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绿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

　1月，白雪皑皑的达沃斯小镇迎来了2019世界经济论坛。这场一年一度的思想盛宴已成为世界交流思想、国际各界阐述主张和谋求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而目前全球化正在遭遇巨大挫折。值此之际，全球化智库(CCG)在达沃斯举办以“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为主题的午餐会，与中国商界、学界精英一起探讨中国在全球化4.0阶段应如何应对，以及个人、企业、国家和智库应扮演何种角色。场外冰封雪盖，场内热烈讨论，中国精英在达沃斯平台上为中国和世界发声建言。

　　2018年是充满大变局的一年，全球化进入4.0，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一些发达国家盛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摩擦、经济动荡等因素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失去方向。尽管全球化4.0正在成型，但其新架构与过去实践严重脱节，全球化4.0时代，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各种挑战与多极化国际秩序、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科技竞争、全球治理失衡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正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世界，同时也将我们逐渐引向全球化的新时代。

　　为什么全球化会出现这么多波折？

　　如今，中国在向外阐述现在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时，会出现我们说不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别人也看不懂我们的情况，互相揣测导致不信任，然而在交流合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当前的这种不信任归根结底来自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如何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善意，知道我们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是重要的参与者，能够贡献重要力量，而不是游戏规则的破坏者，这将是我们在反思为什么全球化会出现这么多波折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任克英在CCG举办的午餐会上分析说，如今我们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仅包括贸易货物的流通，甚至包括了文化的冲突，以及文明的冲突，这些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她提出，全球化受阻有历史必然性。首先，财富极度不平衡，达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全球最富的100个人，有全世界40亿人的总财富；第二，老龄化问题；第三，发达国家都是高债务；这三个因素必然导致了强权政治和保护主义的爆发。然而，目前并没有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也没有一种较好的治理机制来解决财富不平等、老龄化和高债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以史为鉴，规避风险，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携程旅行网CEO孙洁也表示赞同，她称，对于交流合作方面，世界舞台还是缺少中国表达。究其缘由，一可能是由语言导致的交流受阻，二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解。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中国人、企业在内的各种要素要更多地“走出去”，也要让外界更多地“走进来”。

　　此外，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也提出了两个导致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的重要因素。第一、发达国家经济并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根据相关数据，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3%-3.5%之间。现在美国的复苏被认为是最好的，但美国去年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大幅减税之下，也只有2.9%，而且被预测会持续乏力，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降到2.5%。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以后就在1.5%上下，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而这大都可以归结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第二，逆全球化。在过去，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逆全球化的推力也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了发达国家内部有不少问题。例如，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导致了工资长期不增长。需要明白的一点是，这并不是因为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抢走，而是因为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发达国家的企业就用自动化替代了工人。

　　因此，当全球化遭遇挫折时，我们不应该责怪全球化本身，而是去思考其实现的方式，并根据时代的变换进行不断改革，这亦是全球化4.0构建新框架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在综合实力得以提升后，也从积极地适应全球化规则到了参与制定规则，甚至变成了主导者。这一转变是影响全球贸易变化、亟需构建全球化新框架的重要因素之一。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廖建文也认同此观点，他表示，2017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15%，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使得整个世界贸易秩序被重构。其次，他指出，科技发展是中国之崛起的一个强有力的驱动力。但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的原因，如今的贸易问题已经不再仅是贸易问题，其背后更是指向金融、技术、IT、理念等问题，这使得贸易问题解决起来变得更为复杂。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金刻羽也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在全球经济中也显得愈发重要。当前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而造成的全球贸易波折也证实了中国的这一重要性及其影响力，但同时也反映出中美贸易问题，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科技发展和中国想在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的问题。对此，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只要中国继续推动全球化，全球化就不会停止。虽然贸易争端使中美之间在贸易和全球化发展方面出现了波折，但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应用消极态度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反思这些挑战能帮助我们构建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促进全球化的发展。在反思如何重建新的国际秩序、实现更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在全新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格局和发展策略。但具体如何实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企业应更多地“走出去”

　　● 坚持改革开放是关键

　　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中国企业一直以来砥砺前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现如今，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已不断提升，全球化也期待着中国的新作为。中国应积极参与到全球化4.0进程并在其中发挥影响与作用。

　　纵观历史，虽然全球化历经波折，却始终在人类历史中起到很大程度的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社会困局，错误地将困境归罪于经济全球化，一些贸易大国甚至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这些不同程度的逆全球化行为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开放是人类社会每一次取得重要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不会改变。因此，在全球化4.0时代，我们也应进一步扩大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开放，开放决定方向。改革是按照开放这个大方向去落实，如果不改革，就有可能倒退，只要封闭，就只会被淘汰。所以中国要想跟上人类历史浩浩荡荡的潮流，那只能真开放。中国与印度在发展上的差别，不是由于印度人没有中国人聪明，也不是由于印度的管理者比中国的差，其实原因就是印度不开放。

