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夏季达沃斯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全球重新设计系列－亚洲管理全球经济的新角色”分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Hiroko Kuniya：大家好！这节讨论的主题是亚洲管理全球经济的新角色，请各位就坐。我来自日本广播公司的Hiroko Kuniya。

　　嘉宾是坐在我左手边的是Muhammad Lutfi：先生，他是印尼投资协调局的主席；旁边的是Jaspal S.Bindra先生，他是渣打银行有限公司亚洲CEO；在亚洲地区银行业有多年工作经验；Alejandro Jara先生，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朱民先生，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目前是中国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最后一位是MoonChung-in先生，他是韩国阎氏大学的教授。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危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们要重建信用、信任和信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我们也讨论到要重新加强监管、问责，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国际货币机构IMF的作用。如果国际货币机构不能够加强，他们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今天我们要探讨加强这些机构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亚洲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更好在管理全球经济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机构并没有反映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出更多的声音。

　　首先我想问朱民先生，中国一直和印度、俄罗斯、巴西配合倡导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那么您希望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中国希望在这个机构当中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朱民：非常高兴能够第一个发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客观来讲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非常艰难，因为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们，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所有人都怪罪他们。目前我们的全球治理还是在以国家为单位的，所以可以在全球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少的，我们要加强全球金融机构的稳定，首先是储备货币，需要有新的储备货币，不管是美元还是一揽子货币，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亚洲总的加起来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储备的35%，而且这个储备还是动荡的，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是最后的一个借贷者，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涉及到了。这次危机中我们知道我们还是需要IMF的，比如说东欧国家和其他的一些岛国，他们也认识到IMF的重要性，IMF必须要很快的采取行动，必须要制定合适的政策，并不一定是一种通缩的政策，但是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政策。

　　从亚洲来说，我们希望亚洲国家有更强的话语权，有更强的实力，我们希望看到投票权能够有所变化，亚洲的投票权可以有所提升。当然我要强调的是投票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平等的解决各种问题，需要各方都参与进来。尽管我们改变了投票权，IMF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的，所以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这点是更加重要的。

　　主持人HirokoKuniya：在四月份的伦敦峰会中，执行总裁说IMF又回来了，它的贷款能力增加了三倍，又为市场注入了很多流动性，所以它的重要性再次获得了承认。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国家，人们依旧对IMF的运营方式持有怀疑态度。我想请问印尼的Lutfi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您是否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机构呢？

　　Lutfi：我是半夜坐飞机赶来会场的。我们在危机之后看这个问题的视角是这样的，在印尼我们并不想主导，甚至不想管理国际金融体系，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2.4亿人口，只有53%的人口是有电可以使用的，因为我们没有电，这就意味着有一亿人没有参与生产，如果我可以搞一些发电厂加强生产环节，这些人可以转变为中产阶级，他们可以生产和消费，这是新兴市场的职责，这是印度的职责，他们需要买东西，缓解全球的消费问题。我们如何参与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呢？印尼在管理经济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们经历了一些改革，我们的储备达到25亿，在我们的总统第二个任期期间，他需要向人们解释这个贷款并不是我们在99年时状况的复制和重演，虽然我们对货币基金组织是过敏了，我们甚至听都不想听，我们听到就害怕，这是事实，我们学到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不想怪谁，但是这是事实，我们希望拉动全球消费，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谈到管理世界经济和主导世界经济，亚洲的方法和西方过去60年来的方法是全然不同的。我们目前从中国购买飞机，他们希望以人民币来结算我觉得这不是中国希望对印尼施加影响，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管理风险篮子，不是用美元，而是用人民币结算，我们赞同这样的做法，就是人民币每年升值6%，如果我们是一半一半这是能够接受的，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我们很忙，中国很忙，印度很忙，都在致力于推动中产阶级的崛起，我们希望帮助穷人脱贫，能够变成有尊严的中产阶级，而且有能力向全球购买产品。

　　主持人HirokoKuniya：朱先生，您是不是也忙于让风险多元化呢？

　　朱民：我们忙于建立新的体系，并不是要让印尼买人民币或者是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只是希望邻国能够用人民币结算，可以规避汇率和利率的风险，我们并不是让所有的朋友都买人民币，只是希望人民币结算而已。

　　主持人HirokoKuniya：Jaspal S.Bindra先生，您是不是认为现在各国都在避免使用美元呢？

　　Jaspal S.Bindra：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非美元结算带来的好处，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所问的问题是替代货币是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愿意承认和理解，中长期来看，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人民币将成为最重要的货币，甚至有可能是储备货币。但是短期来看，我们很难看到一种替代货币可以完全取代美元。我们将会看到黄金投资和商品投资都会成为一种多元投资的方案，他们有实用价值，而且在市场上运用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这也是一个不断加快的趋势。

