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三次G20峰会正在美国匹兹堡市举行，与会各国围绕着确保经济持续复苏、全球经济再平衡、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重要议题进行激烈的观点交锋，把脉全球经济。对此，渣打银行亚洲区首席执行总裁白承睿向记者表示---

　　主导全球的力量正发生改变

　　《上海金融报》：世界经济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倾向，而作为主导性的全球决策组织，相对能够代表更多国家和地区观点的G20正在逐步取代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G8。您如何看待这种演变趋势？

　　白承睿：是的，这种主导性全球决策组织的演变趋势是由于目前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变，重心渐渐由西方转移至东方。这种转变将持续几十年，而像中国这样财政实力雄厚的经济体，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无论是能源、大宗商品还是水资源，以及那些有能力适应并实现转变的国家，会成为胜者。

　　但相对而言，国际金融机构却对这种转变反应迟缓。举例来说，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有4个来自西方，并且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脑从来都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但经济危机正在迫使这些组织及其成员进行反思，力求在成员构成和行事方式上更加趋向全球化---作为主导性的全球决策组织，20国集团越来越为世界所认同，与此同时，8国集团在过去一年里淡出了中心角色。其他例子还包括：20国集团财政部长在4月进行了会晤，同意金融稳定论坛向所有20国集团成员敞开大门；同时，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也扩大了成员规模，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席位。

　　这种趋势有效遏止了战后形成的最好由所谓"发达"经济体进行全球监管的共识。十年前，亚洲克服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金融改革和巩固措施，成效显著。如今，我们有机会更有效地汲取并运用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上海金融报》：那么，全球机构须采取哪些步骤以提高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参与度？尤其作为G20首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其目标之一就是改变其管理架构，从而反映经济力量由西向东的转移，配额和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情况如何？

　　白承睿：改革是积极的步骤，但人们普遍认为力度太小，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新的配额制度下，美国仍持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而欧盟也继续在投票中占据主导地位总体表决权高于25%。虽然出台多项举措，根据GDP以当前汇率值和PPP值计算、外汇储备、经济的开放性和变动性来改进和简化投票分配制度，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管理架构。

　　美国持有16.73%的投票配额，这表示它握有对重要提案的否决权。您认为美国的配额应降到15%以下吗？欧洲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很大的话语权。任何国家都不愿见到自己的影响力有所削弱。应将什么作为配额改革的基准，当前的GDP？国际储备货币量？之前管理国际机构的经验？等等。

　　由于货币波动，依据当前

　　GDP确定配额将可能引发争议。
　　最有可能采用的是综合考虑将在一段时期内见效的各种因素。

　　全球机构改革还需要中国及除美国和欧洲之外的其他大国挺身而出，担当积极的角色。就在四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中国担当了重要的管理角色并出台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方案，但这种持续参与和领导地位需要发挥核心影响力。

　　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已向20国集团递交了改革议程。其观点有望引起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共鸣，并与那些渴望看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1世纪发挥更好作用的西方国家不谋而合。改革议程含有五项原则，确保能够成功完成管理改革并达到彼此间的平衡，其中包括：第一、应根据经济地位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份额。例如，韩国的经济规模是比利时的两倍，但投票份额却只占其一半；第二、在未来，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应反映出国家对资金和优惠贷款的投入意愿；第三、让借款国在决策中发挥更大职责；第四、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欧洲人领导、世界银行由美国人领导的现状，应该通过公开且公正的方式确定领导者；第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

　　国际机构需进行重大改革

　　《上海金融报》：除了推进全球机构改革，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G20还应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白承睿：世界经济仍很脆弱并面临着巨大的衰退压力，因此20国集团必须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继续努力：持续的政策刺激，以拉动需求并遏制失业率上升。致力于贸易融资并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较贫穷的国家不仅需要贸易融资，还需要能够进入其他市场以免再度陷于贫困。制定切合实际的监管制度并完全透明，以重获信任并获得充裕的贷款融资。