　　● 与跨国企业发展更深入、更高层次的合作

　　除了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作为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济实体——跨国企业，其推动了国际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动力。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应注重与跨国企业的合作。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在午餐会上就分享了现如今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方式。他称，中国现在正在从高速增长，走向高速发展。但中国企业和跨国大公司还有很大的差距，要完成中国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国际化，离不开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深入的合作，进行高层次的合作。其次，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也应同时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全球采购，向跨国公司释放出合作的积极信号。同时这样也可减少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增进合作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化是双向的，所以中国应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向发达国家要求同等以及公平的待遇，包括规则的制定。

　　TPG中国合伙人孙强也赞同这个观点，同时他表示，跨国公司在前一轮全球化中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未来全球化也可能不是大公司来主导，而是有活力的小公司、中小企业以及无国界的企业。因此，他建议政府提倡双创，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不光是应用研发，还要增加、增强基础研发，这样才能使企业更有活力，也会更容易地走向全球化。正大集团副总裁曾劲松也建议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应同时带着规则“走出去”，这将有助于加强对实施“走出去”企业的支持。

　　的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发展，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中小企业已能通过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并发展成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如果政府能发挥好积极推动作用和协助功能，定能加速促进中小企业全球化。例如，政府可透过建立先行区与示范区，并且保障投资环境的安全稳定性，协助中小企业在海外投资。

　　● 冉冉升起的“新星”——数字经济

　　说起互联网，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合称BAT）建立的丰富数字化生态圈已经在不断拓展延伸。其次，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众多年轻网民，为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创造了条件。另外，中国政府对数字化企业和机构的态度是“先试水、后监管”，积极推动了数字化的发展。在这三大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数字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使得中国在世界数字化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更广泛地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认为，互联网经济，或者说数字经济未来在中国全球化4.0里能发挥较大优势，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构造了一个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是在其他基础设施上，搭建的一个新框架和新层次。在这个领域里，不仅衍生出了数字贸易、数字治理、数字安全等产业，还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就业，因此应继续促进其在中国企业全球化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廖建文也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并称，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基础设施，然而在对外输出时不应仅仅只是简单的产品输出，更重要的是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共同输出。比如，在构建“一带一路”时，当前我们比较注重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我们仍然缺乏数字化基础设施，未来应注意这方面的补充与发展。

　　● 中国企业全球化需要新理念

　　全球化4.0时代，中国企业全球化对新理念的需要显得格外迫切。换言之，随着全球化新趋势的形成及不断更新，中国企业需要全面审视全球经贸走向、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应对潜在风险和挑战，同时中国全球化各主体应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理念，这对中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万科集团副总裁刘肖表示，理解全球化企业也是理解本地化的过程，这些企业非常具有全球资源特征，同时又能够贴近本地需求。理解在网络时代权力和消费者权力的变化，才能深刻理解全球化的趋势，并推出顺应新趋势的适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理念。

　　而正如廖建文先生所提到的，在过去，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把全球化视为市场概念，当时主要就是把产品带向全球。自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也一直都秉承这个理念，但全球化发展至今已不再是全球市场的概念，而是全球资源整合的概念，想要更好地应用全球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就意味着要从过去的贸易思维，转换到整合思维。其次，随着世界对中国企业的期望变得越来越高，如果还停留在早期贸易时代的理念，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中国企业当前更重要的是要把商业、社会、人文放入考虑范围内，然后积极思考如何跟其他国家更多地形成共识层面的合作机制。

　　贸易投资应坚持对外开放，让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

　　历史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甚至淘汰。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与资本流动、科技文明进步、各国人文交往。如今很多全球问题，如国际贸易摩擦、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与治理等，根源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相反，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经济全球化新秩序，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大，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联合国贸发组织企业贸易投资司司长詹晓宁对此表示，全球的贸易在增长，全球的GDP也在增长，但与此同时全球的直接投资在不断下降。如果将现在的全球贸易增长率，与上一轮金融经济危机前的增长率相比，其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没有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就会停滞发展，所以近几年来全球贸易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对此，他提出跨国投资是建立全球化体系重要的连接，也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支撑，未来可以增强跨国投资领域，为全球价值链注入新动力。此外，詹晓宁先生就投资治理提出，国际投资体制跟国际贸易体制不一样，有多边贸易体制，也有多边货币体制，但是国家多边投资体制从来没有建立起来。目前的国际投资体制是碎片化的，其中一些贸易协定都已稍显过时，并且90%以上的协定都没有提到可持续发展，所以这其中有很多弊端，需要实行改革。而改革方向很简单，就是可持续性发展。

