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当前中国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对美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脆弱性依赖,并遭遇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双边关系中出现零和博弈占据主导的竞争走势。在这一阶段,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领导权的竞争上，主要困境是面临美国设置的、旨在预防性地破坏物质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因此国在选择应对策略时，首先要避免误判形势，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实现经济崛起，需要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其次要警惕在美国的压力下，以阻碍甚至逆转自身经济崛起进程为代价去化解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最后还要避免过早追求建立平行的替代性体系，将竞争完全推向零和博弈。因此，现阶段的“一带一路”应该主要是立足国内的长期发展倡议，目标是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所需的外部条件，降低对美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在周边打造更加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为中国的持续增长提供对冲方案。“一带一路”在现阶段不应谋求替代既有经济秩序、建立与之分庭抗礼的平行体系，而应立足于未雨绸缪，对冲“脱钩”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潜在风险。建设的资源投放应围绕这一长期发展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限度地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学界和政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属性和目标等根本问题的定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模糊。在这些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在根本问题上给出更加明确的答案，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终极诉求，深入分析了影响世界格局和中国崛起的主要外部环境,特别是处于经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与守成国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缓解当下面临的主要困境出发来研究“一带一路”。这种方法有助于走出学科和部门间的偏见与分歧，对“一带一路”的根本属性和目标做出比较客观、审慎的判断。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核心问题即其属性和目标上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是战略部署？是经济目标至上还是政治目标优先？主要是经济手段辅助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非经济手段服务经济利益诉求？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之间如何排序和相互定价？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不同学科领域和政策部门对上述问题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诠释。在理论层面现有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涵盖了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其中相关度最高、讨论最密切的是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很难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属性和目标形成共识。在政策实践层面，不同的政策执行部门受各自业务范围及其思维惯性的影响，也会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定位各自做出解读，并在不同解读的基础上多方推进。

经济学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多涉及微观层次的议题，通常先验地将“一带一路”理解为纯粹的经济问题，将其视为服务中国对外贸易、金融、投资和产业合作，辅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赚取海外利润的政策工具。这些研究或就产业、贸易、金融、技术、能源等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侧重中国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研究，探究的多为“一带一路”的“冰山一角”。

国际关系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相对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议题。这些研究主要将“一带一路”视为服务中国外交布局和战略实施的政策平台。其内容或侧重某一宏观问题领域，如全球和区域治理、国际安全、对外援助、国际组织，或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视角切入，或站在宏观战略和外交顶层设计的高度展开。相比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视角更具全局高度。

总体看，两大学科在诠释和研究“一带一路”时，大多围绕本学科领域的关注点展开，基本不在一个层面讨论问题，更多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以致“一带一路”研究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态。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常常忽视了“一带一路”作为顶层设计的全局性，而纯粹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过于突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必要性和远景规划，对中国在特定阶段推进“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和成本分析关注不足。“一带一路”建设在现实中必然涉及经济诉求和外交、战略等非经济利益之间的互动，需要打通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两者进行综合、平衡的考虑。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一些跨学科的政策讨论中，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一带一路”的经济和战略目标及策略时，经常将两者间关系看作彼此对立甚至相互否定。

现实中规划“一带一路”的推进并非单一领域和视角所能胜任，因此学理上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也应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打通视角间的局限。近年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也有不少从宏观经济战略视角深入分析“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内容既涉猎“一带一路”在战略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的跨领域经济议题，比如全球和地区生产网络、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综合衡量指标，同时也触及依托“一带一路”实践的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等全局性的经济战略思考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叉学科研究。这些研究体现了学术界在“一带一路”研究中的综合性跨学科视角，为不同学科和政策领域间的相互借鉴和协调提供了启发性思考。

“一带一路”被写入党章和十九大报告，是中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重大国策。它首先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综合性、跨领域的顶层设计，其远景是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的宏伟构想。作为长期国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相互配合，中央、地方、企业、社会多层互动的全局规划。唯有如此，“一带一路”才能承担起党中央赋予它的特殊使命。然而，实现宏大的远景目标需要“一带一路”分阶段、有步骤地展开和推进，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策略选择亦不尽相同。

“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应运而生，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创新模式。它的阶段属性和目标的确定也要建立在上述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之中。因此，要想明晰“一带一路”的属性和目标，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崛起到底正处在什么阶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是何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情景、策略选项以及总体趋势又是什么。本文将“一带一路”建设置于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从战略与经济的综合视角切入，讨论当下正身处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所设计的发展困境中的中国应当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主要目标、如何围绕这些目标选择经济崛起策略、如何确定“一带一路”政策实施的限度和重点所在、如何发挥其在中期内对冲中国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并尝试就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长期支撑中国周边秩序的支柱提出政策思考。

