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夏季达沃斯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新社会契约基础”分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芮成钢：欢迎大家参加此次会议，规模是相当大的，社会企业基础谈到的是新的全球秩序，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私有部门、政府、民间社会应该有什么样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希望我们有具体的讨论，就一些具体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匪浅。下面我们有请第一阶段的各位嘉宾，他们是：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组织的主席Aron Cramer，还有毕马威国际董事长，美国新领军者年会导师Timothy P.Flynn，科威特丹麦奶制品公司总裁Sir Mohammad Jaafar，还有高伟绅律师行高级合伙人Stuart Popham，力宝(2.8,-0.05,-1.75%)集团首席执行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James T.Riady先生。

　　基辛格曾经说过，会有一个新秩序产生，很多做生意的方式和其他的方式都会改变。一开始，我提一个媒体比较关注的话题，萨科齐总统在20G伦敦会议上提出过这个问题，称之为焦点的一个话题，在座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华尔街的那些银行家每年收入6700万美元，比如说高盛总裁个人总财富数十亿美元，都是令人费解的，但是他们都想维持下来，还是想赚取高额的工资，那么是否应该有新的一种情况，他们这些人在经济危机出现的社会中应该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工资？

　　CRAMER：我个人并不觉得高管的工资问题、福利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每一个政府官员拿一个老式的工资他们都不会接受，高管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们对组织带来的价值多少。我觉得美国一些高管对国家，对股东，对公民都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更高的报酬。问题在哪儿？制造企业的高管们的培训程度不高。有些时候收入高的高管带来的成果是有限的，那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要衡量他的成果，再看看应该拿多少的工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核心的问题，也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爆发的问题。

　　主持人芮成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人家干得好就应该得到报酬和奖励，如果他们把事情弄糟了他们会受到惩罚吗？怎么样才是公平的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当然是要冒很大的险，所以他们的薪酬就相应地高，但是他们把事情弄糟了怎么办？

　　CRAMER：如果我明天把一个管理者带过来，说这个人可以防止下一次的危机，但是他说要多少多少钱，你说我不能给他那么多钱那也是不可以的。这个都是相应的，如果这个管理人或者是这个经理可以变个什么魔法或者是魔术把事情搞得非常好，而且可以防止危机的发生，当然这是很大的价值，当然我们需要雇他，需要给他薪酬。

　　主持人芮成钢：说的好。还有一条，就是政治家们当然希望他们就任的时候经济是最好的。他们有时候可能不愿意冒风险，但是如果风险很大的话，可以赚很多钱。冒很大的风险这应该是政治家的责任吗？

　　GALLAGHER：首先考虑一下我们现在面临最主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样让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第二个是我们怎么转向一个低碳经济，这样可以符合地球的承受量；第三个是我们怎么样建成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而不是像1946年那个世界的模式。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联系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契约，我们希望有不同的契约。比如说国家内部需要一些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对美国、中国、法国因人而异，是不一样的。国家和国家之间也应该有契约，还应该考虑到二十一世纪不仅有政府，还有企业和公民社会。通过因特网，现在的利益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是经常结盟和变化的。这样问题就复杂了。

　　如果要建立一种新的契约就很困难了，但是最终这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构来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比较大的广泛的理解，变成全球一体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我们时代的三个主要挑战。

　　FLYIN：我们必须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让人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不应该参与企业的管理，因为如果政府没有干涉，如果一年前没有干涉，那么情况不会是这样的。企业应该围绕他们的核心任务，他们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各企业的理事会更是卷入了各种各样风险的评估等等，还有薪酬的计划，首先看看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是鼓励什么样行为的。这些往往都是很短期的，他们都不考虑各种各样的风险。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种价值的平衡，当然这个是市场决定的，今后也会有所变化，消费者也在改变和变化。所以最终的一条就是信任，如果在整个系统中没有信任，那么银行不愿意贷款，这个企业不愿意做他们的业务，政府不愿意去投入，如果没有这种信任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来重建这种信用。在所有关系中要建立这种信任。一旦有这种信任那么这种关系就重建起来，而这个和以前是不同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机遇。我希望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气侯变化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面对的挑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去面对这些挑战。

