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证券时报报道，全球主要央行自金融危机恶化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特别以零利率阵营央行大规模投放货币现金为标志，这实际上决定了所谓的“退出政策”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对于仍然维持常规货币政策的国家来说，其“退出政策”对市场资金面的约束影响更大；而零利率阵营的“退出政策”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归根到底，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央行之间的政策差异不是缩小了，而是继续扩大了，全球央行大规模货币投放之后的未来前景可能是全球失衡的扩大，而不是缩小。通胀前景也可能更为复杂。

　　货币投放规模与节奏

　　在实施所谓的“零利率政策”的国家中，以英国和美国为首大规模向市场投放现金，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其中美联储的资金竞标规模并不突出，而且最终利率往往在0.25%上下波动，反映了美联储对于货币投放尚有一定的节制，其未来实施“退出策略”的重点仍然集中于各项非常规工具。当然，非常规工具中也可能包括新钞投放，但总体而言，美联储在美国经济总量较大的条件下，其货币投放规模、步骤和前景尚有一定节奏。对美联储和美元来说，其未来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货币投放的效果，焦点将集中于价格变化领域，但相比之下，英国央行等货币投放的节奏可能要超过美联储，这为未来汇率市场波动和全球贸易挫折埋下了阴影。

　　与直接的货币投放相比，其他央行将不得不更依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补充，以提高整个金融市场体系的竞争力。实际上这决定了未来“退出策略”的根本差异，或者说，针对货币投放更冷静理智的央行其未来可能会同时进行非常规政策与退出策略，以不断修缮本国金融市场体系和各类指标，而美英等国央行在实施大规模货币投放之后，更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后就实施资金收缩活动，这样货币投放将更主要地反映负面作用，这些国家对于价格下行或控制通胀的要求更为迫切。只有在价格下行并且通胀下行的条件下，才可以维护货币投放的成果，并在此条件下扩充宏观经济总量，这是全球货币投放之后的首要的基本前景。

　　不良资产与通胀的博弈

　　由于全球发达国家存在大量不良资产，而这些不良资产的实质差别是非常显著的，对于一些以债务形式存在的不良资产，包括其中的一些坏账，如果有未来盈利预期的支持，特别是由相关机构实体的优质资产担保，其出路只能是债务重组形式的资产整合。这些领域将主要由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并最终与市场对接。这些不良资产的剥离或清理过程只是时间上的策略，或用时间以换取资产质量的改良、转变和价值复苏。但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之中，除去这些可以整合重组的公司债、机构债等领域之外，往往是数额巨大、比重较高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商业房产抵押贷款证券，至少目前来看，以抵押贷款证券为代表的资产支持证券领域的债务重组过程，将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的成本来负担。

　　换句话说，降低赤字在未来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价格回升或通胀，全球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产生的大量政府债务，如果没有价格复苏或一定的通胀水平作为基本条件，只会螺旋式地积累增加；而实际上，一定程度的通胀水平不仅对于降低政府债务水平有益，对于消化私人领域的不良资产也不可或缺。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类似于零和博弈的命题：要么通胀下行以维护货币投放成果，要么通胀上行以降低政府债务水平，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波动反复过程将是空前复杂的。世界经济主要受这种两难前景的影响，也不太可能短期内就恢复以往的长期增长周期，而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也会受到实质性影响，贸易手段将被用作各国政府“统筹兼顾”的筹码，实际上，在包括全球贸易的诸多领域，波动、大幅波动乃至于尖锐波动将是后危机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

　　经济问题或转化为政治博弈

　　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众多研究成果包括美联储经济学家的研究就揭示出，世界贸易争端、经济合作等双边和多边经济活动，最终往往需要依赖于政治领域的博弈、协调机制，正如中美战略合作对话机制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所反映的那样。中美两国现在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对话合作的过程中，政治领域的协调机制不可或缺，而这对于未来全球化解危机、共同致力于构筑新的秩序体系同样不可或缺。也可以说，不久之后全球就要面对的“退出策略”，与以货币投放为主要形式的政府直接干预，特别是与表现为世界经济重要指标的通胀水平，都会更多地、或更直接地表现为政治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最深入的实践化过程，也更证明了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基础和经济上层建筑的历史论断。（王 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