　　谈到让邻国都使用这种货币，目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人们对美元还是有所怀疑的，当然在最近两到三个月中，美元的价值有所贬值。我觉得国际社会并没有允许美元完全自由流动，这是一种趋势还会继续。

　　主持人HirokoKuniya：我们又回到IMF的问题上，从各位嘉宾的话语中反映出现在有一些情况不断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改变，也是改变了IMF。我们请问Moon教授，现在IMF的信用和合法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韩国的角度来讲，韩国在九十年代末是经历了货币冲击，好像韩国认为是来自IMF的冲击，您怎么看待问题？

　　MoonChung-in：您提到了IMF的体系问题，可以说进入危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IMF，因为它的财务资源更加扩大了。在过去的时候缺少这种多边体制，有一种惰性，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看到了这种变化，我们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像65%的外汇储备都汇集在东、北亚地区，但是这些在IMF中没有反映出来。我们再看看韩国，IMF当年来拯救韩国的时候，它的方案是错误的，可以说IMF的信誉下降了，现在也可以说IMF仍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来面对现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IMF的智慧和实用性。

　　主持人HirokoKuniya：有一些亚洲声音说，恐怕对IMF来讲有一个双重标准，一方面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非常强硬，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却不敢说什么了。

　　MoonChung-in：当然了，看看它的治理架构，32-34%是欧洲，17%多是美国，其他的只能被归结到一个大篮子中，叫做其他国家，不管这些国家决定了什么，其他国家也只能同意了。华盛顿共识怎么来的？IMF基本上是接受了美国国会的决定，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思索IMF的结构以及接下来对世界经济的管理。

　　主持人HirokoKuniya：Jara先生，您是世贸组织的官员，您肯定了解一个机构必须要公平，大家要互相信赖。那么在这个年代，可以说IMF的信誉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想到的，它有点让我们失望。您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关键原则是否也会因为这种质疑受到动摇呢？

　　Alejandro Jara：我也想讲讲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我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面临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世界银行、联合国也都面临了一些挑战，比如说联合国面临了很大的压力，面临挑战的机构不仅限于IMF，他们所反映的世界是60年前世界的情况，但是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的危机显示出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需要更多的金融监管，不管是通过巴塞尔协议，我们必须要让世界所有国家同样接受纪律的约束。在美国，在欧洲，他们也需要和世界各地一样。

　　类似IMF这样的机构，必须要反映出今天的世界和明天世界的不同现实，否则当我们在安全、医疗、环境等方面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就很难实现。各国政府也必须要反映出今天的现实，我们也要朝着同样方向进步，否则很难要求新兴国家更多的合作了，也很难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要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就需要他们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度。我们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国家有一些参与，可是现在这些欧洲国家使用共同货币欧元，但是他们仍然以单独国家参与进来，恐怕现在有意见应该把欧洲作为一个声音在IMF中出现，可以加强一些力量。

　　IMF也有方方面面，也有一些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解决。我们要看整个世界组织的治理，而不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家。

　　主持人HirokoKuniya：您的意思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我们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部分，要在全盘设计中统一考虑？

　　Alejandro Jara：对，现在我们是一国一票。

　　主持人HirokoKuniya：G20国家定出了IMF改革的最后期限，当经济下滑的时候，意愿恐怕会降低，现在多哈谈判已经止步不前，那么您觉得政治上的改革意愿会继续下去吗？

　　Alejandro Jara：政治意愿是我们面临问题的一个反映，我们在很多领域都需要国际合作，我们必须要进行调整，才能实现这种国际合作，我们要求国家负责任，要求他们超越，这些国家也需要有更多的分享和更大的声音，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要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不仅仅限于在IMF之间的合作。

　　主持人HirokoKuniya：欧美也有一些声音，觉得更多的配合和更多的发言权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他们现在有更多的能力应对吗？您认为亚洲国家能够承担多少责任，能够有多大的能力，就是说他们要求有更多发言权的时候是否有这么大的能力？

　　Jaspal S.Bindra：大家担心这些国家就会实行一些保护主义措施，G20国的会议就要求大家要形成共识，防止这种保护主义措施。G20国会议马上又要开会议了，我们要确保这种措施能够继续下去，直到脆弱的复苏能够稳固，直到经济走出低谷，我们还需要继续向前一步。

