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即将在美国匹兹堡召开。在峰会召开前夕，我们采访了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位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兰·梅尔策先生。

　　中国证券报：对于即将举行的匹兹堡峰会，您预期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梅尔策：我期望值其实并不高。可能峰会会就银行业者的工资达成协议，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太严重。领导人在峰会上将会说，他们不会同意向银行家支付高额分红，但银行会将这些钱支付到工资中，这其实并不能改变整体的报酬。

　　我认为这其实不应当是政府的工作。政府应该做两件事情。第一，就像我曾说的，必须解决“大得不能倒”的问题。他们应该告诉银行业者：“你如果冒险，你将丢掉工作”。但在目前的体制下，银行业者即使犯错，他们中的大部分依然毫发无损，他们其实没有受到惩罚。

　　这意味着类似这样的危机还会发生，尽管不会很快发生。他们还在为追逐高利润而冒险，但他们仍然认为，美联储和财政部最终仍将拯救他们。他们继续获取利润，而我们则承担损失。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制度。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必须改变住房政策，我并不反对对穷人提供住房补贴，但他们必须根据预算来说，而不是向没有预算限制的机构提供补贴。政客们会对一些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去犯错误。这就是危机的源头，也就是美国的住房政策。

　　我们不应该为这些机构付账，比如房地美、房利美以及AIG。AIG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诞生在中国，最后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非常成功。但ＡＩＧ也犯了重大错误，为什么必须是纳税人为他们的错误付账呢？

　　中国证券报：这次危机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种种问题，因此，许多国家都认为，应该建立新的秩序。您是研究IMF和世界银行的权威，在您看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应该有哪些基本的原则？

　　梅尔策：我认为，新的秩序必须具有责任原则。我们各国都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政策。对美国和许多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必须消除“大得不能倒”的状况。我们必须消除金融体系中的这种状况，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它们为什么能变得庞大？就是按比例看的话，它们的本金严重不足，因此当它们难以为继时，我们（纳税人）必须伸出援手。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管银行的大小，必须增加资本金。

　　G20峰会将会讨论资本金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银行做两件事：第一，它们必须承担自身风险，银行业是有风险的；第二，它们必须考虑，它们希望有多大规模，应该鼓励它们选择较小的规模。目前的制度则是银行家获取利润，而大众则承担损失，这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中国证券报：那在您看来，在这样的体系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扮演何种角色？

　　梅尔策：中国应该逐步减少对银行体系的控制，逐步开放市场，并使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这样，人民币也将成为一个国际性货币，至少像目前的日元一样。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国立刻这么做，因为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冲击，这正是你们要避免的。但中国必须开始相关的计划，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

　　中国证券报：那您怎么看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抱怨，他们在这两大机构的代表性严重不足？

　　梅尔策：许多计划认为发达国家应将很多份额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比如欧洲国家应该完全放弃其代表性，转而让欧洲央行统一行使其代表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意见！虽然许多国家实际上不太情愿这么做，但除非它们这样做，否则我们就无法达成协议。

　　此外，我们也必须要问的是，比如，世界银行援助究竟有多大效果？从一些国家的历史看，世界银行的援助，外国的援助，未必会促进经济增长，往往反而导致了官僚主义。

　　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市场，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中国市场开放，２亿－３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在中国的角色作用性不太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资本高流动性的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问题上，世界银行的援助作用很小。

　　是什么促使资本流向中国？我认为，这其中的很大可能，就是中国的高速增长，以及未来的增长，就来自于市场。在我看来，中国制定了市场取向的政策，我１９８４年到访过中国，从当时的印象到现在对中国的感受，可以认为，中国的政策运行得非常有效。这其实也是测试自由市场运转的伟大实验。

　　中国的经验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印度也正采取措施展开竞争。这是好事，竞争对中国有好处，对印度也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

　　中国证券报：许多中国人担心目前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美国出台了“购买美国货”条款，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实施特保制裁，您对此怎么看？

　　梅尔策：我认为美国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先行者，如果我们开始后退，这是让人羞耻的行为。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问题上，没有其他事情比自由贸易贡献更大。在过去５０年间，越来越多民众和国家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但中国不是唯一的地方，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我认为亚洲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拉美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在非洲也看到自由贸易开始出现，因此我们认为非洲经济也会出现更快发展。

