。跟以往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我们要求对方按照金融规则办事。国开行对贷款的项目建设和制度建设、信用建设结合起来，构筑企业、政府、银行和市场四位一体的融资平台。因为我每一笔贷款都是十几亿、几十亿元的贷款规模，经不住任何一笔出问题，所以必须在每一笔贷款之前都构筑足够严密的信用结构，让对手、让借款方认识到这个规则的重要性，这样才行。我给你巨额的资金，希望换回一个市场化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但对开发银行有利，对省政府、对企业、对全社会也都有利。

　　经济观察报：这实际上是合作双赢、共同发展。你是借助于开发银行这个杠杆来推动市场规则的建立？

　　陈元：我改变了交易规则。过去认为，反正都是国家的钱，即使借商业银行的钱也没准备还过，更何况是借开发银行的钱呢？说到根本上，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缺陷，有很多长期资金应当是由资本市场来筹集的，但是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没有专门的机构和市场为它们提供资金。国开行承担了一部分提供长期资金的任务，我必须在政府融资和最终的证券融资中作为一个桥梁和平台发挥作用。即便是政策性的银行，也一定要以商业成功衡量自己的成就。有人误认为，既然是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国家一定有补贴。实际上，开发银行没有补贴，从我到国开行第一天国家就没有一分钱补贴，国家只是通过每年的返税，完成对国开行500亿资本金的注资，所以我每一分钱都必须在市场当中运营出来。在争创一流市场业绩方面，不分什么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并不因为是政策性银行，规则和标准就会不同。

　　经济观察报：所以有人说国开行在走钢丝，一头是政策一头是市场。

　　陈元：现实是，由于各种原因，商业银行退出很多领域，中国经济大量领域得不到融资支持，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需要来做这些领域的弥补。也就是说，我们与其他商业银行有所不同，我们主要是一方面弥补商业金融的不足，另一方面以优质业绩促进整个市场的发展。所以，确实很难，但是并不是没有机会。其实对于国开行来说，开发性金融有一个非常宽的路，就是我们背靠政府的信用，可以建设一片市场，这片市场在建设的初期基本上没有人与我们竞争。比如，三峡这样的大项目就没有人来跟国开行争。当初，没有一个商业银行给它贷款。国开行给了它300亿元的贷款，整个项目启动，开始建设，然后它就有走向市场的目标和欲望，现在已经变成上市公司了，商业银行也跟上来了。再比如，在城建方面，国开行大力推动银政合作，共同构造市场化的融资平台，从1998年在国内首创“芜湖模式”开始，相继探索出天津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上海城投、久事公司等合作模式，实现了一个项目“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的全过程，形成了金融财政良性互动、共同拉动城市建设的良好局面。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你用战略家的眼光去思考，去谋划，另一方面你用银行家的手法去推动、去运作。在2003年和2004年，香港财经杂志《亚洲金融》曾经连续两年将国开行评为“亚洲最赚钱的银行”。

　　陈元：要成为一个国际一流的银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喜欢打乒乓球，我在国开行有点像打乒乓球，不断应对不同的挑战，可能有的很小，花个二十分钟就想清楚了，碰到一个大问题可能要想三个月。2000年我们决定将不良贷款降到3％以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他们认为需要14年，甚至40年才能做到。我们一方面通过先进的市场业绩来优化运用国家信用，另一方面以国家信用提升市场业绩，结果四年以后，我们就将其降到了1％以下，这让国开行所有人信心大增。

　　开发性金融理论

　　经济观察报：在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用商业原则的时候，国开行就已经把一套商业原则引进了国开行的机制。你不但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建树，将开发性金融理论引入中国经济学界。这对于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建设都有非常大的价值。那么，到底什么是开发性金融？

　　陈元：开发性金融的开发性来源于英文Development（发展）和Financ－ing（金融）。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在国际上已有百年历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属于开发性金融机构。从各国实践看，开发性金融通常为政府所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用建设制度和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承担着支持经济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及相关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追求市场业绩，但不止于市场业绩，以用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目标作为更高、更全局的目标，其能力和潜力都大于政策性金融。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政策性金融过去想解决而又没解决好的问题，两种方法是阶段性互补的关系，在不同领域也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开发性金融的特征是，只要有市场缺损、法人等制度缺损，而又有光明前景的投融资领域，能够进行制度建设、以整合体制资源取得盈利的，就是开发性金融的领域。

　　经济观察报：看来开发性金融有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陈元：这是由中国转轨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决定的。国开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成立于1994年，主要任务是确保重点项目资金需要，向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及其配套工程发放贷款，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1998年以后国开行按照中央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增长的要求，主动面向市场防范控制风险，开始开发性金融的探索实践。但我们很快发现，中国面临的市场与西方发达的市场有着天壤之别，市场存在大量的空白和缺损。我们从这一国情特点出发，明确了将政府组织协调优势与国开行融资优势结合起来建设市场的方向和路径，致力于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

　　经济观察报：政策性银行，开发性的金融性机构，国外失败的也不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陈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到底更偏哪方面，偏银行方面呢，还是偏政策方面？如果我们看看亚洲整体的情况，有一些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不太成功的，因为他们太注重政策方面，而忽视了商业性原则。如果总结亚洲的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政府告诉银行它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有些项目，在商业上不可行却必须要贷款。还有一个原因是银行的领导层比较弱，有人认为政府的钱就不必再还了，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国开行的成功就在于在政策和商业原则之间坚持了平衡？