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走势进一步明朗。在当前时点讨论“一带一路”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关系、评估“一带一路”的功能与成效，首先需要回答两个根本问题，即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服务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又是什么。

（一）中国处于崛起起步阶段

按照标准GDP计算，中国如今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63％。但是，经济总量本身并不能单独作为判断大国崛起阶段的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规模几近追平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其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英国居世界头号工业国地位，在20世纪初其经济总量更是达到英国的近两倍。在当时，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英德冲突和权力转移进程已经箭在弦上，美国则可以继续在既有国际体系中“韬光养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是经济总量达到过美国的50％—60％，当时的苏联和日本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两极格局中的一极，而日本则受制于美国，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即被美国阻断步伐。所以，经济规模只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指标之一，还必须结合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才能判断大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且以此为基础确定其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苏联在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鼎盛时期，拥有以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为支柱的、独立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体系，与美国主导的体系分庭抗礼。相比而言，目前对世界核心地区和国际政治核心事务的介入和博弈能力较弱。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特别是领导权竞争还没有提上日程。领导权竞争的传统核心领域是军事安全和联盟体系，根据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和运用实力的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甚至大于俄美之间的差距。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国保证相互摧毁的超级核军事大国，其在中亚和中东拥有军事基地，在中亚、中东和欧洲都拥有准盟国，在独联体地区建立了地区军事同盟体系——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是欧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权力的“心脏地带”的“超级玩家”，具有强大的博弈能力。相比而言，多年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也使得中国对于国际和地区的核心政治议题介入有限。

综上所述，中国的崛起还没有进入权力转移阶段，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侧重经济领域。中国的现有经济实力和所处阶段更加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两国都没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对美国的高端产业具有不对称的脆弱性依赖。与此同时，两国又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内实现经济崛起，通过经济而非军事安全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优势追赶美国。

（二）经济潜力是中美竞争的核心

作为一个依赖守成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试图在该体系内实现经济追赶的崛起国，中国对自身与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的正确判断将十分关键，这种判断是制定有效崛起策略的前提。在实践中，中国外交通常将维持与守成国美国的稳定关系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定性侧面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但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与美国建立以合作为主导的良性关系的希望。现实中,中美之间的主导性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是中美互动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明确判断关系的主导性质和走向，就难以在策略上确定互动过程中的国家利益排序。此外，合作关系的构建是双方互动的结果。中国需要明确理解美国看待中美关系本质的方式，才能有效评估未来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合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对于中美关系的定性，特朗普政府给出了十分确定的回答。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解读了中美经贸关系，明确将中国称为美国的“竞争者”。在随后2018年的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直接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此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合作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主流话语和政策实践在看待双边关系的主导性质上存在分歧。在奥巴马时期，尽管美国政府在公开的官方措辞中并未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政策推进和战略资源的部署投放都表明，美国已经在事实上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两党和政策精英在压制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更是进一步形成共识，这体现在经济、安全、政治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实践之中。

美国认定中美两国的主导关系是竞争。那么在其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对于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核心竞争领域，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是国际领导权，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是对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在内的国际规范的塑造权。归根到底，后两者仍可视为国际领导权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许最终会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更迭上，但当下中国和美国在该领域尚未形成现实的竞争关系。如前文所述，特别是在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国还远非美国领导权的竞争者。美国现在的主要担忧不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能够威胁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军事联盟或战略伙伴体系。

在美方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是潜在的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中国让美国倍感威胁和压力的是前者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世界权力发生转移之前，通常的必经阶段是大国之间围绕经济地位的角逐，而经济实力则是国际领导权竞争的物质基础。当前，美国并未实质性地感受到中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威胁和压力，但是却担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积累和赶超，其未来会具备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威胁和挑战美国的物质能力。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保守化趋势被国内一些学者解读为美国正在放弃国际领导权，甚至开始畅想美国未来会基于互利互惠而接受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者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接受“中美共治”的大国合作模式。在此，我们需要对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其中包括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第二层次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主导权,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其中包括美国在各类多边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第三层次是居于意识形态上的道义制高点，这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充当的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角色。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化主张意味着：美国毫无疑问仍要当世界上最强大、尽可能“占别国便宜”的超级大国，但同时需要审慎和有条件地扮演“世界警察”和“自由世界领袖”和角色。