　　GALLAGHER：我们在45个国家开展和企业的合作，我们和大的企业，和政府筹资了大量的资金开展教育、卫生各方面的事情。如果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首先必要一条就是获得成功的人的多少，如果这个市场的穷富差距太大也不行，如果成功的人太少而大部分的人是失败的，整个体制肯定会垮台的。所以我不是注重最高的，我是看我们高的和低的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更重要，应该建立各种各样的政策让这些所谓低收入的人或者是低层次的人也可以获得成功。

　　POPHAM：现在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了，而且情况已经跟基辛格说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契约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而且是非常丰富的，不应该盯住仅仅是一个薪酬的问题，可能这个契约会讲到就业不平衡等等的问题。由于有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好，曾经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北京说过这样的话，应该对员工有激励机制，这个激励的机制应该有别的东西来刺激或者是奖励。一般来说就是把社会变成更加公共的社会，这个就是一种激励。

　　GALLAGHER：企业现在好象意识到了如何控制他们的水源等等，积极参与未来。前几天有人问我这个世界是不是左倾了？我说不是。企业意识到他们不能忽视很多很多社会的现象。如果他们忽视这些社会现象的话企业就要垮台了。所以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就在积极地塑造未来。但是是应该由盈利还是由其他的东西驱动吗？

　　CRAMER：我最近到非洲去，我看到盖茨的基金是怎么开展工作的，而且看到了他们的成果，我觉得慈善事业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可能有很大的企业，那里谁都不去问他们的薪酬。他们很多的盈利没有什么政府或者是管理者迫使他们这么做，他们是付了税的，用这些盈利做一些好事情帮助人类。所以我们要回到这种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有责任感的消费者、管理者、政府。我们不要就是想着花，花，花，这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是贷了款，但是他贷款不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好象上瘾了似的，那是不行的。危机以后，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大家都回归到一些基本的东西，就是事情更缓慢一些、更彻底一些、更具体一些了，而且看到人们不太喜欢冒风险了，甚至比过去更害怕风险了。

　　FLYIN：我觉得盈利和社会发展是不相互矛盾的，而是要把它转化为一个持续的、长期的目的。我的企业已经是30年了，现在我们的公司已经是大力投入于社区、社团等等一些基本的关于人的计划。我们的雇员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他们想回归他们的社区。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公司文化中一定要有这种持续、长期的目光。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擅长这个，而且我们的激励机制也建立起来了。从一种道义或者是社会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认识到有这么一个需要，所以我还是很乐观的。我觉得将来这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这种目标和盈利应该可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企业。

　　GALLAGHER：关于盖茨的那个演讲，我可以保证作用就是盖茨一定要微软的股东有盈利，换句话说他必须挣钱这个慈善基金才有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公民社会中，我们这种慈善事业不要总看是恩赐于别人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和企业、和政府建立一些所谓“准”的机构。它不完全是企业、它又不完全是NGO、也不完全是政府。应该是一种联合体，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人们其实不需要另外一种社会福利，他需要一点支持，可以得到培训，可以去就业，可以买房子什么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现在所有的部门分开了，独立了，这是有问题的。应该融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资源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做得更好。

　　POPHAM：我觉得国际企业想跨国经营，找到员工中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早就开始做了。我们作为国际规模的企业需要跟政府合作，起到典范的作用，有些时候国际企业是最为有先见的。

　　主持人芮成钢：我们正好可以谈到激励机制。有些政府官员比一般企业、一般经理更加贪婪，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比如说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唯一的政绩就是GDP。如果我换到一家公司，那就会承担很多的风险，政府也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会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在治理方面应该有什么样新的社会契约？

　　CRAMER：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选民和被选举产生的官员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会说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选民们难以理解，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社会精英替这些选民做决定，可以保证社会的进步，到目前为止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不应该这样做，一人一票，就算选民选错了那就选错了，就要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基本上的假设是社会精英会做正确的精英。社会精英做错误的决定我们更会问何必有社会精英呢？我觉得政府官员应该看看自己到底承担多少风险更合适。

　　我们现在搞的一些产品错综复杂，是否消费者、政府、法庭都能搞明白？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会回到最基本的东西上，到简单、易懂、透明、可追溯的东西上。