　　陈元：政策性就是完成政府目标，商业性就是完全按商业性原则来运行。当然，我们追求的不是单个项目的成功，而是一个体系的完善，一个体制的建设，我们认为这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当年的基础设施的大投入，可能对谁来说都是一块硬骨头，但没想到后来成了一块香饽饽了。开发性金融就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断地促进制度建设，它就能变成一个回报。如果你忽视了这个制度，光建了一个项目，可能项目最后亏损，你的钱也回不来。

　　经济观察报：其实从全世界来看，政策性金融总体来说规模是缩小了，因为整个是在市场化。但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

　　陈元：这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长期处于建设阶段，城市化是过去20年、也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核心特征。中国要加快城市化，面临诸多方面的瓶颈制约，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三农”、中小企业、文教卫生等民生富民领域。对于这些领域的巨额建设资金需求，传统财政融资力量和作用有限，商业金融也不愿涉足，这是深层次的信用和市场落后、制度缺损的突出表现。

　　开发性金融是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是适应中国制度落后和市场空白的现实国情，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态。它不是政策性、商业性的机构属性问题，而是一种金融方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存在瓶颈领域，就需要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开发性金融能够通过融资推动，把政府、市场和金融等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市场建设，完善微观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用市场化方式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开发性金融通过市场建设构造经济平稳增长的制度基础，发挥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做到“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即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开发性金融隐于市场，通过为项目构造市场出口，让出更多的空间，引入商业资金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开发性金融加大对基础设施等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尤其在当前，大量投资拉动型项目以及关乎社会民生的中小企业贷款等项目，都需要开发性金融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开发性金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走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经济观察报：1998年3月当你初到国开行时，国开行已经因为太多的不良贷款陷入了困境。10年后，到2008年底国开行的资产总量比1997年底增加了10倍以上，不良贷款率也从 1997年底的 42.7%下降到了0.96%。用一位专家的话说，你将一个死气沉沉、官僚的政策性银行改造成为一个敏捷而有远见的金融机构。

　　陈元：没有不断深化的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业绩。我们通过照镜子的方法，不断找差距，不断改进提高。国开行目前总保持着若干国内外的专家在周围给我们挑毛病、做咨询，不断找出我们的业务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及内部问题，以此促进工作的提高。

　　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国开行开始了由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型。现在转型得怎样了？

　　陈元：现在国家开发银行转型面临的最大难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成功地转制为一家商业银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良好的治理结构和机构设置树立起来，根据新型的机制运行，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任务，我们的改革和转型还要继续深入。

　　经济观察报：成为商业银行之后，未来在政策和商业利益上，你的天秤砝码会往哪里偏？

　　陈元：我偏向于政府，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下，政府是构造市场、建设市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另外，大量的项目来源于政府，我们要脱离政府去找这些项目的话，那将会很困难，就像现在其他商业银行一样。

　　经济观察报：2008年在中国国资委研究中心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的评选中，你是唯一当选的金融界代表。在颁奖词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在20年的金融管理工作中，无论作为监管者，还是实践者，陈元始终是一位坚定的金融改革者。在金融改革中你主要做了什么？

　　陈元：我在金融发展当中，推动的第一个改革就是金融监管，我还在人民银行时就重视金融监管，经过统一思想，大力推进，做了很大的努力。到了国开行，把它内部的制度改了，把一个不良贷款比较多的银行办成一个好的银行，而且我要把它办成一个国际化的银行。我做了一些工作，而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一块砖、一块砖垫出来的，我很高兴我也能垫了这么几块砖。

　　经济观察报：作为金融改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你怎么认识和评价过去的三十年？

　　陈元：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金融作用和地位从严重抑制到快速释放的三十年，是人们对金融、制度和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 “中国奇迹”。与此同时，金融发展也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之初，中国金融体系极为单一，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仅1823亿元。如今，中国不仅构建起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1040.40,-6.70,-0.64%)市场在内的多元化金融体系，金融总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07年底，中国金融资产达到80多万亿元，30年增长400多倍。中国经济的金融货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金融成为宏观调控、资源配置和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中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银行信贷资金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占到80%以上，成为最重要的融资渠道。随着中国金融的发展，中国金融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你对中国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有何见解？

　　陈元：金融发展必须立足国情，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将长期处于以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是要把储蓄转化为建设资金，以银行信贷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责任重大。尤其在当前扩内需促发展的形势下，金融业要积极落实中央提振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发挥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经营水平，增强竞争力，主动承担起富国惠民的社会责任，帮助解决政府、社会、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到“雪中送炭”。不能就金融论金融，金融只有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银行金融机构走向世界是必然趋势，我们既要看清外部的世界也要看清内部的现状和差距，只有从自身的国情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在金融机构的开放与稳定、安全之间寻求战略的平衡，趋利避害才能稳步推进全球化进程，维护金融安全。现在，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动荡，使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和影响。从根本上讲，金融危机不是简单孤立的现象，而是国际金融体系在长期演进发展过程中，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结果，最终通过金融危机等形式来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发展的需要。国际金融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一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中国金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应该运用社会化方法把政府、企业、金融、社会各方力量聚合起来，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把国际先进的金融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把握机遇，加快发展，促进中国金融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