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9月3日讯　“针对我国医药行业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较少的特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一定要考虑适应国际市场产品差异化竞争日趋激烈的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固有优势，增加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附加价值，推动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自有转化。”

　　长期以来，“两高一资”成为我国医药行业主要产品的特征，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较少，这实际上与该产业的内生性驱动因素息息相关。尽管粗放型的发展路径依赖造成了较严重的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但客观上对推进医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内生性增长一般是由多方面源生因素所致，特别是几十年来，由决定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所致。而当前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和产业重心的转移却加大了外生性驱动因素的影响力，并与内生性因素形成强烈的相互作用，进而将医药产业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于是，继续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还是顺应形势的要求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成为当今我国医药产业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笔者特提出以下拙见，供业内人士参考。

　　目前，我国医药行业的就业人数约为150万人，化学原料药、医用敷料、一次性耗材、中药饮片等子行业的从业人数和企业数均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原料药企业就有1300多家，这些企业无论是对工业产值、出口额的贡献，还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所有制形式来看，这类企业一般都是民营或股份制企业，主要是依靠自有力量运营，几乎没有政府投入；从企业规模来看，一般都是中小型企业，抗经济震荡的能力较弱；从区域分布来看，一般都是相对集中，区位优势较为显著，是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主体。

　　面对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形势，如果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过急、过猛，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上述企业受到的冲击将首当其冲，其造成的辐射性影响势必对整个医药产业的安全带来威胁。应该说，今后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模式选择，既要以满足新的竞争形势需要为出发点，更要立足于我国国情，特别是产业发展的历史轨道，要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以逐步推动内生性驱动因素的自身变化，并形成与外生性驱动因素的相同作用力，而不是诉诸“一蹴而就”式的休克疗法。实际上，近年来，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已使个别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出现了产业过早“空洞化”的迹象，足实令人忧虑。

　　众所周知，我国医药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应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保持并发展其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的价格和非价格竞争力。要鼓励企业兼并重组、规模经营，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降低成本，还可尝试性地向其他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以扩大这种优势。同时，产业政策一定要努力适应国际市场产品差异化竞争日趋激烈的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固有优势，增加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附加价值，推动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自有转化。即在保证和扩大国外市场份额的前提下，以价值转换为必要途径，靠外部市场机制驱动的方式，实现成本较低的结构升级。

　　针对处于竞争劣势的高端子行业，政策扶植上应注意要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引导企业从高新技术产业的中低端产品入手，不断占领相关的中低端市场，同时，通过学习、模仿、借鉴等手段，逐渐向中端和高端产品迈进，从而实现劣势向优势质的跨越。印度软件业成功发展的实践证明：印度政府对软件产业实施政策和投资优惠，以及建立软件出口加工区、软件技术工业园、出口导向型企业等计划，有力地促进了软件产业的迅速壮大与发展，这既为本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持，同时，又确立了信息产业超级大国的地位，使其在激烈的国际信息技术竞争当中处于不败之地。

　　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进行医药产业安全的制度安排过程中，应对基本丧失比较优势、已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夕阳子行业”制定“撤退时间表”，必要时，可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并非有意延缓其生命周期，而是要从减小对医药产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稳定负面冲击的角度出发，逐步消除退出壁垒，开辟退出通道，保证资金、技术和人员的有序退出，进而为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创造条件，赢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