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科技研究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主要从“数字经济开启下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角度对科技如何助力实体经济复苏进行了思考。

首先，王一鸣分析了我国经济复苏面临的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从外需上影响中国经济，外需收缩会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进而增大就业压力；

二是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当前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复工复产，加之美国技术“断供”的影响，会影响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供需两端的变化还可能向金融部门传导，导致企业负债水平上升，违约现象增加，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和中小银行风险加剧等。

此后，王一鸣分析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数字经济将开启新一轮经济周期，成为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的引擎。

推动我国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不仅能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有效拓展国内需求，还能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

其次，王一鸣分析了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几个重点领域。

一是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互联网发展，推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促进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到销售服务等全流程数字化转型。

二是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消费互联网的领先优势，针对服务业部门差异性大的特点，建立数据规范和标准，鼓励不同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

三是推进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要继续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全方位提高我国金融业数字化水平和经营效率。

四是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建设，推动社区管理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五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对提高生产效率有更强大的支撑作用，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最后，王一鸣对发展数字经济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制定“数字复苏”发展战略。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进行战略规划，引导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

二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要鼓励市场深度参与，以更好对接市场终端需求，提高投资效率和技术先进性。

三是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新兴和前沿领域提前布局。

四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发挥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五是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监管要关注竞争机制是否有效，竞争秩序是否有序，更要注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六是解决数据产权的界定问题。对个人数据、政府数据以及商业数据进行分类界定和保护，促进数据安全自由流动，为培育规范的数据市场创造条件。

七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育。通过高等院校调整专业设置、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手段，加强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储备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关于“数字经济开启下一轮经济周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7、8月份得到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仍具有不确定性。从近期国际机构的预测看，今年全球经济下降幅度很可能要达到6%。但也要看到，人类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变革和发展机遇。同样，在这次疫情中，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展现出强大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疫情冲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都更加意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信息技术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将明显加大。可以预期，数字经济将开启新一轮经济周期，成为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的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向好复苏态势，但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球性经济的深度衰退和西方大国的技术“断供”不断升级，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从需求端看，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可能从外需上影响中国经济，形成疫情后的“第二波冲击”。冲击力度有多大，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现在，外需大幅收缩正在向国内传导，订单下滑和萎缩正在显现。尽管5月份当月出口按人民币计价同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但按美元计价仍下降3.3个百分点。6、7月份出口形势可能依然严峻。如果进一步冲击沿海外贸企业，中小企业倒闭风险就会进一步增大，并将继续增大就业压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部分农民工返乡的情形。

从供给端看，西方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复工复产，很多中间品和投资品供应还会出现中断。加上西方大国的技术“断供”，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还会造成冲击。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间品进口占外贸进口总额的70%左右。由于技术原因，短期内国内供货商很难完全替代“断供”的产品，如果进口的中间品和部分资本品“断供”，仍会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供需两端的变化还可能向金融部门传导。现在可以看到，企业负债水平明显上升，也出现了部分违约增加的现象，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不良率会上升，中小银行的风险会加剧，这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对我国而言，抓住“数字复苏”的战略机遇，推动我国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不仅能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有效拓展国内的需求，还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所谓“数字复苏”，就是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变革，有效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突破近年来产业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数字复苏”还可以促进经济转型，把应对疫情冲击转化为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机会。可以说，推动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增长周期，必将是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尤为活跃，向生产生活领域和公共治理领域广泛渗透，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在经济下行中逆势上扬，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国已成为数字技术投资大国，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位居全球前茅，孕育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移动支付规模位居全球第一，7家互联网企业市值跻身全球前20强。疫情期间，线上零售、线上教育、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丰富了5G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也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必将迎来新一轮创新高潮，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将构建新的产业生态，重新定义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更具创新活力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并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顺势而为，抓住“数字复苏”的战略机遇，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力度，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重建产业链竞争力，占领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制高点，将为经济发展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

第一，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载体，但总体上，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仍处在起步阶段，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服务业。这既有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低、信息平台场景化应用不够等因素，也受到数据感应、传输、存储、加工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制约。这次疫情对制造业特别中小企业造成重创，但同时也倒逼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面向未来，应加快产业互联网发展，推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促进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到销售服务等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并将生产过程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将会有效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应用生态的形成。

第二，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疫情催生了以无接触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线下场景线上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今年前5个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的情况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仍保持较快增长，后疫情时期线下服务会逐步恢复发展，但是线上服务等新业态将延续强劲的增长，已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后疫情时期，线下服务将逐步恢复，线上服务等新业态将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发挥消费互联网的领先优势，针对服务业部门差异性大的特点，建立数据规范和标准，鼓励不同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从零售、配送和服务等业务流程全链条数字化，就会形成推动我国服务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第三，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金融领域渗透，形成了网络贷款、智能投顾、智能客服等新的业务模式。比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面向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新的服务模式，为金融创新开辟了新路径。当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企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并在网络支付等领域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加大研发强度和投资规模，推动数字化转型。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应抓往机遇，推动银行借贷、支付清算、理财等业务数字化转型，从而全方位提高我国金融业数字化水平和经营效率。

第四，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疫情期间，为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智慧城市、交通管理、农产品供应链、物流配送、灾难预警、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方面数字化运用迅速发展。疫情后，可应用这些成果，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快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建设，推动社区管理数字化。比如，上海正在推进的“一网通办”“一网通管”，就是非常新鲜的案例，对打通政府各部门数据屏障，实现数据开放共享，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就是服务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也包括对传统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比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相比，除了可以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外，还将极大突破产业间相互联系的时空约束，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对提高生产效率有更强大的支撑作用，在“数字复苏”过程中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短板和挑战，比如，关键核心技术不足，如高端芯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工业软件领域还有空白；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的应用程度差异也较大，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程度较高，而制造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加之数据产权缺乏清晰界定、平台监管能力不足、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还不高等，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必须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第一，制定“数字复苏”发展战略。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进行战略规划，引导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

第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传统基建中，政府是主要投资方，融资渠道比较单一。新基建要吸纳市场主体深度参与，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更好对接市场终端需求，提高投资效率和技术先进性。

第三，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强研发投入和攻关力度，解决基础软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同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新兴和前沿领域提前布局。

第四，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发挥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第五，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监管不仅要关注数字平台的行为，更需要关注竞争机制是否有效、竞争秩序是否有序。同时，要注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六，研究解决数据产权的界定问题。对个人数据、政府数据以及商业数据的产权进行分类界定，促进数据安全自由流通，为规范数据交易创造条件。

最后，加强数字化人才培育。通过高等院校调整专业设置，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手段，加强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储备。

可以预期，“数字复苏”将开启我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我们也将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