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快马加鞭。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等亲自赴京，与工行、建行、中国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力邀三大行全力支持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这只不过是近期上海的突破之一。自今年3月底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简称《意见》）后，上海再次迸发出创业期的拼搏精神，各项政策落子如飞。

　　不过，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棋局上，上海在政策制定主动权、机构总部等方面始终存在“软肋”，“如果靠政策优势，其实不是太容易。北京是政策中心，上海可能是一个市场中心。”一位银行高管表示。

　　上海对此的谋略是，“让市场说话”，在市场体系和金融环境上发力。

　　国家战略国家推动

　　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建设“以前是‘国家战略，上海推动’，现在是‘国家战略，国家推动’。”

　　自从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到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中似乎步履艰难，难有实质性进展。这几年天津、北京各地发力金融、创新频频时，上海却显得有些“沉寂”。

　　同时，令上海着急的是，上海的制造业越来越受制于资源、环境、土地等条件，近几年上海经济发展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局面，今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增长甚至跌落到全国末位，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据参与《意见》代拟稿制定的人士透露，从去年开始，上海就开始着手谋划两个中心建设，为此，上海方面再次动用了“汇报提纲”的形式向中央“要政策”。

　　适逢国际金融危机的当口，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全面支持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在3月底国务院通过《意见》后，4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亲临现场。而这也是国务院首次在北京之外召开发布会，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这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文件。”会后刘铁男表示，《意见》不仅对上海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表明金融危机下，中国进一步推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是坚定的。

　　而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意见》中极有价值的一条是，明确了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机制。

　　刘铁男在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中央到上海各级部门，已经开始设立“两个中心”协调机构的准备工作。机构组长初定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担任，成员包括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一行三会等诸多国家部委机构在内，而上海方面也将组建与之衔接的领导小组。

　　而此前由于一行三会以及多家国有金融机构，对地方实行垂直领导，互相间沟通协商成本很高，往往很难形成统一意见，这也是当时制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因素之一。

　　“以前是‘国家战略，上海推动’，现在是‘国家战略，国家推动’。”上海发改委一位官员如此评价。

　　按照规划，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8月上海攻略

　　金融的宏观调控主导权在北京，所以上海的突破口在于“让市场说话”。

　　国家战略是一种支持，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结束不久，5月11日上海就迅速发起规模浩大的动员大会，同时公布了上海的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

　　事实上，金融的宏观调控主导权在北京，这个无法改变，而监管体系以及金融机构体系上“一行三会”主体也在北京，在这方面上海的空间不大，所以上海的突破口在于“让市场说话”。

　　排查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后，上海确定了未来的发力点。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对外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非常突出，即：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进一步推进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和“进一步完善金融发展环境”为重点。

　　而政策重在执行。各项工作被安排了时间表，并把责任落实到各个部门。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曾透露，2009年他们的任务统计下来大约有80多项工作，包括了金融市场市场体系、机构体系发展、新产品和新服务、服务环境改进几大方面。

　　列入2009年年度计划的项目包括要开展项目收益债试点；推进金属和能源期货等新产品的方案研究，并报请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推进境外企业来上海发行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股票；今年会推出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方案等。

　　进入8月以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加快，一些动作已初见成效。

　　8月1日，上海市人大审议通过国内首部有关金融中心的地方立法《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开始实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法律基础。

　　8月4日，名为“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挂牌，注册资本为2亿元。他们将募集国内第一个以金融产业为投资对象的产业基金。

　　8月13日，《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同时也意味着上海2.45万亿金融企业国资重组已正式启动。这项改革涉及上海现有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干部任用机制、资源重组等，直指上海改革较为滞后、竞争力不足的现状。

　　同日，上海国际集团入主爱建股份，开启上海金融国资改革启动后的第一单。

　　与此同时，在各地争建PE（私人股权投资）中心时，上海也开始奋起直追。8月17日，来自香港的第一东方投资集团正式宣布其获准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从而成为首家在国内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外资PE。而就在此前3天，全球第一大股权投资企业美国黑石集团宣布将在浦东设立其首只地区性的人民币私募基金――黑石中华发展投资基金，募集约50亿元人民币。

