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的60年，正是世界经济进入1870年至1913年全球化的黄金增长时期，中华民族却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挑起的连年战争及苦难，沦为半殖民地。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前30年正是世界经济进入1950年至1973年全球化的黄金增长时期，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后30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30年，也正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国际化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阶段，中国的发展已经涉及开放型大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由中国的大国特征、经济制度及全球化参与程度决定的。

　　首先，中国人口众多、内需容量大、总储蓄率高。其一，人口众多。中国人口超过13亿。其二，内需容量大。2008年，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2002年以来，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经济规模和增长潜力都很大。其三，总储蓄率高。2004年，中国总储蓄率为46.57％，远高于美国的14.3％、日本的25.5％、印度的28.3％。总储蓄率一旦转化为有效增长动力，其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估量。

　　其次，中国的经济制度决定了，过去60年，尤其是对外开放30年间，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动员资源的能量一旦有效释放出来，其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十分重大。

　　再次，中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以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合理集聚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工序和要素。中国进出口额的五成左右、工业增加值的二成左右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特点。

　　中国的大国特征，既是优势，也带来了挑战。其优势是，经济影响举足轻重；内需容量巨大；在一个时点上，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多样化特征。

　　挑战则是，本国的发展不仅要考虑本国与主要经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考虑重大决策的外部影响，即宏观调控、稳定外需措施对世界经济的间接影响。

　　经过反思，可以看出，中国应转向更加中性的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更合理地统筹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首先，酌情调整汇率、利率、税率（如出口退税率）、要素价格、各种补贴等贸易激励政策已迫在眉睫。

　　过去贸易激励政策偏向出口部门和外资企业有其合理性，那是弥补外汇缺口和资本缺口的需要，是培育市场经济因素和引入外来竞争压力的需要，是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来开13亿中国人民的国际化、市场化、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窍”的需要。

　　但是，现在，外向型战略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例如，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之间的不协调，高能耗、高污染及资源性出口行业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在土地、能源、环境方面承受的压力；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快速上升。沿用原先的贸易激励政策，将有碍于解决、甚至加剧上述种种矛盾。

　　其次，区域、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要求对外开放战略转型。

　　过去30年，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与国际经济体系对接，实现了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则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本地市场经济因素，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很难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形成加工贸易的出口能力；很难有财力和能力通过经营土地、资源或其他透支未来的方式实现经济起飞。这样一来，就很难改变中西部地区资源、人才、资本、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趋势，最终导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开放差距持续扩大。

　　下一步，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开放道路。东部地区的未来着力点，应放在提升经济国际化程度，包括不断推进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产品国际化进程方面。中西部地区则不同，应以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为支撑，采取向西开放、向东开放、多元化开放的新战略。应通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共建机制，发展开放型经济模式。

　　再次，制定与经济国际化发展相协调的国内贸易政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过去3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抓手主要是通过营造良好的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等特殊区域投资小环境，通过开放型的区域集聚和产业集群，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带动本地就业、税收增长和经济起飞。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但是，由此也形成了服务外资、优惠出口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平台，内资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很难得到共享。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对外贸易和外资享有远比国内贸易和内资更加自由、便利的条件和环境，如出口转内销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软硬件的巨大差异。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逐步解决，既限制了外资和出口部门优势资源的本地化，也限制了内资企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产品增值链存在巨大差异，并且相互隔绝。

　　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和根本出路仍然是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的步伐，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提升经济国际化程度。

　　最后，“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在扩大内需方面，关键是增强城乡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和税源培育，增加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县和县以下政府收入；改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状况；尤其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份额。

　　二是建立规范的消费信用体系，改革个人消费信贷机制，发展以信用为基础的消费增长和结构深化机制。

　　三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四是进一步完善消费市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市场，金融和证券市场，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的个性化消费服务体系，规范市场消费秩序，健全保障机制。

　　在稳定外需方面，关键是要在拓展国际营销渠道上下更大工夫。中国出口企业普遍缺少自主的国际营销渠道，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没有能力建立自主营销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商会及贸易和投资促进部门应当深入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和产品信息服务、商品和服务国际会展服务，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协定、对外投资等多种途径，带动国际营销渠道建设。

　　在此领域，应当学习日本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些成功经验，通过贸易企业、生产企业、金融机构和科研机构结成协同关系，共同开辟新兴贸易市场。这既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输出，也包括资本和货币的输出，逐步提升中国企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

　　稳定外需，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出口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在缺乏自主创新的条件下，增加出口附加值，需要出口规模更快速地扩张，因而更容易引起贸易争端和摩擦，使外需易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

　　从更高处着眼，未来的60年，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经济风险高发的矛盾凸显期。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化解矛盾，就要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化生产体系；更努力地提升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增值能力，增强中国经济国际化和文化软实力；更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以发展为主题的南南合作与南北交流，以实现中国经济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