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人才，始终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其中金融高管的市场化又是一个关键。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华尔街的金融高管的高薪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也导致全世界对金融高管市场化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警惕。尽管这种警惕可能过了头，是一种杞人忧天。并且金融高管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将会扭曲高管的行为，进一步影响金融企业的行为，降低企业的竞争力。而一旦企业竞争力下降变成持续发生的现象， 那就根本谈不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了。

　　观察当今其他金融城市，不管是纽约还是伦敦抑或是香港，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从市场中招聘而来，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对于金融中心而言，人才是重中之重的话，那么人才流动的市场必然是极为发达的，只有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才可以将全球最出色的人才吸引到金融企业中来。

　　但这一点在上海很难被观察到。近日有关的研究文章就专门提到，政府往往直接插手企业的人事任命，甚至业务经营。公司高管任命往往是“小圈子”自我循环，金融机构职位作为对“到点”干部的抚慰已屡见不鲜。对部分金融高管而言，在行政系统中生存的能力，比业务拓展和创新能力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上海的金融高管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并且往往是作为行政附属而出现的。这就导致金融高管之间尽管相互也有竞争，但其竞争的是“当官的技巧”，而不是“做企业的能力”。

　　这种官员之间的“锦标赛模型”，原先曾被假定会促成经济绩效的改善。也就是说，行政化的金融高管之间的官员晋升模型，会提高金融企业的效率。但这个假定的前提是，官员之间相互比拼的是谁的金融企业做得好，这一目标只有在官员选拔标准显著偏向经济绩效的时候才成立。值得说明的是，多年来，中国官员的选拔标准并非一成不变，也不全然透明，往往更重要的是上级官员的喜好。由于上一级官员或者掌管下级官员晋升的官员的喜好是不确定的，因而导致尽管官员们知道要比拼“当官的技巧”，但却不具备明确的标准，这在客观上使得官员晋升锦标赛许多时候并不透明，且缺乏锦标赛体制所具有的明确规则。行政化的金融高管可能也是导致金融企业的竞争力缺失的原因所在。

　　一旦金融企业的高管身份认同更偏向于官员，那么改进企业的动力就会不足或者扭曲，随着带来金融企业的效率损失。这当然非常不利于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因为很明显，一个金融中心最核心的，就是拥有一批高效率的金融企业，因此金融高管的“去行政化”就显得尤其重要。能将金融高管从行政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就是彻底更改目前的金融高管聘任机制。

　　据悉，上海市将会尽快出台金融国资和地方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指导意见，其中对“党管干部”部分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性松绑，在建设金融中心过程中，将深化用人制度改革。今后，除政治领导外，市属金融企业经营层副职实行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并取消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在金融企业尚为国资的情况下，不改变所有权而通过“国有民办”方案，也是一个值得期许的改善。而更值得期待的是，这种“党管干部”进一步放开，使得国有民办的模式进一步得到应用，金融企业的负责人可以全部面向市场招聘，而不区分正、副职。当然这需要政企进一步分开，或许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金融高管的有限市场化表明，目前的人才制度可以富有弹性，我们深切期待这种制度弹性能为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更多益处。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