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正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面对自身社会对所谓“政治正确”的抵触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冲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部分美国保守派确实认为继续扛着意识形态的道义大旗改造世界得不偿失，因此他们对保持第三层次的领导权兴致索然。与此同时，对于第二层次的主导权，美国出于“减负”的考虑也正在丧失领导意愿和能力。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就已经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这尤其体现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气候治理等问题上。

对美国而言，维持在全球治理和普世价值观层次上的世界领袖地位的意愿和能力正在同时下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放弃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更何况，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分配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成为国际领导权的有效竞争者。相较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中的权力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保守化趋势本质上是试图将权力和责任分离，一方面推卸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另一方面继续掌控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美国目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联盟的态度看似消极，但其目的主要是对盟国提高要价，让它们向美国交纳更多垄断性“保护费”。而且，美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观领域的领导权的弱化趋势也并不意味着其会坐视中国“填补真空”。

美国已将中国确定为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判断中国在崛起的现阶段面临的压力来源，进而明确应采取何种有效策略来缓解这一体系压力，合理防范因形势误判和策略不当而导致的政策风险。

（一）崛起首先面临“经济压力陷阱”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到美国压制，是因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国不能成功地令美国相信自己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因彼此“战略互疑”而相互猜忌与冲突，因此两国应当更好地通过沟通和对话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在上述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反复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领导者地位，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经常因忌惮美国的战略猜疑而高度克制。然而，中美关系发展的瓶颈之所以无法通过增进战略互信来突破，是因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症结主要不是因为误判了对方动机，而是由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致。中美的结构矛盾是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趋势和美国基于对该趋势的悲观预期所做出的回应。美国的回应并非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而是根据中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力进行预防性打压。必然会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无论试图与美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一实质都不会改变。

当前阶段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表现为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而是体现在争夺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因此美国及其主导体系施加的压力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虽然美国在一些领域主动弱化了国际领导地位，但不会坐视中国逐渐具备填补“领导真空”或者与美国共享这一地位的客观物质能力。在霸主国和崛起国的互动中，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更多关注安全领域的权力竞争，关于“崛起困境”的研究也主要围绕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展开，其认为崛起国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安全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不仅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话题，也影响了中国的对美外交实践。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评论进入了中国的官方外交话语，中国官方媒体也多次策划和组织国内学者和外交界人士进行专题讨论，为中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出应对之策。然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忽视了一个现实：中国在当前阶段身处的主要困境并非步入大国军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和对华体系压力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非军事安全领域。

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缓解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时，中国似乎过度关注了如何避免德国和苏联曾经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对忽视了崛起压力还包括在经济上追赶霸主国时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而且后者往往发生在“修昔底德陷阱”之前。中国经济的对美追赶进程决定了中国未来能否获得国际领导权的要件。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积累趋势，意图使中国丧失竞争国际领导权的资格。

在面对“经济压力陷阱”、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互动时，中美两国对于双边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上同样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主要扮演着两国政治关系“压舱石”的重要角色，倾向于继续加深两国经济上的捆绑。而美国决策层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代表的保守势力则认为，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体现。中国寄望于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密切联系能够稳定和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相信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美苏之间以对抗为主的竞争关系，认为中美关系本质上合作多于竞争。其理由是美国实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前提是美苏之间的经济往来遭到人为隔断，而中美两国却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然而必须认识到，经济相互依赖在关系中发挥的“压舱石”作用是有限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触发大国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大国核平衡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上的作用要比经济相互依赖更为显著），但中美间密切的经贸往来无法缓解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更不可能逆转中美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势。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美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中美经济关系越紧密，两国贸易失衡状态就越发凸显，随着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美结构性矛盾最终会越发突出。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再三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压，甚至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美贸易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根本原因。

（二）大国经济竞争的策略选择模式

面对美国制造的、旨在预防性地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压力陷阱”。

考察近代以来大国经济竞争中相对弱势一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以及当下的中国，它们的经济总量和影响力在赶超或反超守成国的过程中都对后者形成了压力，产生了竞争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与守成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不同关系，在崛起起步阶段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它们实现经济崛起的压力和难度也有很大差别。本文提炼了两个指标：一是对竞争对手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这一指标考察的是经济崛起国对竞争大国的经济体系不对称依赖的脆弱程度，而非两者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度；二是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是否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根据这两项指标，理论上会出现四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图１矩阵中的每一种情形都不是静态的，存在互相转变的动态可能性。

