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哈尔滨的秋季要比往年热一些。虽然距离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结束已有两月，但9月的中央大街上依旧骄阳似火。百年历史的马迭尔宾馆正上演阳台音乐秀，51栋欧式建筑展示着异国风情。

    哈尔滨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这个“东方莫斯科”只有约110年的近代城市建城史。1898年沙俄在东北地区修筑中东铁路时，哈尔滨才初具雏形。

    然而，这座年轻城市的历史基因却丰富得令人吃惊。作为金清两代王朝的发祥地，千年以来30多个民族在这里休养生息；百多年来33个国家的16万外国侨民翩集于此。

    1949年是哈尔滨城市景观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年份。在这个时间刻痕后，金戈铁马、渔牧狩猎式如梦令的传统被现代大工业巨无霸的身影遮蔽了。崇尚质感的钢铁与崇尚速度的飞机开始成为这座城市新的代言人。

    中国工业先行者

    哈尔滨的传奇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正是从这里，中国至少自1840年以来工业化的梦想找到了托身之所。

    作为全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哈尔滨是新中国解放战争的“兵工厂”，这里有我国最早的铁路机车车辆厂，生产过坦克、炮弹和第一架直升机，有全国最大的电站集团。这让哈尔滨人引以为豪。

    而今，时间的画卷展开一个甲子的幅度，哈尔滨仍执中国军工尖端技术的牛耳——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以下简称“哈飞”)制造的国产直9武装直升机，参加了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任务。哈飞宣传部对本报证实说，直9直升机将在10月1日参加60周年国庆阅兵。

    实际上，对于共和国的许多见证人而言，哈尔滨就像一个培养基，从这里衍生出了全国很多地方工业化因子；而新时代军转民的现实下，从哈尔滨走出的军工人才正在为尖端技术向民用转移趟出新路。

    工业化，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首次碰撞以来，就成为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心结。魏源最早提出“缓本急标”论，认为“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郑观应主张“以商立国”，都是对“以农立国”的冲击；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模式；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工业化思想体系。凡此种种，都是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准备。

    而建国后的工业化，哈尔滨无疑是先行者。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中有13项建在哈尔滨。1960年，哈尔滨全市工业总产值仅次于沪、京、津、沈，列全国第五位。到1958年以前，中国受前苏联模式影响，大力发展重化工业。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重视轻工业发展，纠正此前的偏差。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财政分权体制确立，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考核引导下，展开地方发展的锦标赛，重化工业发展再度提速。这波发展基本是政府投资拉动。

    也正是在重工业波澜壮阔前进的大合唱中，哈尔滨这新中国工业化的先行者却有些失落了。因为新的工业化主力军主要在沿海地区。

    同样失落的还有中国中部西部的很多地方。这对我们提出一个严厉的拷问：这种投资拉动、消耗资源的重工业发展模式能否持续？

    以信息化为工业化提速，这是现时代对包括哈尔滨的众多城市提出的要求。

    老牌军工企业“突围战”

    60多岁的满永泰现在住在北京。2003年退休前，他是中航工业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以下简称东安)的宣传部长。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67届毕业生在东安一干就是36年。

    东安就是哈尔滨“十大军工”企业之一，生产飞机发动机。“三大动力、十大军工”是国家“一五”计划期间哈尔滨名扬全国的国有机电和军工企业。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哈飞和东安这对“孪生兄弟”相得益彰功勋卓著。但是文革期间中苏关系的紧张对两者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原本“背靠(前苏联)沙发”的黑龙江突然变成了前方。哈尔滨的大批军工企业、设备和人员向江西、贵州等“三线”地区搬迁。哈飞搬往江西景德镇；东安则迁至江西乐平、贵州贵阳等地，而后又迁往江苏常州。

    满永泰对本报记者说：“陆续的两次搬迁，对企业的伤害比较大。哈尔滨只留了一部分设备和人员，走了一半。”今天江西、贵州的航空工业都有当年哈飞和东安搬迁时留下的影子。

    就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相同遭遇一样，改革开放后的哈尔滨国有工业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同样面临巨大市场经济冲击。

    在军转民的过程中，不少军工企业基本都被淘汰了。而“三大动力”厂和哈飞、东安被国家力保了下来。“哈飞转型的时候我一年要去七、八趟。”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金宗林说，企业为了自救，刚开始还上过医药器械和煤气罐等“乱七八糟”的项目，“真是非常艰难”。

    而哈飞除了继续生产军用飞机，在1980年代初开始开辟民用市场。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自筹资金率先在国内第一个采用国际通用适航标准，设计、研制生产了民用运12飞机。

    东安则从航空发动机向民用发动机进军。1980年12月，东安生产的第一台国产微型汽车发动机研制成功，并作为替代进口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也催生了哈飞汽车生产的出现。

    “从仿制到自行生产、改型，至1990年代东安发动机生产渐成气候。”满永泰说，“后起的江铃汽车就是跟东安学的。”

    民营经济“半边天”

    军转民过程中，原来国企留下的市场空白催生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改革开放后，哈尔滨的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今天，民营经济对全市GDP的贡献超过了50%。

    哈尔滨市侨联副主席刘其林原是市商务局副局长。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得以对哈尔滨商业流通企业进行深入观察：“我的感受是商业流通企业必须民营，国营干不了。哈尔滨本地的商业企业也没有发展好，基本都让外来资本收购了。”

    刘其林9月16日对本报说，哈尔滨之前的计划经济比重最高，从工业到商业都是国有。改制步伐起步较晚。比如对商业企业的整合、组建商业集团就始终没有进行。以至外来资本长驱直入。

    “从感情上说，哈尔滨的企业不希望让外来人经营。”刘其林说，“但是实际上，外来投资者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扩大了就业，也带来了财政收入增长。这是好事。”

    GDP追赶者

    由当初的工业化先行者，到如今成为工业化浪潮中的追赶者。角色变化之快令哈尔滨人充满了时代的焦虑。

    黑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意识到，要赚到第一桶金还是得依靠地缘优势。

    哈尔滨侨联秘书处樊万波说，当时可以用48瓶“北大荒”白酒换一辆俄制基尔摩托。北大荒一瓶2块，48瓶也就96块，而一辆吉尔摩托在国内要卖3000元。

    但是现在，这座工业重镇尝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2009年上半年，哈尔滨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同比增速排名第一，但投资额却是倒数第二。再与排名前一位的济南相比，“三年前把咱们落下1990多亿，现在是200多亿，哈尔滨怎么追啊？”金宗林担忧地说，“要知道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GDP。”

 “从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哈尔滨当年的经济是‘战需经济’，就是为了战争的一切需要。”哈尔滨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金宗林9月15日对本报说。

    和平年代，这座曾经得益于战需经济的城市如何“弯道超车”，迅速赶上全国工业化的脚步？也许，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找到了中国完成工业化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