　　《上海金融报》：目前看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有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和改革中获得更多的配额和话语权。与此同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配额增大，也意味着将担负更大的责任。它们应该如何应对？
　　白承睿：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赢得更多配额和话语权的国家，必须制定相应战略，参加全球论坛。它们需确保20国集团和其他机构所制定的政策和行动方案，能够帮助全球经济尽快走出危机。面对当前的全球问题，现有国际机构已经无能为力，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

　　亚洲成员需要积极主动地表达本地区的关注事项并提出议案。另可签署地区或次地区协定作为替代方案，这有助于增加较小国家的话语权并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地区协定中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欠发达国家。新的全球经济管理架构将需要基于有充分代表性的机构。

　　如前所述，需要改革现有机构，以反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另外，改革后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由一个全面、广泛的全球性机构加以监督，例如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倡议的联合国全球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可能会很难运作。更好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全球论坛中建立地区协定网络。例如东亚的应急基金，也就是多边化的清迈倡议CMI，如果它能够隶属于货币基金网络，将会更有意义。
　　要制定合理有序的地区性议程以化解全球危机，东亚各国需要更有效地进行协调。东亚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以及东亚峰会计划在伦敦峰会后于2009年4月召开。各国领导人可达成协议，由其财政部长定期举行"战略会议"，强化东亚在制定20国集团政策和行动方案方面的参与力度，以利于恢复全球经济并重塑全球经济管理架构。

　　亚洲至今仍恪守着促进地区金融和经济整合的承诺。通过全球论坛提出这些目标，也有助于加大对地区性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关注，这些项目可以刺激地区经济并循环利用该地区丰厚的储备，同时促进结构调整，纠正全球金融不平衡局面。

　　《上海金融报》：展望经济前景、进行监督、提出政策建议及加强流动性，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职责。在重新制定全球秩序的过程中，您认为是否应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范围，以使该组织更负责任地集中管理全球金融状况？您能想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身为"全球中央银行"或是"终极贷款人"吗？
　　白承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确认或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进，但成功将构筑在现有架构之上，而不是建立新的实体。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并促进可持续增长不应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责任，其他机构也应分担职责，包括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局、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至于全球中央银行这一作用，中央银行的职责多种多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适合履行其中某些职责。例如发行全球货币，这属于中央银行的职责范畴。即使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阶段，执行全球货币政策不能说不可行，但也将是个难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适合的角色是"终极贷款人"，事实上这正是它目前正在做的。
　　亚洲各国应协同开发机遇

　　《上海金融报》：此次危机告诉我们，亚洲地区仍然非常依赖美国经济和美元。贸易的急剧下滑不单是由于美国经济疲软，还归咎于贸易融资的突然疲软和美元的严重短缺。您认为亚洲作为一个地区，为降低未来风险，是否应采取具体措施减轻对美元的依赖？如果是这样，亚洲国家如何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国家和企业各自将如何应对？

　　白承睿：当前的经济危机表明，不管是作为市场还是作为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支柱，亚洲都一贯依赖美国。有些新举措的出台，正是为化解这个问题，但可能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才能见效。

　　亚洲多国政府正在通过刺激国内经济包括投资和消费来应对出口需求的下滑，但不同于周期性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到内需推动的结构性转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其中涉及到税收、产业、贸易、金融、汇率和其他政策的变动。例如，从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角度来说，中国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并呼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例如特别提款权取代、补充美元。

　　另外，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设立了1200亿美元的多边货币互换计划，这也是摆脱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架构的一大举措。

　　《上海金融报》：虽然地区贸易持续增长，但亚洲的资金还是趋于投向地区之外。亚洲如何调整才能吸引地区资金，并通过获取本地区资金促进贸易和增长？

　　白承睿：答案之一就是亚洲开发银行深入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呼吁。

　　亚洲地区不乏回报良好的投资机遇，但投资渠道有限，缺少高效的中介机构和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产品例如UST。这需要各国和整个地区齐心协力，共同开发机遇。像亚洲债券基金、亚洲债券市场信用增级计划等就是积极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