　　中国证券报：在轮胎特保案问题上，在您看来，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处理目前的争端？

　　梅尔策：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为两国都存在利益集团。在匹兹堡，在华盛顿，都有利益集团，他们涵盖各个组织或环保分子。你知道，当我在国会主持调查世界银行和ＩＭＦ如何运作时，有些成员是民主党指定的，有些是共和党指定的。在每场会议上，都有人强调限制贸易的重要性。

　　但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尽管不断谈论对贸易进行限制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真正投票支持限制贸易。因此，在我看来，许多人会发表保护主义的言论，但美国人也坚信，我们不能放弃目前的制度，我们必须改造它。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美国改变成为“最后进口商”的角色。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使汇率自由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而是指许多亚洲国家的汇率，他们都采取了日本模式，通过汇率控制使农民走向市场，促进发展。

　　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一体系已走到了终点。我们必须形成新的体系，汇率必须调整，必须推行自由贸易，而且，其他国家不能将美国视作是“最后的进口商”。

　　中国证券报：你可能也知道，《华尔街日报》就批评奥巴马是一位“保护主义总统”。

　　梅尔策：是的，我也批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头头为保护主义者。当然，他不喜欢这个（头衔），但确实是保护主义。美国轮胎企业现在在中国生产轮胎，而不是在美国生产。因此，保护措施其实不能给美国增加工作岗位，它只能抬高轮胎价格，并减少中国的就业岗位。

　　保护主义大都损害彼此的利益。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正在谨慎做出反应。他们的言论很强烈，但反应比较适度。他们决定诉诸WTO，这显示他们其实不希望发动贸易战。如果他们对美国产品提高关税，这将鼓励对方再进行报复，那结果将是非常糟糕的。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谨慎的，细致的，而且是正当的，中国决定诉诸WTO显示中国并不希望扩大事件。

　　在我看来，WTO应该增强执行能力，避免类似（保护主义）事件发生。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使这些事件更难发生。目前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相当费时，如果能够加快裁决进程，那效果将会更好。

　　中国证券报：现在许多中国民众对美国的高财政赤字感到担忧。

　　梅尔策：没有人比我更加担忧。自我看来，一个国家让赤字达到这么高的标准，让货币政策这么扩张性，最终的结果肯定是通胀。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第一，Ｇ２０应该让各国降低财政赤字，当然排在首位的是美国。其他国家，诸如日本，虽然也有庞大赤字，但它们有自身储蓄的担保。最多它们的资本利用率较低，经济增长率也比较低。但这是它们的选择。

　　但我们却是让世界其他国家来埋单。你考虑一下，在未来１０年，我们的赤字规模将达到９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将购买４．５万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中国，这将耗尽其他国家的储蓄，这将增加非洲、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负担。

　　这是在滥用国际资源。我们该做的，就是制定一个计划——我们当然不可能在明天就结束赤字，但我们应该有计划在未来十年消除赤字。我们是这么讨论的吗？我们现在讨论的，却是要为医疗改革付出更多的开支。当（奥巴马）总统谈到医疗改革，他说，这不会增加赤字。

　　这就好比你对一个普通人说，我们将为５０００万人提供医疗保险，但不会增加开支，而是通过减少浪费来实现。没有人会相信的。

　　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假如目前的体制有这么大的浪费，我们之前为什么不加以减少？”

　　中国证券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已经开始走出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美国经济衰退很可能已经结束，您对此怎么看，您是否已看到世界经济出现转折？

　　梅尔策：是的，我认为转折可能就在这个月，或者在下个月，应该是在这个季度。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应该归功于政策，靠的是对汽车销售的刺激等，但这实际也是在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

　　我认为，我们将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波动的增长”。第三季度的情况将会不错，但第四季度可能就未必那么好。经济增长将会上下波动，但总体是低速前进，比过去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增速要低。

　　现年81岁高龄的梅尔策教授曾在肯尼迪和里根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的经济顾问。他还曾担任国际金融机构顾问委员会主席，为世界银行和IMF改革提供指导意见。他专著的《美联储历史》被学术界认为是相关领域的最权威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