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山泉可以算是华尔街圈子里职位最高的华人之一。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美国政府在去年9月听任雷曼兄弟倒闭，可能是对当时的情况估计不足。与此同时，政府方面的教训就是任何的金融创新都要和政府的监管能力相匹配，政府今后必须要加强在信息，尤其是经济金融信息方面的了解。

　　中国证券报：现在反思金融危机，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当初救了雷曼兄弟，金融危机可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您怎么评论这个观点？

　　李山泉：就雷曼兄弟而言，美国政府可能对当时情况估计不足。雷曼兄弟在金融领域的地位和跟他有商业往来的客户关系，牵涉到很多重要的金融领域。雷曼兄弟一倒闭，忽然间在整个的货币市场中就没有头寸了，正常周转也都停了。

　　美国人有这样一种共识：政府应当少管经济领域的事情，很多事情应当用市场的力量决定。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那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来不及做广泛的研究就仓促地作出决策。这个决策给整个市场带来了相当的震撼，导致危机在短时间内更急剧地恶化，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整个事情重新发生一次，美国政府不让雷曼兄弟倒闭又将如何，这些假设只能说是假设，结果也很难判断。

　　中国证券报：在这次金融危机之中，美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政府救助了一些“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金融危机后，这些企业经过整合后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那怎么能保证如果下一次金融危机，这些企业不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麻烦？

　　李山泉：我认为企业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规模，一个企业搞的太大不一定是好事。规模效益也是有限度的，当超出了管理能力以后，规模带来的已经不是什么效益，而是浪费。大企业有的时候只要管理上一失衡或者管理上有疏漏，带来的后果可能比一个小的企业要可怕的多。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场危机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李山泉：首先，任何的金融创新，都要和政府的监管能力相匹配。这恐怕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有些创新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如果等它的规模越来越大之后更没有办法监管的时候，之前就一定要叫停。这是我总结的第一个教训。

　　再有就是金融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如果激励机制过分地鼓励短期行为，那肯定还会出现问题；如果你不鼓励短期行为而鼓励长期行为，那么从业人员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刺激力度。这个度怎么把握，现在来看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只能说还是在摸索探讨之中。

　　再有一个教训就是，政府要适当加强在信息，尤其是经济金融信息方面的了解。不要等危机蔓延以后再出来解救。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机制，防患于未然,这很关键。

　　中国证券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金融企业也受到一些损失，但损失相对来讲较小。中国企业现在逐渐也在往外走，和国外资本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像金融企业，从这次金融危机里面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李山泉：作为中国企业来说，走向海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坚定地坚持这个方向，同时要循序渐进地来做这个事情，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这里主要有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海外运营，尤其是金融领域，都是政策性比较强、受管制比较多的行业，每个国家状况都不一样。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第二是培养人才。而在具体项目上面，更要比较谨慎，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一套。具体到金融行业来说，其实没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人才和制度问题。

　　中国证券报：资本全球化的流通已经对中国市场形成了很明显的影响，那么政府也面临如何防止资产泡沫，防止外来资金造成资产泡沫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有效的去防止出现这类危机？

　　李山泉：资本本身很活跃，很灵活。什么地方赚钱多，什么地方赚钱快，它就肯定往那个地方去。但是作为发展经济来说，作为政府实际上不太喜欢热钱。从政府来说，如果从制度上来考虑，设计一套制度让这个投资人着眼于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暴利。

　　欧美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经验。比如讲资本进来，要求你投到某个领域，就必须要投到某个领域，不能乱换；再比如你说投资股票，就必须要求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出去，离开也是一样。离开必须要征资本利得税。如果有资本利得税的设置，一些资本就会要考虑，它赚这么点值不值，它要不要撤。

　　有些国家在一些细节上有较严格的制度。比如说资本要撤出的话，有一定的撤出程序。当然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是不希望采用这种控制方法的，因为作为投资人觉得不灵活。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风险。如果可控的话，还是要通过其他制度进行限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