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四海 范为

　　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得以重新以大国的姿态来审视世界、思考未来。中国的金融业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构成因素，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体现。本轮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业的崛起创造了一个条件、提供了一个机遇。

　　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深化金融领域的交流以及规则的制定，经济需要WTO，金融更需要WTO。

　　大国崛起的两大标志

　　毫无疑问，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当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8年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已成为真正的大国，但崛起尚处在进行时状态，无论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

　　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额上去了，但经济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对外我们有像美、欧、日一样多真正的跨国公司，对内我们拥有合理的经济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

　　具体而言，我们应当在过去“外需导向型”经济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进一步加快对外投资，而不是单单看重衣服、玩具等生活用品的对外贸易量。我们不应将巨额的外汇储备再全部放在美国国债，而应进行真正的海外投资，有选择的进行资本输出。纵观近代史，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无不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完成自身经济、政治综合影响力的提升和崛起。

　　过去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共享发展计划”（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建议国家设计一项对外援助计划，用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和一定数量的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具体实施时，可以通过组建具有真正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美国之通用、日本之本田、德国之大众无不是体现其所在国国力的行业巨头，也正是我们应当学习、借鉴之处。跨国公司的建立、跨国经营理念的形成同时还会形成有益的附加价值，如：创造“主动性外需”，为将来外需之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学习日本之经验，为增加国民财富找到新的出路。同时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可谓一举多得。

　　合理的经济结构、分配制度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国富民强才是真正的最终目标。要合理化经济结构，一要完善投资-消费结构，改变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持续下降的局面，有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度持续下降，从1998年的45%左右一路下降到2008年的35%左右，已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二要改善市场化经济中国企-民企比例，要知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扮演的应该是作为市场失灵时的拾遗补缺角色，而不是挤占私人企业的生存空间。

　　国有经济效率之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市场竞争监管者的政府同时又是国有企业的慈父，在国企也是市场一员的情况下，公平竞争得不到有效维护；同时国企还存在着委托人缺位所导致的过高的委托-代理成本和日常经营成本等缺陷。要合理化分配制度，就是要提高生产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改善政府税收、企业盈利、生产者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平衡，过去中国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生产者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政府税收、企业盈利增长。

　　其实这些目标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改善生产者的收入水平，才能优化投资-消费结构，有效扩大内需；只有提高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市场化效率才能得以提高，生产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保障。

　　国际金融新秩序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出现了重大变化，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开始约束之后70年整个金融业的行为模式。本轮金融危机虽然从本质上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更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危机，但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因此这次危机必然而且应该带来全球经济、金融理论、哲学观念的重大转变。

　　在经济领域，过去全球经济增长与地球资源承载的不平衡需要改变，过去世界经济体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资源代价，实属“与天为敌”。当前各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低碳经济、新能源已经提上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G20峰会便是例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需要改变，过去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超前消费导致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债台高筑；而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出口，形成国内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提到要彻底改变过去“美国消费，中国、德国生产”的模式，从而使得各经济体的经济得以适当平衡以达到全球经济的平衡。

　　当然这里要提醒一点，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毕竟全球化是主流，而全球化能增进全球的福利。

　　在金融领域，过去的一些秩序、观念必然也应该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从国际金融新秩序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必然会占据更多的份额和话语权。

　　具体来讲，新兴市场经济体获取的份额更多的应该是来自“老欧洲”过去所占据的份额和话语权，而不是来自美国。欧洲区一些小经济体无论在经济总产出还是贸易总量上都已不再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他们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所占的重要话语权不相匹配。

　　从货币体系来讲，美元的统治地位，如同美国的“一超独大”地位一样将会被削弱，但仍然不可取代，未来的货币体系将会是“1+3”的四元货币体系模式，即以美元为核心，辅以欧元、日元、人民币三个反映重要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币种。它们共生共存，和谐发展，共同维护全球货币的稳定。

