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本周四在美国匹兹堡市举行。这已经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三次G20峰会。世界几大阵营对“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开始凸现出“分歧较大”的轨迹。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值得深思。

　　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的阵营，提出世界经济失衡结构的“扭转”是保证全球化环境下各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于是，按照这种逻辑，贸易顺差国应该做的事就是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而美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国，就应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事实上，在这次金融风暴所导致的美国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美国大众的消费能力自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相反，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市场力量”来抑制企业出口的能力，结果中美贸易顺差的减小自然非常有限。但是，美国决策层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颇性，它们把全球化环境下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创造财富能力提高的本质给忽视了，而把这种国际分工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客观结果说成是危机形成的原因（这种解释也是和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相违背的）。这多少有些嫁祸于人的味道。

　　很多资料已经证明，这场危机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把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财富交给了那些没有参与财富创造的人群”来恶意分享，以及“把这些宝贵的财富交给不受到严格监控的人群”来管理。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虽说能够保证世界整体增长的速度加快，却无法保证参与贸易主体的双方能够得到“公平的”财富分配，即使这样，如果美国将它擅长的“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参与和中国产品贸易的行列中，那么，由于美国占据了较好的“贸易条件”，应该说，和中国进行这样的贸易，它们的利益会比中国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不应该和中国打贸易仗，而是应该同意来自中方进口技术产品的贸易要求。否则，美国现在倡导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不仅不会让各国经济走向繁荣，反而因为这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使得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不得不放慢，并在各国之间产生非常有害的“负外部性”效果。

　　其次，以欧洲为代表的相当多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可怕性，提出了对金融创新的整个产业链，包括国内和国外，都应该实施统一标准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最为敏感的是对金融行业“精英层”的薪酬限定制度改革。欧洲方面认为，这场危机让大家看到的是从事金融创新高风险业务的华尔街精英们，事前将业务的高额利润通过高薪酬的风险补偿制度获得了提前套现的权利，但是，事后当风险真的呈现的时候，这些人却并没有受到有效监管制度的约束而去承担更多风险，相反却让不知情的投资者承担了和他们“低收益”完全不匹配的“高风险”。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强调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在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上所应作出的努力。今天，中国外汇储备中对美债权比例不断增加的现象背后，也暴露出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体系上美元主导地位的格局不可撼动的事实，只要我们手里外汇增多了，就不得不牵涉到美元资产配置的问题，由于种种障碍我们目前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国债投资“策略”，但是，短期内如何约束美国货币当局尊重债权人的利益，比如，让美联储减少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对债权国利益的负面冲击等，已经成为石油美元国家（中东和俄罗斯等）和商品美元国家（东亚等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在这次峰会上呼吁美国在加强货币政策自律的同时，进一步呼吁对中国开放更多的技术消费市场和企业股权投资市场，让我们的外汇储备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中国正在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绿色增长”（低碳经济、新能源战略）的目标上，还是在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上（不轻易退市而去搭别国的救市便车），都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姿态和努力。希望通过和大家的共同合作，来谋求世界经济发展的“多赢”模式。

　　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在“富人俱乐部”中，代表新兴市场国家或团结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利益的团体联合起来，张扬我们处在发展阶段中应有的“特殊权利”（欧美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发展阶段也争取到这样的“利益保护”特权），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一味地寻求公平统一的世界模式，是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到“公平”结果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欧美政府向我们提出了“无理”的条件，甚至采取了“无理”的制裁，我们也应该毫不畏缩，将“中国立场”进行到底，通过针锋相对的“贸易保卫战”，告诉美国一部分利益集团，中国不会选择“萎缩”、“谦让”的态度，美国激起的“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让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自己都会看到这样的做法是在遏制世界经济的健康复苏，最终一定会放弃大打贸易战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愚蠢想法。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