　　回答你的问题，一方面在国际治理中要求有更多的声音，不管是世贸组织还是IMF，这就不可避免有更多的责任。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负担起这种责任的动作，比如说中国最近已经向IMF做出了重要的承诺，印度尼西亚也成为了IMF的一个捐助国，这都是一周前举办的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承诺要推动多哈会合谈判，大家有更大的推动力，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声音，大家都有了很强的紧迫感，一定要找到方案，而不再是找借口，逃避责任，因此我觉得已经体现出了这种责任感。

　　主持人HirokoKuniya：朱民先生，那么您认为中国的战略是怎样的？

　　朱民：我们如果选Moon先生当选IMF的领导的话，这些事情都解决了，他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回到刚才的问题，大家谈到改变IMF的投票权和治理结构，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投票机制应该获得改变。从亚洲的角度来讲，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要更多的改变，我们现在在亚洲，我们在谈全球架构，我们这里也要改变。世界现在分为三个团体，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他们都是一种消费型的经济，从世界其他地方借钱，那么谁来支持他们呢？出口团体，日本、德国、韩国，中国，甚至包括所有的亚洲国家。第三个团体是资源型以及其他类型的国家。这是谁的损失呢？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国家的损失，比如说亚洲、南韩、日本、中国都是如此。

　　显然亚洲的制造能力不是为了本国的消费，而是为了世界市场的消费，我们现在的库存就会上升，然后原材料也在累积。因此，美国和英国在去杠杆化，我们就要去产能化，那么我们怎么做呢？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一万美元的消费需求就不回在回来了，当然我们可以指望拉美和中东，但是要补足美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就很难，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的模式，这也是亚洲需要首先改变。

　　但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过去10年内亚洲地区区内贸易迅猛增长，大概达到了53%，我们再看看资本流，区域内部的这种投资由资本流仅仅占11%，我们出口到美国和英国是1.4万亿-3万亿，但是区内的流动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面临了贸易不平衡很经常性账户不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再回到IMF，很显然IMF有责任和预测，不是说预测危机，而是预测经济。此外IMF也应该负责调整和监管全球失衡问题，我们也应该从自己做起，解决全球的失衡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采取非常有益的措施，此外IMF的改革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

　　主持人HirokoKuniya：朱民先生刚才谈到这个问题，虽然亚洲银行的有毒资产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却受到贸易萎缩巨大的影响，这个地区在调整的时候有多么脆弱呢？您觉得亚洲如何加强扛风险能力，让其能够更好的抵御来自西方的危机呢？亚洲如何加强它的扛风险能力呢？

　　Lutfi：我们过去在沉睡着，从90年开始我们一直沉睡不醒，我们没有在民主方面做好功课。目前我们有7300万民众参与选总统，认为这就是民主了，而奥巴马却是由5670万人选出来的，民主要求我们带来繁荣，这样的繁荣是我们在某天早上醒来，看到我们的经济体是全球排名第19位，如果没有弄错，我们也被邀请到过日本，那是在两年前的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印尼的证券交易所是有很大收益的，我们的收益最高，比秘鲁和上海都高，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从外资中获得的收益。这个证券交易所是和银行体系脱钩的，我们只有五分之一或者是六分之一的产能在股市当中，如果这两者可以连接起来，我们的市值可以达到现有市值的五到六倍，目前我们的出口仅仅占到GDP30%，所以还是相当小的。有60%的工业产能用于国内市场，如果你们问我现在在全球怎么做，我想说国内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如果我们国内非常忙，没有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但事实上我们无法脱钩，我们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更加关注东南亚地区，现在有6亿人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最大的五个国家，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我们表现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不错，我们希望能够在2015年签署地区贸易协定，希望能够加强在这一地区的能力。在此以后，我们也和印度签订贸易协议，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和澳大利亚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希望找到有效的方式确定我们和世界进行交往的方式。如果您再问我贸易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国内做对了，做好了，我们也有责任来影响全球经济。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主持人HirokoKuniya：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和西方之间的贸易虽然很多，但是你们的钱不会留在国内，不进入股市，这些资本还是转向其他地区的，是这样吗？

　　Lutfi：我们主要销售的是原材料，刚刚朱民先生也说了，他们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而我们是能源中心，我们85%的产品卖得都是原材料，没有一个价值链，这样的情况将发生变化，我们承诺不再仅仅销售原材料，至少有一半是成品或者半成品。我也曾经在商界工作过，当时我们的表现不好，排名144位。后来我们的GDP在三年内从12000降到了2000，有很大的下滑趋势。