　　从金融业的发展模式来讲，未来的趋势是“返璞归真”，金融业不应也不该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金融出现的最初本能是为了便利经济交换中资金的融通，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

　　过去这一点似乎走的有点过，发达市场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过于发达、过于膨胀。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而当年全球GDP为54.5万亿美元，即全球金融资产为当年全球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为419%。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大量才智过人的 “火箭科学家”、“金融工程巫师”的努力下，2007年末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达到了596万亿美元之巨。也正是由于CDO（债务抵押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对风险的聚集和放大，也是本轮金融危机扩散速度如此之快、波及面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

　　因此，未来的趋势是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和“去金融工程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加强。雷曼兄弟倒闭后，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去杠杆和去金融工程操作，如CDS名义价值已由最高峰的62万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底的41万亿美元；国际互换和衍生产品协会（ISDA）也在加强衍生品交易监管的道路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都是好的转变。

　　未来中国金融战略

　　对于未来中国金融战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商业界需要企业家精神，金融界更需要金融家精神。

　　培育中国自己的金融人才、特别是金融家的沃土，那毫无疑问是市场化，放松行业管制（含金融教育行业）和“国退民进”是必经之路。尽管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发生了金融海啸，但本轮金融危机的归因绝不应当是市场化，对于正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才建立了市场化的观念，应当毫不犹豫的在竞争性领域、行业坚持下去。“国退民进”，准确地讲应该叫“政退民进”（毕竟私有经济也是国家的），是提高市场效率、活跃市场氛围，提升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在金融业亦是如此，我们需要培养的是金融家，是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参与竞争、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家，而不是具有政府背景的金融官员。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战略发展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金融崛起必不可少，而作为金融崛起的第一堡，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也就是人民币逐渐从管制货币，转变为可交易货币，再发展到国际储备货币。从管制货币到可交易货币这一步，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实现的；从可交易货币到国际储备货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摆脱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展中国家“原罪”的困扰，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发达国家的货币作为“金库”，以此来进行国际贸易和融资，这一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

　　藉此，我们可以改善我国的贸易不平衡，目前过多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反射的是我国资源的极大消耗和国内民众福利的巨大损失。过去“出口导向型经济”本身牺牲了部分国家税收和农民工利益，同时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服务于出口，这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次贷危机后我国出口快速下滑也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威胁。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有利于我国进行资本、产业对外输出的。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之一，那么中国许多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可以更加方便地要求以人民币计价，如此，我们企业的成本和销售都是按人民币计算的，外贸与内贸没有区别，汇率风险边可以得到有效的规避。

　　第三，金融深化的思维要继续，但侧重点要转变。不应再过多的在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枝节上花太多功夫，而应转变理念，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农村金融、中小企业金融、创业企业金融。

　　过去在这一块上，我们忽视了支持农村经济、中小企业经济发展，或者说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它们。就农村金融而言，统计显示1985年以前农户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银行和信用社，1990年下降到40%左右，1999年下降到低于25%，目前下降到20%以下。

　　我们现在有了改变目前这一状况的实力和资金，从发达市场国家经验看，大多数国家没有将农村金融交给完全的市场化机制去解决，而是通过政策性金融、财政补助、税收政策等对农村金融给予了大力扶持，引导城乡之间和工业与农业之间资金的流动。

　　我们可以从贷款、保险两个角度去缓解这一问题，如：加大政策和法律引导，充分利用现有商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制定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农村金融业务的政策，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为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增加信贷投入；加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把农业保险纳入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在资金、税收、再保险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从而将金融深化推广到广大的农村地区，让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缺位状况得以缓解，毕竟金融业也需要资金得到更加均衡的分配和使用。

　　总之，国际金融风暴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赢得了170年来最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拥有着170年来最为和谐的内部环境。毫无疑问，现在是中国金融业崛起的最佳窗口期。

　　（房四海为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与首席金融工程研究员；范为为该公司金融工程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