　　詹晓宁先生的观点正是反映出了目前大家的担忧，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此，我们应积极思考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消解其负面影响，面对伴随全球化发展而来的挑战，中国需顺应大势、主动作为，积极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所指出，全球化格局已形成，不可逆转。未来几十年，对全球化的拉动是关键，全球化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更大程度的改革，更深层次的开放。因此，只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全球化趋势就仍有希望。但同时，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发展以及在发展多边投资、多边贸易、多边合作时，在数据、人才、经验等方面仍需加大力度。

　　建立全球治理对话平台与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离不开参与全球治理。新的形势需要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正如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所提出的，现如今，全球治理问题已经不仅是政府间的治理，也包括社会治理。在当前的中国环境下，开放是社会治理的开放，一些治理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对话平台与机制，增进国际交流，加强全球合作，减少全球治理上的误判。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对此观点也表示赞同并称，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与社会的各种政策治理、标准制定以及全世界的各种理事会，不应让欧美替中国定制规则，而是深度参与其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展现中国智慧。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我们正视全球治理遇到的挑战时，才能“对症下药”，找到中国能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的全球治理新方案。首先，从治理对象来看，从一开始的货物到资本，现在到技术，本质上已到了价值观。而价值观层面是很难求同存异的，因此这些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被解决的。其次，对于治理主体方面，传统的治理主体已经失去了继续主导的意识和能力，未来新兴经济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才是全球治理主体的新趋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国与国之间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因此二战之后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这套体系发挥的作用已经逐渐减少。薛澜教授建议，今后像CCG民间智库这样的主体能发挥更多作用，但目前的问题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

　　事实上，随着智库的不断崛起，目前智库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为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全球智库也面临着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挑战，而创新是智库保持“长盛不衰”的关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真正发挥“资政启民”的作用，就应在“新定位”、“新格局”以及“新角色”的基础上进行“新探索”，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助力。

　　另一方面，关于治理机制，薛澜教授认为传统的治理机制已不再适用现在的境况，目前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正如詹晓宁先生提出的治理机制需要实行可持续性发展的改革，因此以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为核心价值的WTO已提出进行改革。但当前WTO改革面临的形势和矛盾极为复杂，对我国来说，WTO改革是一场复杂艰巨的多边博弈，任重道远。所以，或许WTO的升级版、以更低关税和更高自由贸易为目标的CPTPP未来发展更值得期待。此外，为应对当前紧张复杂的国际局面，中国正在加快扩容自己的“朋友圈”，包括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速RCEP的签署等。一方面，借鉴CPTPP的贸易规则可以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国际参与水平，另一方面，CPTPP还有利于与第三方合作并消除各方的疑虑从而减少推进的阻力，同时成为全球化4.0的重要推手。对此，正大集团副总裁曾劲松先生也表示认同并提出，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在多边投资、多边贸易、多边合作中，从数据、人才到经验，还是要加大力度。

　　中国要发展科技全球化，就一定要走出国门

　　科技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科技全球化，而科技全球化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李开复指出，全球化4.0就是中国参与顶级科技国家行列、提供更多解决方案和竞争的过程。刘肖也认为，现如今贸易竞争的实质就是科技的竞争。李开复对此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价值就在于有多少数据，而中国的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优势。他认为，五年以后，中国在AI方面的应用和价值产生会超过美国。他强调，要达到全球4.0，首先中国一定要走出国门。他相信只要中国走出国外，像移动互联网软件投资和AI投资等领域可能会比美国做得更好。

　　关于如何让技术走出国门？李开复先生提出，之前在美国科技统治的时期，我们别无选择，在垄断下只能用他们的技术。所以现在中国应吸取经验教训并保持同理心，在中国技术走出国门时愿意特质化，愿意定制，甚至愿意跟当地建立合作关系。中国软件走出国门时，不只是中美的竞争，而是中国扶持科学技术方面较弱的国家，让他们都有自己的机会打造自己的软件，这样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合作者，吸引更多合作机会。对此，任克英女士补充道，中国想要真正成为强国，就要将数据、技术、贸易、产品等结合起来，形成更加包容、更加有责任、更加透明地发展。

　　因此，开放还是中国科技全球化的关键词。

　　无论从企业、经济、贸易投资、全球治理还是从科技的角度，只要中国开放，全球化就有希望，全球化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上。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再平衡，是波折下发展的全球化4.0的新方向和新动力。未来，中国应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地去思考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

　　那列从西班牙出发的船队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颠簸着，前方是无尽的地平线，历经千难万险，船队最终抵达了“新大陆”。而在浩浩荡荡的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全球化也几经波折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来到全球化4.0时代，我们面前依然是星辰大海，我们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