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在伦敦结束。不出人们预料，会议在如何“集体防范”类似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大危机问题上，再次交了白卷。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提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份额的问题，基金组织首脑的回应是“要等到”几年后“货币基金组织整体改革框架下再议”。美国一直希望削减欧洲在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势力，提出了让渡一定比例投票份额给发展中国家的倡议，但是这个让渡的“份额”，要从欧洲国家那里出，而不是削减美国自己在基金组织内最大的（一票否决性）投票份额，所以必然遭到了欧洲国家的坚决反对。

　　事实上，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如何协同进行金融业监管、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上迟迟形不成有效集体动议的原因，在于对于目前的几大全球“金融中心帝国”而言，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太大，其金融业的部门利益已经到了“以系统性风险要挟公众和政府”的程度，那些“金融帝国”政府也不愿，甚至无力施加严管，因为这一产业部门对财政收入、选票和就业的影响太大。但是，老牌金融帝国们的国内产业（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将是不得不做的功课。

　　在过去的全球化分工中，这些金融帝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远远大于本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所需规模的金融服务业，就是因为众多非金融中心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制造业，持续对金融帝国的金融服务业进行购买。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昭示了这种全球的产业分工模式，终将要被重新布局。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新兴区域，一段时间之后，将建立起自己完备的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生产者服务业部门，能够辐射新兴市场和区域市场的新国际金融中心将兴起。对于老牌金融帝国，比如英国，如果欧盟国家不那么排斥东欧国家进入欧盟、积极参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提供市场服务，那么东欧国家对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就还能够帮助英国“延长”本国经济“拖延”产业结构调整所允许的时间。

　　每次G20会议，都一再昭示了全球金融业大转移时代的即将到来。在这期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是历史性的机遇。中国已经有了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但目前最大的发展阻力仍然是来自人民币在汇率和兑换方面的管理体制方面的，而不在于我们市场建设的技术性问题。在汇率市场化改革层面，我们反对最近布鲁金斯-清华大学中心提出的、让人民币实行重新估价后的“咬住美元”（人民币美元之间汇率固定）方案。人民币不是完全依靠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支撑的港币、不需要成为美元附庸，而且在人民币没有实行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汇率如何重估都是经济学家的数学游戏。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改革速度，最终决定了中国在当前的金融服务业大转移中，能分到多少利益份额。美元和日元作为自由货币，尽管有着世界上最不堪入目的国家负债和财政债务，但仍然享受着全球“避险资产”的各种利益。而在实现人民币贸易和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风险问题上，中国所拥有的2万亿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巨大的“平准基金”，足以阻挡、清扫任何私人基金（规模）冲击中国市场的行为，而且对于有害金融系统安全的鳄庄行为，完全可以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中国金融安全罪而采取“封账”处理。实际上，当前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相关利益部门肯不肯放下“审汇、批汇”的行政审批大权，转型为市场监督和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