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玉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自近代全球化浪潮开启以来，中国先后面临两次大变局。一是1874年前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列强入侵，中央大国开始由强转弱。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艰难探索，砥砺奋进、复兴之路崛起，再次引起西方群雄对峙，开始由弱变强。百余年前，我们的先辈们主要探讨的是变局之下的失败教训。但立足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的发展既定事实，我们在总结教训的同时，更要辨别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探寻新的发展动能。

自近代全球化浪潮开启以来，中国先后面临两次大变局。一是1874年前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列强入侵，中央大国开始由强转弱。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艰难探索，砥砺奋进、复兴之路崛起，再次引起西方群雄对峙，开始由弱变强。百余年前，我们的先辈们主要探讨的是变局之下的失败教训。但立足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的发展既定事实，我们在总结教训的同时，更要辨别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探寻新的发展动能。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回看人类历史进程，每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与科技革命息息相关。相对于蒸汽机、电气、电子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和工具的革命不同，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化革命是对人本身的革命。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人的数字化的实质是人意识形态的物质转化，是对人类生产力由内而外的激发。

这一过程与核反应中的原子能释放相似：首先，社会的数字化融合，如同核聚变，社会中原来零散的原子碰撞聚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次，个人的数字化，如同原子的裂变过程。例如原来只能在白天上班才能产生生产力的普通工人，作为数字化的个体，基于智能手机交互可以有意或者无意的创造全新的生产动能。人的数字化分离出了人类生产力不同方面，极大的释放了人作为数字资源本身的能量。所以，数字化已经成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数字化释放出来的巨大发展动能，也成为了各国关于未来全球发展的共识。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表明，未来已来。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的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的变数。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人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据11月17日《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2016年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美国年轻人不再支持资本主义。这种信仰对西方统治阶级而言，是巨大的威胁。自1997年以来，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业市场集中度上升。美国经济的十分之一由四个公司控制超过三分之二的相关行业及市场组成。《经济学人》杂志批评到，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存在反市场化、部分行业从业人员门槛过高、专利限制逐渐脱离了社会创新精神、反托拉斯法失效等种种弊端，严重影响西方社会进入全新的资本主义革命。

然而，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当今世界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主导权，也不愿根本改变对其有利的国际规则、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扩大全球治理参与权的正当要求，刻意阻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步伐，使之迄今收效甚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强化全球治理的呼声空前高涨，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机制的共识也不断增强。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中指出，“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以及经济决策核心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紧随其他几场危机爆发的”，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目前，全球治理体系与决策模式已无法适应变化中的复杂多样的新形势，变革中的国际社会需要改革全球治理体制。

在此形势下，全球治理体制进入改革期，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全球治理制度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改造乃至重建。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技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的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正在重塑。美国等老牌发达国家面对东方的崛起和自身的衰退，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反扑，利用其历史延续下来的霸权触角扰乱全球秩序，动摇新兴经济体，试图保持对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性控制。大变局当中，中国是怎样面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进行过怎样的经济治理实践与创新？世界的目光正投向东方，希望看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是数字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逐步加大。根据2018年4月12日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6.7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同期的22.77万亿增长17.24%。数字经济占国内GDP的比重由30.61%上升至32.28%。

二是数字生产内容急速增长。根据万德（Wind）数据，进入2010年以来，数字内容产业营收规模和产值加速增长，包含IP版权交易和授权衍生周边在内的广义产值，2016年突破5600亿，2017年突破7000亿。产业营收结构中，游戏和新闻比重下降，影视、音乐、动漫占比上升，电竞、直播、虚拟现实产品正在迎来大发展。

三是我国向世界提供了不一样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根据阿里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数字经济2.0报告》预测，未来20年，八小时工作制将打破，中国高达4亿的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另外，由于准入门槛和技术问题，目前80-90%的国际贸易都被跨国公司把持。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了新动能平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平等、公正的国际贸易数字基础设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在中国的数字化国际贸易平台上获利。中国所提供的数字新动能平台化发展模式，切实推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更多国家的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成功强化了数字作为独立的供给要素的作用，大数据的可获得感和流动性日益增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加大了以数字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形成了主体参与、多元结合的总和数字治理格局，数字化对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老百姓的数字获得感不断增强，大数据流动性逐步增大。可持续、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根据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8.02亿，互联网普及率57.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人群占比达98.3%。农村网民规模为2.11亿，特别是近年农村4G网络大规模建设以来，农村的数字化进程对农村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中国是当前全球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典范。

