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也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那么，国际金融危机背后有着怎样的制度根源？如何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解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危机面前的鲜明差异？近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分析这些问题，阐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从金融运行和监管、美国消费模式、全球贸易结构失衡等不同角度对危机的成因和性质作了分析。但从更深层次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刘伟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一些西方人士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遥远，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在现实世界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对立，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广大人民公平公正地分享，导致整个社会购买力和市场需求不足，因而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地发生。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现代社会历史局限性的集中体现。这说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不像西方学者在“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中所宣称的那般完美。与之相比，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但同时必须鲜明地拒绝西方所倡导的私有化。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政府对市场前所未有的干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有什么启示？刘伟指出，西方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理性干预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二者交替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之后，严重的经济“滞胀”现象使得强调政府干预、治愈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大行其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经济秩序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可能导致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再次走向强调政府干预的方向。然而，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都不能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事实，证明危机的发生有着更深刻的制度根源，同时也说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西方学者提出我国改革应充分贯彻自由化原则，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实际，而且不符合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在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摇摆的事实。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政府与市场、整体与个体、和谐与自由、均衡与增长等方面的矛盾运动作出的崭新的、科学的处理，为把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统一起来、防止盲目竞争和市场失灵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我们必须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同时必须坚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造成严重冲击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却表现突出。这是为什么？刘伟说，发展经济学往往把金融深化程度看作发展中国家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但现在看来，金融深化进程不能超越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制度演变的阶段，否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能带来极大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金融改革适应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要求，我们谨慎地推动金融深化，形成了抵御国际金融风险传递的制度屏障。但也应看到，相对于资源配置有效性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而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存在滞后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国际化方向不应动摇，我们不能也不应放缓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这次危机表明，西方经济体制包括金融货币体系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所以，我国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式的“一体化”。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在扩大投资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应当怎么看？刘伟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国实施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能够很快见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大型国有企业作主导和支撑，并带动和引领中小企业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的意图可以透过微观机制很好地贯彻下去。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市场结构，为政府集中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这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所以，我们既要坚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又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