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疫”的重点已转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下一步，中国经济也要防范境外萧条输入。为此，需要以底线思维研判“新大萧条”的可能情境与冲击强度，有针对性地建造“防波堤”。

 

“新大萧条”以疫情为触发因素，经济与社会将受到何等程度的冲击，也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显然，疫情持续越久，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程度就越深，疫后平复周期也越长。

在此情境下，疫苗在短期内无法研制成功，全球疫情冲击将持续数年，国际秩序受到颠覆性冲击，重组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烈度情境参照欧美国家只能采取力度有限的防控措施设置，在此情境下，欧美主要国家总人口中感染者比例将超过0.1%。这种情境的出现需要结合疫苗研制进程，在非常规情形下，疫苗可能在短中期内无法普及。在此情境下，欧美世界总共将有超过2000万人被感染，死亡人数可能按百万计。

这种情境犹如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溢影响延续至今那样，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程度将堪比世界大战,意味着国际秩序大重组，而“战疫”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世界大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紧急状态法案时就自称“战时总统”。

随着疫情延续，西方主要经济体将陷入“休克”状态，打砸抢烧等社会骚乱蔓延，不得不在冒着疫情风险的情况下部分恢复经济活动，例如重启体育赛事和娱乐活动，相应地，也必然恢复部分交通运输和物流。而这些被迫举措又将带来疫情进一步发展的风险，延长疫情冲击周期。

在应对愈演愈烈的新冠肺炎疫情时，一些国家很有可能采取以邻为壑的极端措施，将经济问题引向种族主义冲突甚至意识形态矛盾，加剧贸易冲突。

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很可能在恐慌情绪和流动性危机下进入“超级萧条”，这时有极大概率出现大规模“资产退市”现象，即在市场给企业造成的伤害稳定地超过收益情况下，大量企业干脆选择退市。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可能被迫关闭资本市场，甚至取消或变相取消总统大选。经济萧条使得中国以外的世界陷入“孤岛林立”状态，全球化从“休克”转入“濒死”。

那时，西方国家缺少行动所必需的资源，会倾向2008年那样寻求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萧条。此后，国际秩序重组的力度堪比二战后国际秩序重组，要在重建、新建一系列基础架构之后才会出现新的国际秩序，耗时不会少于5年，甚至更久。

在此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影响程度达到事关人类文明兴衰级别，疫后不存在“恢复”问题，只存在如何建立新世界、新文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