　　令我担心的是我们谈金融方面的危机，这是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我们不应该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会忽略后来发生的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转基因产业、核能，这些方面都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不管我们怎么合作，怎么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最主要的是执行、应用，不仅仅是将这些经验应用到金融领域，还应该广泛应用到其他的非金融领域中，下一个危机不一定是金融领域的危机。

　　FLYIN：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政府会这样，因为政府要照顾他们的国民，在本国境内照顾他们的公民。与此同时在全球层面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如果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可以想像从全球层面做试点，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放弃他们的政权，境内和境外怎么协调才是问题所在。各国政府要在境内调整社会契约，再看全球层面的社会契约怎么样？因为世界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了。之前我们是脱钩的，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危机没有影响到其他地区呢？跟人们一年前所想得那样不一样，很多政府，包括G8、G20都承认了现在我们要建立合作模式关系，建立信任，跨国互动和往来都是一个新的模式。很多人会超越他们本国的情况，再去看全球的新挑战、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精英和领袖，都要面对这个全球层面的挑战。这样才会影响我们子孙万代的未来。

　　CRAMER：我完全同意您刚才的观点，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要换一种思维去看问题。到现在为止政府只是起到了制定法律的作用，这完全忽略了政府可以起到的作用，比如建立公司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等等。制造外部条件让其他的机构能够繁荣和活跃起来，因为有些机构和主体可以做得比政府做得更好，所以政府应该考虑我们2.0版本的治理模式怎么样，这样才会重造社会契约，如果不是这样做就很难。

　　另外一点要做到的就是我们作为大的非政府企业和机构，我们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行为模式。

　　GALLAGHER：中国、法国等等地方的公民他们都已经有很多的往来了，不管我们有没有介入，他们各国之间已经有很多的往来了。但是我们更需要去注重什么样社会契约的财富和每个公民的最佳利益？再去重造各个机构呢？历史越长，一个机构的变化就越不停，唯一的变化就是要么发生危机，或者是来自公民的压力，这样才会变化。

　　POPHAM：你说得很好，我们现在有共同的知识，已经没有什么隐私保护了，各国领导人正在共享他们的知识。我们现在政府起到的作用是可以引导全球的议程的。

　　主持人芮成钢：说起全球议程，这个最大的挑战是气侯变化，这是唯一一个可能超过金融危机的问题。比如说我是来自于北京的，北京每年会新增50万新车，每一个星期会新增12000辆汽车，这等于多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北京到东京再到美国，各地政府面对一个还没有爆发的危机正在合作。那是不是各国政府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政治、环保、企业相互碰撞的时候，政府更需要采取怎样的行动？

　　JAAFAR：如果明天冰川融化，美国发生洪水，城市大多沉没，我们要反省是否从我们的错误当中汲取教训，特别是那些无形的问题和看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真的是很要紧的。你刚才讲到气侯变化有一定的道理，不仅仅是今天、明天的焦点，各个跨国会议我们都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最后意义上是否能够合作，或者只是相互慢慢指责而已，我们需要共同的未雨绸缪，需要全球合作。

　　CRAMER：一般来讲社会契约就是这样一个契约，每一个个人都会有大的机构保护他们。同时每一个个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们认为下一个时期的社会契约是承诺保护我们的子孙万代，那么每一个社会机构就会愿意签订更多的契约。否则哥本哈根会议不一定能成功。

　　GALLAGHER：我觉得即将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新一轮G20峰会，大家会有更切身的感受。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之都”，以前有“双白领城市”的称号，由于污染程度太高了，所以每天需要换两件男士的白色衬衫，因为第一个到中午就会脏了。某种意义上发展中世界已经承担了世界上很多制造业的责任，当然我们现在的技术和之前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至少可以说你如果要求所有人同时要达到一样的标准，你成功的可能性就更低一些了。

　　POPHAM：从选民的角度来讲他们希望问题可以解决。企业界参加碳排放的交易，政府要监管，每个个人会有压力去达到这个标准。科学是否有足够的依据？现在谈论的问题不是科学有没有依据，而是怎么样去实施，怎么样去解决，这就算是一种进步了。

　　FLYIN：现在我们谈论的话题变了，所以各种问题的爆发也会加快我们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把这些问题提上议程，我们应该受鼓舞。

