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自去年９月份以来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四次有区别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合计调减２—４个百分点；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累计下调１．６２个和１．８９个百分点，较大幅度地降低了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

　　上半年，我国累计新增信贷已达７．３７万亿，远超年初设定的全年新增贷款下限５万亿元。有市场猜测下半年央行可能会对贷款规模进行管控，而央行已经启动定向票据，警告过度放款的商业银行。

　　刺激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组合方案，仅仅靠货币、财政、物价或行政等任何单一手段都不可能取到好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笔者认为，现阶段应着手改变中国的金融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户、“三农”、居民个人消费的贷款力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明显滞后。对银行来说，成功地获得有价值的新客户和维系高价值客户是至关重要的。商业银行会对巨量的客户划分出多个细分市场，并根据各自特点设计营销策略。因此，大银行要找到与自己的业务相匹配的大客户，小客户不是他们的目标，非大客户的个人业务没有被纳入其视野。

　　从政府的角度看，银行的定位决定其客户对象，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大银行是靠不住的，即便以最大股东的身份命令其设置中小企业业务中心，效果也未必显著。因此，笔者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行，也讲门当户对”。

　　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必须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就讲清楚了。如果国有商业银行没有改制，仍然是不计成本、费用，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第一需要的话，行政命令当然还起作用。这就叫体制、性质。

　　“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中小企业与个体户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股市与房企反而得到资金注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银行结构不合理，本来就缺少为中小企业与个体户服务的银行。

　　这就好比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一样。老祖宗的话，我４５岁后，才认识到它的规律性、实用性。大银行成本大，盈利期望值高，中小企业与个体户的贷款需求多样，客户量大、数额相对较小，需要的服务繁复、多样。这样的业务，只有那些懂得中国国情和民情、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小银行、小资本甚至熟人之间才愿意做。

　　中国民间也讲信用，但信用要靠实力来支撑。在贫困人群中，中国式“人情”往往比法律更起作用。因此，地、市级区域行政单位，都应建立本区域的银行，县级区域行政单位也要建立自己的个体户银行。前者视为中等银行，以中小城市为经营重点，服务对象为中小企业；后者视为小银行，以城乡集贸市场和个体户为经营重点，服务对象为个体户和个人消费者。省和国家，成立中小银行联盟，建立与各大银行互联互通业务。

　　同时，进一步健全农信社和邮政银行，二者与新成立的中、小银行形成竞争态势。其中，邮政银行设到村级，与全国直达村级物流网络同时建设，国有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别建立各自的贫困地区帮扶计划。中小银行还能起到“鲶鱼”的作用，对农信社与邮政银行形成竞争压力。

　　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每一个居民的需要，关键是建立满足市场复杂需求的机制。如果及时建立起“门当户对”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国的就业、脱贫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有缓解的基础。

　　中国的民间融资行为，一方面的确存在放高利贷、高息吸储、对储户不负责任等现象；另一方面，其根源在于民间的确存在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加以改造、引导、规范。对新批准设立的私人中小银行应有一个辅导、帮扶期，要细化监管工作，将其限制在某一较小区域范围内经营，严格监管，经营规模也要有所限制。同时，对那些“以融资为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也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