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首届中国金融外包峰会上表示，在此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金融业并未如美国的金融业那样遭到重创，“从好的方面讲”，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比较稳健，但“从不好的方面讲”，则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过度保守，亟待创新。他强调，不能因为美国金融机构的过度创新导致金融海啸，中国金融产业便因噎废食，不再创新。目前，中国的银行贷存比在65％左右，美国则已超过了120％。如何加大创新力度，使中国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多金融产品，引导中国企业和老百姓适度超前消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同一个论坛上也表示，今年中国经济主要是靠政府大笔投入，明年的经济“则要靠效率，特别是靠金融投资的效率”。他建议国有大型银行可考虑将贷款“外包”给小额贷款公司，由其对中小企业、农户等进行放贷，或将有效提高投资效率。

　　金融业创新不足，中小企业和农户贷不到款，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原因之一，是金融业自身开放程度不足、门槛过高，导致面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或曰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产生。其二，对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考察耗费极大资源，因风险大、成本高而不可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产权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就是占全国住宅比例大部分的农房和占全国土地比例大部分的农地产权不够明晰，无法形成现代产权意义上的资本化产品并上市流通，导致整个金融业对此退避三舍。

　　这一点，从过去十年的城市住房改革效应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晰。有心人稍微思考一下便会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财富大增长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1998年以来的住房改革，不到十年时间，住房私有化、产权化、资本化使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大大增加，甚至远远超过工资收入。中国城市居民住房与现代金融业高度结合的抵押按揭模式，不仅使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而且由其财产性收入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内需。

　　如果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也实现自有产权化和资本化，农地和农房可以出售、抵押（耕地则必须接受土地使用功能限制），则农村金融改革、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将会加快。而目前实施的“按需分配”（实际上对于很多新出生人口和嫁入人口等等而言，由于现行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他们并不能按需要分得土地）的集体土地和宅基地制度，确实存在弊端。

　　一则使中国的农业品牌失去国际竞争力。仅以茶叶为例。虽然中国是世界最大产茶国及消费国，但却未能打造出一个全球知名的茶叶品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的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在中国，联合利华的“立顿”品牌占有的市场份额，是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中国7万家茶场为啥抵不上一个“立顿”茶？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市场过度分散，这个问题从茶园就开始了。中国茶叶行业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浙江省是中国的产茶大省和最富裕的省份之一，那里有100多万家小茶园，平均面积不足0．2公顷。将土地合并为面积更大的种植园受到中国土地管理法的限制——根据中国的土地管理法，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所有，因此他们也不能出售土地。监控数百万家星罗棋布的茶园的质量，无疑是痴人说梦。

　　另一大弊端是中国农村居住的人口把过多的资金投入了住房建设（因为他们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获得按揭贷款），不仅导致金融业无法全面向农村渗透，而且使农村居民在大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因丧失资金而大量丧失创业机会。

　　可见，创新金融产品，提高投资效益，改革土地产权制度不失为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