　　JAAFAR：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比如说有些消费者他们贷款，如果当初告诉那些贷款的人，明年因为你借了那么多钱可能会有经济危机。如果借得少一点危机就可以减少一半。试问有多少消费者愿意少借一点呢？因为银行本来少可以给他们更多。你现在告诉人们马上要有气侯变化了，或者是基因改变了植物，我们周围这些人会注意这些吗？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好象都太遥远、都太模糊了，是不是真需要碰一鼻子灰我们才能醒悟过来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我们过去老的做法该改变了。当然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的目的是很好的，因为企业要创造生产，它有这个意义。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更有责任感，我们不要让每个消费者忘记自己也有责任。消费者往往是很自私的，我们希望这个地球非常繁华，但是我们也希望手上有最好的、最新的一些小玩意，又不想进行废物利用。本来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做。首先是要改变消费者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危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消费者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一些改变，因此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任务。

　　主持人芮成钢：因为一个社会契约就是基于一种价值观。但是我们都知道价值观是因国而异，因社会而异的，你们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应该深有体会，这些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东西在一个国家可以接受，换一个国家就不能接受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找出一种全球性的契约是不是更困难了？你们想不想讲一下这些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需要一些全球性的价值观，我们公司八九年前想建立一个计划，我们进行了描述，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看看有共同的东西，尽管文化、社会、经历不一样，但是总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应该找一些词语，它代表了共同的观念，比如说尊敬、团队精神、集体主义、回馈于社会等等，所以我们是把所有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总结出六七条，这个是我们企业一些重要的价值观，等于是我们十几万个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我们怎么样一起合作？以什么标准一起工作？一起合作？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困难，但是经过一个过程，我们也形成了六七条的价值观，尽管这种描述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挑战是相当大的。

　　但是一想到我们每个个人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希望别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就非常相近了，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下子要把所有的价值观都堆到一起。而是要找到一种求“大同”的意思，要找到共同的东西。

　　POPHAM：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尽管描述不一样，但是核心一样，一旦大家认识到、了解到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就可以往前走，我是抱着很积极的态度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可学习的东西，而且全球化发展比我们的知识要快，实际上有不同的优先性。

　　GALLAGHER：当然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成功。在很多部门我们应该有透明度，应该有问责制，而且应该有共同的想法，一旦我们都觉得气侯变化是我们共同的问题，那么现在就要建立一些不同的办法和机制了。对于价值观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现在主要是执行的问题，怎么去执行，这是最关键的。

　　CRAMER：我觉得国际社会已经对三个最大的全球价值观，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繁荣，第三个是保护环境，达成了共识。当然在不同的地方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在不同的社会中也不见得那么容易、那么简单。比如是在美国卫生保健、健康保健，现在正在展开一个相当尖锐的讨论，在一个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讨论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全球性的价值观念，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一个社会内部也可能有很复杂的各种不同的东西，所以是相互矛盾的。

　　主持人芮成钢：我们还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请参与者开始提问题，大家可以想想。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社会契约？谁要负责执行这个社会契约？尤其是一种全球性的国际契约。现在为止我们唯一的希望好象是G20，因为它可以代表所有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又不是那么太大、太臃肿、没有工作效率，所以应该是可以开展工作的。

　　问：我是来自上海的。刚才你讲到了企业和政府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觉得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和媒体有什么关系呢？媒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契约？你同意不同意现在媒体对现实状况的描述？

　　GALLAGHER：我试着回答一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好几次和媒体接触，我现在觉得媒体的驱动力实际上就是盈利，哦，不对，你没有讲到美国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有利益而驱动的，而不是一种公共讨论的机制。我们在企业中要经常学会怎么样提防媒体，让媒体报道我们比较正面。媒体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媒体这个渠道？我们怎么样通过媒体对广大群众发表我们的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想怎么样提防媒体人他别伤害我们，这样的作用就不一样。

　　主持人芮成钢：我觉得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全球的媒体怎么样让世界更融合到一起？而并不是互相排斥？而中国媒体有时候不是把相关利益者结合起来，反而倒是把他们分化了。