第一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并且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就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大致属于这一处境。没有形成自己主导的经济体系，而且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端产业具有依赖性。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经济规模接近或超过美国的一半时，就开始遭遇美国的打压。相对其他三种情形，该情形下对大国经济崛起的压力最大。

第二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但是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没有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这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理想化情形，在现实的大国博弈中几乎不可能稳定地自然实现。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国天然地倾向对高度依赖自身体系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大国采取预防性打压政策，同时由于对手对该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这种预防性打压往往比打击拥有平行体系的竞争大国更有成效。

第三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就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比较典型的历史案例是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德国的主要市场和经济联系都在欧洲大陆，基本不依赖英国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并且它还在海外尝试建立自身的经济殖民体系（这一努力由于战争失败而告终）。苏联则一度凭借以经互会和华约为基础的平行体系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分庭抗礼。这种情形下，竞争大国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

第四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而且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没有遭遇竞争对手打压。这种情形下，竞争大国的崛起压力最小，成功崛起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当时在美洲大陆拥有较为完整的生产和销售市场。尽管与当时的霸主英国贸易往来密切，但双方属于对等依赖的关系，美国在整个生产环节中并没有对英国形成脆弱的不对称依赖。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进程没有受到英国的强烈干扰。美英两国的权力转移正是这一情形中实现的。

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实现崛起，遭遇了美国的打压，双方形成零和博弈占据主导的竞争关系，而且零和博弈愈演愈烈的趋势很难避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被“甩出”美国经济体系的风险。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在上述框架下思考中国在当前阶段缓解崛起压力的策略选择，避免因误判形势或策略不当而导致崛起进程逆转。

第一，要正确判断自身崛起时的情形，避免误判形势、认为自己拥有美国崛起时的选项，进而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财富的继续积累孤注一掷地寄托于美国的经济体系，缺少未来可能会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这种误判导致学界过去几年对双方关系过度乐观，特别是对经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在上述第四种情形中，美国通过韬光养晦的策略，有效化解了崛起压力。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已经跨过了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而且在这一跨越过程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都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打压和排斥。与此同时，当时即使离开英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美国在周边和美洲大陆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身处第一种情形的中国不具备美国崛起的条件，仅仅被动地与美国拖延和消耗不可能实现自身经济崛起。

第二，要汲取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训。日本的经济崛起属于第一种情形，当时它面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在遭遇竞争大国的经济打压时，日本改变不了对美国体系的高度脆弱性依赖，希望通过妥协化解与竞争大国在经济领域的冲突，因此日本努力转向第二种情形。但日本的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最终结果是经济崛起进程遭到阻断。日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签署了《广场协议》，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更是在美国的逼迫和压力下在经济领域节节退让。日元被迫持续升值，国内制造业遭受重挫后流向资本市场，而在短期内对华尔街的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又导致了国内资本泡沫的迅速破灭。这一时期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发生逆转的关键节点。其中，外部压力并非唯一因素，日本政府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在遭遇“经济滑铁卢”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最终结果是日本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日本的实际经济规模在鼎盛时期达到了美国的60％以上，但是如今只有美国的25％。日本实际上选择了以放弃经济崛起为代价，换取继续在美国的体系内生存和发展。中国需要从日本的策略选择中警醒并认识到，现阶段美国阻碍中国崛起的首要目标是阻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现手段不一定是借助军事力量，其选择不仅仅是挑起军事冲突或者发动预防性霸权战争。对美国而言，更有效的选择是利用急于稳定关系、担心全面遏制的心态，诱使对方选择以损伤自身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经济政策让步。日本是在军事和政治上追随美国的盟友，追赶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打断之后，其仍然可以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继续发展。但是，如今的美国精英决策层恰恰认为，自由制度主义者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策略已然失败。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建制派倡导的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代表的俱乐部式的机制安排，还是特朗普政府热衷的“一对一单挑”式的零和博弈，都表明美国不再容忍中国在自身的经济体系内继续壮大，而且美国的西方盟国在这一问题上也与其趋于一致。

第三，尽管身处第一种情形，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有条件和可能性去改变另一个条件，即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但也会因此面临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冲突加剧的政策风险。日本在军事上不能自助，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国内政治也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难以完全从自身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在经济领域与美国竞争，因此只能尽力避免与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经济崛起进程。和日本相比，中国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均独立自主的大国，可以完全基于自身战略和利益在经济领域与美国博弈，因此具有当年日本所没有的策略选项，即改变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这应当是现阶段的努力方向。与此同时，要尽力避免陷入像曾经的德苏那样尝试建立一个排他的平行体系，将与经济主导国的竞争变为彻底的零和博弈。