　　主持人HirokoKuniya：这次危机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系统性风险，此外还有全球失衡的问题。中东和亚洲的储蓄进一步推动了西方的负债累累的消费，这对于亚洲来说，如果要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管理作用，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您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来提升对于这次危机的抗风险能力呢？

　　MoonChung-in：朱先生建议我来做IMF的头，我觉得朱先生可以做IMF的头。我只是一名大学教授，我从我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IMF下一位领导者应该是亚洲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此外，要将欧洲在IMF的配额降低5-10%。美国降低5%，金砖四国说降低10%，日本说降低7%，但是欧洲不同意。

　　主持人HirokoKuniya：这样就不存在否决权了。

　　MoonChung-in：我觉得这种机构的惰性是存在的，美国的国会决定了美国的共识，而其他的IMF成员的诉求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考虑，最后我的建议是要加强IMF的非党派性，因为它的党派性太强了，各个成员国相互争执，没有专业人员、专业精神。我觉得我们在国际危机面前是非常脆弱的，在97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脆弱性，我们也提出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由日本提出的，后来日本放弃了。我们有了清迈协议，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清迈协议进一步加强，让中国、日本、韩国参与进来，不仅仅是这样国家，也让整个东北亚国家参与进来。日本现在有了新一届的政府，日本新首相也提出了在这一方面要加强货币组织的建设，我们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融资，但是有一个警告是需要铭记在心的，就是我们在地区的行动不应该削弱IMF的作用，我们需要在金融地区主义和现有的全球金融秩序中取得一种平衡，这也是G20集团在明年韩国会议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我们韩国的总统是20国集团的主席，所以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亚洲地区金融主义，以及在加强IMF在全球金融平衡间取得一个平衡。

　　朱民：他说的我都同意，所以大家看到了，他更适合做IMF的总干事。对于亚洲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如果世界不能给亚洲提供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的话，亚洲必须要自己创造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我们不能依赖别人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不能永远的依赖。

　　在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的有毒资产仍然是受到了影响。美国、欧洲以及英国，GDP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有的甚至是下滑的，但是韩国和日本都增长不错，为什么在那次以后，他们开始了危机，而我们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在资金方面一直是净流出，缺少了稳定性，这是一个概念。

　　此外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我们就必须要把亚洲资本留在亚洲，而不能让亚洲货币飞到其他地区去，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回来，任这些货币让我们的股市动荡不休。这些外资都是来了又走，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本地区的债券市场，亚洲债券市场来留住亚洲的资本，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

　　主持人HirokoKuniya：教授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意见，那么您觉得是否要加强清迈协议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区采取多边货币的方式来稳定地区金融，您也同意亚洲货币基金吗？

　　朱民：亚洲的增长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危机中我们的区域核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我们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一个平台，进一步加强亚洲之间的合作，实现结构改革。

　　主持人HirokoKuniya：Jara先生，大家都提到要加强区域框架，那么这是否会使您担心将危机到像IMF这样的一个多边机构呢？

　　Alejandro Jara：让亚洲免收其他地区的影响，加强监管很重要。可以说像美国和加拿大尽管联系非常紧密，但是美国出了很多问题，但是加拿大几乎没有受损，这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监管做得非常好，因此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确保在国际合作中也要有充分全球性的监管框架。另外，我们需要开放市场，保证市场开放，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今天大部分的保护主义措施，哪怕是使用世贸组织的一些方法框架，也是影响到所谓的一些日落行业，比如说汽车、钢铁等等。我们确实在一些行业中有很多的抵制，我们要保证市场的开放。讲到区域的合作，确实在贸易方面建立区域基础设施这都是好事，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多边层次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双边还是区域性的，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像贸易，尽管双边贸易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恐怕还是很难消除农业补贴或者是渔业补贴，这仍然需要一个多边合作，就算是一些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市场，比如说欧盟，这恐怕已经成为一体化融合最高的代表。但是我们发现，经济国家主义仍然存在一定的危险，比如说法国不再斯洛伐克组装汽车等等，在一些民主化很高的国家，仍然会有保护主义。所以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

　　现场提问：我来自东方早报，我们知道明年东盟以及中国都会一起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恐怕这将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请Lutfi先生评论一下，你们认为这个区域安排的作用如何？它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平台，增强亚洲在世界的声音？你们大概有什么措施保证其成功？