　　CRAMER：但是我们就是媒体。别忘了现在世界的情况在我们这个广大的社区中都有反映的。因为现在有一个义务来发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电视节目公司和广播公司。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媒体搞得越来越狭窄，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首先我要问一下什么是今天的媒体？媒体今天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大众有点混乱，他们读一个博客，觉得这个在职业方面，在纪律方面，在各方面和记者是一样的，怎么样对他们的新闻来源进行评估，怎么样核查他们的事实，怎么样提高透明度？有的人是看博客，并且把它当做一种真实的媒体，所以我觉得媒体最大的挑战是给自己重新定义到底该干什么，当然现在我们的时代有大量的博客，这样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主持人芮成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提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除了G20以外，还有谁来定义这个新的社会契约？

　　JAAFAR：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老百姓来定。因为现在我们有技术，有广泛的群众性的广播，或者是每个人都可以就自己的观点发表意见，问题是当消费者看一些娱乐性的节目或者是一些其他不是很严肃的节目，那么我们就要问媒体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报道一些有责任、内容比较重要的新闻报道，报道有些内容需要勇气，不管这个标题是怎么说的，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责任。我们应该让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话语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清楚。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问题？人们有没有足够的知识解读，我们这些政策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情绪，还是基于一些实实在在的原则或者是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资料？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POPHAM：这需要各地政客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他们首先要受消费者、人民的信托才能做指导者。之后采用相关的技术，像任何一条法律一样，只有被人们普遍接受才行。所以要自上而下地实行。

　　FLYIN：现在的治理形式可以让所有有声音的人共同发出他们的声音，但是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参加进来。虽然现在的社会比以前进步很多了，爆发的危机会作为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我相信这个时间还需要很长。

　　CRAMER：但是在世界各地做一个全球性的社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权力下放的世界，所以我们呼吁各种社会化的契约，而不是单一的社会契约，不管是G20或者是某一个全球议程理事会，在所有这样的场合都需要一些有远见的人做领袖，同时要保证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参加。同时保证大家有公认的合法的地位。第三个是最难以衡量和最难以做到的，因为你需要靠社会的很多力量。

　　FLYIN：我觉得谈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最后实施，让人们普遍接纳是很困难的。

　　GALLAGHER：我同意。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论坛让舆论界的各种领袖共同讨论，但是也需要他们承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能拿一个地区的模式到另外一个地区生搬硬套，但是这不妨碍各地领导展开辩论，看怎么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同时需要有足够的灵活空间，要因地制宜。

　　主持人芮成钢：我的身份是记者，记者所需要的就是一两句话。下面请每位小组代表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全球社会契约？内容应该有多少？

　　POPHAM：你选的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本人同意Arron的看法，我认为繁荣、和平、环保这三者已经形成了共识。另外补充一点，在爆发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共同的意志。

　　JAAFAR：我倒觉得人类爆发危机的时候才最可能汲取教训，动员他的创意。如果说一句话，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拿金融危机的教训对后来其他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未雨绸缪，不管是在卫生，还是在核能方面，不知道哪方面还会有下一个天灾人祸。

　　GALLAGHER：我以前做过记者，我觉得我们需要社会契约和短期内的思维。罗马帝国学到了这一点，英国也学到了这一点。没有老百姓的成功，世界也不会成功。

　　主持人芮成钢：好。下面我们请施瓦布教授给我们做点补充。

　　施瓦布：这当然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深信多重利益有关者的小团体、大团体是最能让我们应对全球议程的各种挑战的。另外还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第一是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从政治利益、国家利益驱动的程序换成一个由全球社区决议的程序。一方面要保证有小众的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同时要有一个宣传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论坛努力地用各种网络宣传。我们这个论坛网站已经有超过100万个追随者，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网络网站进行宣传。另外需要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多的专业人士参加我们这一过程。比如说气侯变化方面，气侯变化到现在为止政治色彩浓厚，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变化，科学界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同样，缺水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需要更多科学家和聪明的人士参加。在座有几位参加了我们全球议程理事会，这正是我们全球议程理事需要做到的。感谢芮成钢先生和我们小组的每一位，请大家鼓掌谢谢各位。

　　主持人芮成钢：感谢施瓦布教授，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论坛给大家带来的巨大的作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