中国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其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实现崛起和赶超，因此遭遇美国的打压。中美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竞争关系难以避免，中国存在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风险。这是我们讨论“一带一路”的目标和推行策略的国际大背景。如何服务于缓解现阶段的崛起压力、保证经济崛起的持续性，这应当是确定“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的最主要考虑，这也应当是明确“一带一路”推进限度和重点的依据。

（一）“一带一路”的现阶段定位

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一带一路”究竟是经济目标至上，还是政治目标优先？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还是通过非经济手段满足经济需求？如何对不同层次的诉求排序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定价？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还是要基于中国崛起的阶段状况，基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于国际环境的大变局，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大转型，它的阶段属性和目标也应由这两大变化及其约束条件所决定。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与战略目标的排序和实现策略都有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从1949年到冷战结束前，对外经济服务于确立在世界上的合法性。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国对周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上，其主要目标是争取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处于财富积累阶段，外交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引进外资、拓展能源和资源市场。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对外目标、经济与战略的关系定位都是服从于历史大局，分别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和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必要的物质积累起到了重要的时代性作用。

随着中国世界大国的重新定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目标必然被赋予新的内容。“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层面对企业的政策“保护伞”，需要继续推动和帮助企业的海外利益拓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单纯以企业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扩展日益暴露出缺乏配合国家经济规划的自觉意识的缺陷，“前经济崛起阶段”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方式在很多时候开始成为新时期国家长期发展和对外经济布局的障碍。财富在量的层次自发积累的历史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如今已进入国家在战略层面引导财富可持续积累的新阶段。

从长远看，如果把“一带一路”视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国策，那么它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有效运用市场和其他经济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构建符合长期国家利益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过，这是中国跨越经济崛起起步阶段之后的远景目标。现阶段，中美之间的领导权竞争和全面构建地区与国际秩序还没有提上日程，也不应定位于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全面竞争。

在当前阶段，作为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国，面对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中国在崛起时承受着巨大压力，要从防御的角度做好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必要准备。对内加快产业升级的推进力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投入；对外要通过“一带一路”逐渐调整海外经济的发展模式。

从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看“一带一路”现阶段的属性和目标，其属性应首先是缓解崛起压力、促进跨越经济崛起起步阶段的长期发展倡议。在此，经济目标和战略目标不是互相对立、需要取舍的关系，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基于长期经济利益的考虑，“一带一路”应当服务于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创造持续的环境和条件，其目标首先是走出美国设计的“经济压力陷阱”，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完成经济崛起所需要的财富积累进程能够在不再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推进。该目标的实现途径是通过“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建立一个能够降低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脆弱性依赖的、更为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冲方案。其实施重心应放在降低作为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之间的中间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作为周边国家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地位上。这一摸索过程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高安全性和自主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符合中国经济崛起的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仅仅以短期经济利润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的经济绩效。

（二）现阶段“一带一路”的推进限度与重点

第一，在范式理念上，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对冲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风险，而非全面替代现有经济体系、与之分庭抗礼。所以，“一带一路”的范式理念在现实层面应定位于追求开放、包容和共生，建立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既有地区组织共存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在组织安排上，“一带一路”需要有效地化解经济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一带一路”不应当是引领所谓新型全球化的平台。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意愿的弱化表面上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取代美国提供了机会，这也是一些学者试图将“一带一路”诠释为获得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手段的原因。然而，处于经济崛起起步阶段的中国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国不具备美国拥有的军事霸权、政治同盟体系和美元主导地位，在缺少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并不能使中国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同样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欧洲，当中国主动提出与之合作反制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目前试图在全球公共领域“甩包袱”的美国乐见中国担负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在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国际参与和占据道义高点，而不宜将目标不切实际地定位于“接力”美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导权，尤其不应为外部世界尤为关注的“一带一路”赋予竞逐全球治理领导权的内容。

“一带一路”的组织模式需要更多侧重双边和次区域层次，而非全球和多边层次。应以双边为基础构建成熟的次区域合作，而不是尝试引领全球化、继续推动多边一体化以及通过区域多边机制促进与地区国家关系。事实上，“一带一路”正是在传统一揽子多边合作因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和印度等竞争性大国的阻碍陷入僵局后的另辟蹊径。这一创新模式正是为了绕开美日印等大国的干扰因素、对冲“逆全球化”的可能性、打破现有地区一体化机制的长期胶着状态。正如李向阳所指出，考虑赋予“一带一路”何种属性时不能只考虑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可行性。相比多边组织，“一带一路”的创新性和灵活性在于可以“以我为主”，有序接纳条件成熟的合作对象，以点对点突破的渐进方式“连点成面”，最终基于双边关系和成熟的次区域合作形成“一带一路”整体网络。对于处在崛起压力和大国环伺之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上述路径是务实、灵活和有效的组织模式。