　　现场提问：我来自日本对外贸易部，我的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作很快，但是世贸组织好像动作很慢，也许是因为其的决策方式。我想问一下Alejandro Jara先生怎么看待这种决策方式？好像谈判已经去除了投资竞争方面的一体讨论，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现场提问：我来自央视。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金融体系，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小心的记着，听着，但是好像现在这个老师犯了一个错误。那么请问朱民先生，西方金融体系让我们很难再信任它，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比如说您和您的朋友之间，在决策方面的讨论有什么影响呢？

　　朱民：我觉得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我们非常吃惊的看到这些公司，这些样板垮台了，我们信仰的那些原则都已经无影无踪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对于我们，尤其是在金融界的人来说，确实从外国模式、外国市场原则方面受益很大，但是现在他们摇摇欲坠，使我们充满疑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仍然是学生，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银行界，全世界最大的十佳银行当中有三、四家是中国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银行本身有多强，而是意味着市场很庞大。这意味着我们的竞争力真的那么强吗？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了国际一流的基础设施呢？并不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着特别的公司治理，我们可以改善和提高的地方还很多。确实有几个人，几家公司犯了错误，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是从总的原则来说，中国的金融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去追赶和学习，才能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我们今天也看到还有很多好的金融机构屹立不倒，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30年中，人人都在谈中国改革的成果，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学习能力。因为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是不断学习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课堂里的小学生。所以很多世界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更加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是学生，正是靠了这一点我们才能不断的增长和发展。

　　主持人HirokoKuniya：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我是否理解的正确。讲到区域开放，讲到东盟，2015年建立自由贸易区，你的问题是讲到区域开放。

　　现场提问：我们知道中国和东盟10国明年将会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我的问题是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平台，帮助亚洲扩大在世界的声音，而且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自由贸易区获得成功？

　　Alejandro Jara：我不知道是否会加强影响。因为自由贸易和欧盟共同的贸易政策不一样，各个单个国家还是有自己的贸易政策。事实上本地区的很多国家也正在和本地区之外的国家来谈判制定贸易协议，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市场。

　　和世界其他区域不一样的是，在亚洲、至少在东南亚，包括中国，经济一体化是产业界所主导的，也就是说这些产业界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政府接着来促进，比如说在税收等方面让它变得更加的通畅，这和拉美、非洲的情况不太一样。

　　讲到世贸组织动作慢的这个问题，要达成共识确实是一个缓慢的构成。在多哈回合有很多的领域，而且涉及到不同的利益，它必须是一个慢的过程。因为这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真正要放开农业贸易，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况，但是确实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农业贸易自由化，降低农业补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有输家，会有受到损失的，比如说日本、韩国、欧洲、挪威、瑞士、美国的农民，或者是加拿大的农民，也就是说有的人口袋里的钱少了，会有另外一些人带来新的机会，也许这就叫做发展。当然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艰难的工作要做，所以必须要花时间让大家权衡取舍，能够使大家在各国的议会中、政治上交代过去。

　　我确信，只要我们达成了这个回合以后，就会做我们议程上其他的工作，我们会谈出口、税收的问题，会谈其他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竞争政策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在投资方面采取了行动，通常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多边法则来确保没有国民待遇，没有这种歧视存在。如今，寻找稳定，寻找那些开放的市场，寻找那些能够开展业务的地区，而不会遭受歧视性的对待，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即将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未来的任务，但是我们最先需要完成多哈回合谈判。谢谢！

　　Lutfi：这是一个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规模是很重要的，有20亿人将会决定我们如何进行贸易，这也是一个替代的平台，如何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全球各地进行贸易联系，这是一个替代。如果要有非常成功的区域合作，我们从东盟的角度来看，在这里依旧是基于共识的，而不是基于法规的。如果要实现有效的地区合作，我们必须要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遵循法规，遵循各种规则。如果要有成功的区域合作，每个区域方都必须要有取有予，如果你只取不予，如果有人因为失去了市场，而认为自己是输家就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其他的市场，也会也更大的好处，所以肯定是有取有予的。

　　我认为东盟10+3协议将会帮助我们看到未来世界的演进方向，我也相信印尼将从中受益匪浅，因为我们的关税将会更低，我们也会为其他的国家吸引更多的投资，此外我们也不会仅仅销售原材料了，我们也会销售更多的成品，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MoonChung-in：在我们进行谈判中，WTO是一个很大的框架，如果WTO不能行之有效，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在亚洲，更多的是双边的直接投资，但是这样的一种指导性是不好的。

　　主持人HirokoKuniya：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再进行讨论了。关键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如何让这种多边框架和我们的地区框架相结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各位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倡议，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