　　8月27日，上海再担保公司也在近期挂牌。同日，上海成立了股权投资协会，这是继北京、天津之后，国内第三家专业股权投资协会。

　　目前，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和债券等业务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从国务院文件到地方立法，市属金融国资国企改革等意见制订，再到各个机构成立，环环相接，正是上海全力打造金融新棋局的步调。

　　金融办扩权

　　上海的思路是通过金融办的专业化管理，结合市管金融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来改变过去对金融机构人事、业务、资产管理脱节的现象。

　　另一项改革则是直指地方政府的角色。

　　为配合国家协调机制，上海建立了地方协调机制——在市一级层面上成立由有关部门和中央驻沪政府机构，以及相关单位组成的上海市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其中不得不提上海金融办，这个昔日的政府“协调”机构，正在被赋予更多实权。

　　首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牵头职责主要放在上海市金融办，其主要职责也从此前的9项增至13项，新增职责主要包括受上海市国资管理部门委托，承担地方金融国资日常监管工作；负责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日常监督和管理等。

　　为此金融办开始扩编，近期正在公开“招兵买马”，吸引人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吸引人才和机构上开始下功夫。

　　“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与国务院文件里提出的很多要求，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作为上海来讲，最重要的是加快营造良好的环境，这是地方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屠光绍在5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很快，8月上海出台了《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就是针对于此。其内容包括加大金融人才激励和服务力度，以及扶持新设和新引进金融机构发展，例如对外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改制成外资法人机构后注册或迁入本市的，给予一次性开办扶持资金。

　　甚至，上海市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建立金融人才的“黄埔军校”。

　　今年上半年，上海交大成立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这个学院成立的背景非同一般，其副理事长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蒋卓庆，理事单位包括上海市教委、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发改委等，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政府将为其在6年内投入3.2亿元。

　　作为海归派代表的方星海对此颇有雄心。他表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至今，已经到了可以做些大事情的时候，但是“在做大事情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最缺的是人才。我们要面向全世界引进人才，也要只争朝夕地培养人才”。

　　而SAIF据称要瞄准MIT、沃顿商学院等国际知名商学院。

　　先行先试与政策限制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存在很多不足，上海越来越需要“先行先试”，有很多地方等待突破。

　　不过，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非只靠一腔热情。

　　上海金融系统上报给上海市领导的一份材料中，总结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五点差距，分别为：一是金融市场规模能级不够；二是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三是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四是金融人才严重不足；五是监管政策上对衍生金融产品和混业经营的限制。

　　上海越来越需要“先行先试”，有很多地方等待突破，比如说新产品推出、新机构引进、市场的开放等等，这些都需要中央层面来做决策。另一方面，现代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证券、债券、保险、信托等不同业态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多。

　　例如，上海在吸引外资PE注册浦东时，就遇到了一些政策上的限制。

　　目前独资的外资PE管理公司在成立以后，假如要成立一个人民币基金，按照行业惯例，基金管理公司也需要跟投一部分资金。但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外资投资企业的资本金在结汇之后，不能投入到另外一家企业作为资本金投入，这就限制了外资基金管理公司对自己发起设立的基金的资金投入。同时，凡是有外资成分的人民币基金都以外资对待，其投入领域有限制，上市退出时也有障碍。

　　对此，方星海曾对外呼吁，一些试点可以在地方层面率先突破，运作成熟后，再从中央层面推至全国，尤其浦东作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地区，有条件也有责任承担起先行先试的工作。换句话说，是希望部分政策的主动权能下放给地方。

　　但地方能否获得政策主动权，显然并不太容易。

　　此外，长期以来，上海曾不遗余力地吸引工、农、中、建“四大行”等重量级金融机构到上海落户，最终未能成行，因此上海只能“迂回”地促成这些大行的市场业务部门设在上海。

　　例如，上文提及的9月17日的上海与国有大行的合作，上海就是力争国有大行的业务和其他附属公司落户上海，其中中行在上海注册“中银通支付商务有限公司”，建银国际（控股）公司与上海城投公司与成立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过，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监管部门及“四大行”皆在京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犹如画饼。

　　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没有国际化，上海也就很难谈得上是国际金融中心，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上海最终走向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位上海市政府智囊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