第三，在内涵限定上，“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发展倡议，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不能完全以短期利润为导向自发扩展，其内容上也要有别于一般的发展经贸往来。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基于长期的发展和战略价值而应当重点投入的地区、国家和项目才应该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下。

第四，在地域扩展的限度上，“一带一路”需要控制扩展冲动，保持适当规模，保证战略资源的集中投放。“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处于全面推广阶段，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制造了很多“散点”，也由此扩大了“一带一路”规模和声势。在下一阶段，在地域扩展上应根据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突出重点。在深入推进阶段，“一带一路”的资源投放必须有地域限度，其重点仍应锁定中国周边地区。西方经济体固然十分重要，但无法单方面把握与它们的合作前景。当前阶段，需要逐渐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保证未来经济崛起进程的安全。

作为中国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依托带，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意义要大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因此应当将周边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对象和重点经营地带。大国实力辐射的地缘带往往是其首要关切。对美国来说，它的欧洲盟友和日本至关重要，这些盟友关系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对俄罗斯来说，周边的独联体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俄白哈三边同盟，这是俄罗斯维持地区大国地位的基石。现阶段，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辐射范围主要是周边地区。在周边优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既是现阶段对冲与美国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长期来看，中国只有切实经营好周边地区，才能拥有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平等合作与博弈的基础。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经常被理解为旨在消化过剩产能。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发展倡议，中国更应未雨绸缪地对冲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性，同时兼顾周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多消化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这要求中国有意识地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以此获得优化自身经济结构和塑造周边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性。当前，中国仍主要扮演着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间的中间市场角色。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额增长迅速，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然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类型更多是进口原料等初级产品，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长期来看，中国只有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领域在周边地区相对美国占据优势，才能打造相对独立、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与此同时，也只有掌握周边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才能更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周边国家。

如今美日在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上的份额优势仍十分明显。目前美日两国共占东亚地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1／3。中国对外提供消费品市场的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是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而且消费品进口需求在总进口需求中所占比重一直偏低，这是为周边国家提供的最终消费品市场规模始终相对有限的主要原因。改变这一现状也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优化对外经济结构、降低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依赖的努力方向。随着国内财富的累积以及购买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加强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为周边国家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提高东亚生产网络的相对独立性，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同时借此将经济实力更大程度地转化为地区影响力。

第五，在推进方式上，“一带一路”需要锁定有限目标，正视以经济手段实现非经济目标的限度。经济手段远不是解决所有对外问题的“万金油”，多数政治安全和外交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安全和外交手段来加以解决，无法单纯依靠经济交换。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属于低政治领域，用低政治手段获取高政治目标存在不小的难度，因此这种经济外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周边经营过程中，单独运用经济手段难以实现外交和战略目标。“一带一路”经济手段的有效运用需要安全和政治手段为支撑。中国在过去40年主要利用外交和政治资源招商引资、获得外部资源，如今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期，如何灵活利用现有军事、政治和外交等高政治手段去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提高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确实对外投放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体战略资源存在“透支”。与经济领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非经济领域特别是高政治领域（军事、安全、外交和政治领域）投入的战略资源还明显不足，未能有效地将中国的现有实力转化为对他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在安全领域，如何为一些将安全问题作为重要关切的周边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安全保护，如何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海外安全保障，在这些议题上中国的战略资源投入仍存在提升空间。安全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往往比经济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更为牢固和持久，特别是当一国面临某种安全威胁时，安全和政治考虑会显著优先于经济诉求。中国在和这类国家进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时，需消除它们对竞争性大国反对和破坏“一带一路”的担忧，特别是当这种合作可能导致它们遭受其他大国的政治惩罚和安全恐吓时。

在政治领域，如何通过提高和利用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推进国家长期发展布局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面对传统的安全冲突，其国内还存在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犯罪猖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缺少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就很难有效保护和推进中既有利益和战略经济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大国阻碍等因素，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更迭往往会导致其对华政策的较大变化，给“一带一路”的长期建设带来不确定性。应当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加大配合力度，使战略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实现相互促进和优化，这样更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的短期和远景目标。

（本文转自：节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