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期以个人邮件系统为起点的网络互连（备注：大部分底层劳动者主要是依靠电话交流，而不是邮件），我们国家大部分网民、例如农村地区的网民触网是从移动互联和智能手机开始的。这细微的差别契合了未来以移动计算为主体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在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一方面进一步刺激推动了例如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技术的发展，另一面推动了我国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的转变，释放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二）在西方战略扼制的背景下，摸索出了一条由工业互联网发展带动智能制造升级，进而促进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的发展之路。工业互联网建设旨在解决传统企业的两大问题。一方面是传统企业大量专用设备资产的共享化、通用化和个性化生产的问题。在生产车间层面整合了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完善了以往产品周期各环节信息不对等的问题，提高了企业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协作水平。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带动下，促进工厂提高应对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并带动了一、二、三产业在智能化层次上的融合。

我国当前的智能制造发展成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数字化能力素质提升，为未来制造系统的自我更新奠定了基础。根据德勤抽样调研，我国当前约81%的企业已完成计算机化阶段，具备了通过计算机化高效处理重复性工作，并实现高精度、低成本制造。二是智能制造对企业的贡献率明显提升。根据德勤抽样调研，智能制造为企业带来利润企业占比，已经由2013年的14%提升到了2017年的33%。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明显提升，利润来源包括生产过程中效率的提升和产品服务价值的提升。三是工业机器人需求不断增加，当前中国已经是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

当前，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分工格局调整背景下各国重要选择。美国等西方国家当前在不断加大制造业回流力度，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区域所探索的道路事实证明是即保持自主创新、独立发展，又加强与国家市场联系，实现价值链体系中制造力地位升级的有效路径。

（三）中国的数字主权与数字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模式，成功抵挡住了国际数字霸主赢者通吃的挑战，建立了多层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体系。在摩尔定律的冲击下，跨国大公司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快速的技术迭代，凭借数字技术能迅速对全球市场进行快速拓展，形成对其他国家相关行业发展的实质性压制。我国坚持把数字主权放在发展的第一位，为我国完整的数字产业链形成争取了时间。以物联网生态为例，涉及到硬件、软件、云平台等多个产业链。虽然当前我国在物联网部分高端芯片问题上依然存在掣肘，但自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全面推动我国的物联网发展。特别是2017年1月公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物联网分册（2016-2020年）》，已经成为我国物联网产业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根据相关规划，我国将加快推进移动物联网部署，构建NB-IoT（窄带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同时我国还将加快推进物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低功耗广域通信网等新技术的加速融合，逐步形成物联网开源创新生态圈。据网信办数据，我国物联网发展领跑全球，预计2021年中国物联网平台将位居全球第一。

（四）中国把政府的数字化再造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从国际情况来看，政府信息化改造过程缓慢是普遍性难题。以美国为例，我们在调研白宫退休官员时得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等之所以私自架设邮件服务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难以忍受美国白宫老旧、难用的内部邮件系统。由于美国政府文官的相对独立性和政府信息系统涉及多方利益，导致美国政府内部的信息化建设推进缓慢，甚至存在政府雇员努力维持已经落后的系统，来保证自己已经过时的技能不会被替代的现象。我国政府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政府技术革新和数字化流程执行力强，目前已经形成了基于大数据的快速响应政府架构。

除政府自身的数字化流程再造外，我国还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2015年以来，我国形成了贵州、广州、武汉、重庆四种大数据产业体系特色发展模式。在管理机制上，贵州、广州都是由省直接牵头，武汉为市一级政府牵头，重庆为下辖行政区推动相关建设工作。四种模式特色鲜明、贵州侧重大数据平台建设、广州侧重数据交易体系，武汉模式与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体系建设密切相关。重庆市探索的是大数据产业园以及和大中型企业合作的模式，紧贴实业发展和工业数据产业链。

随着我国数字化的转型，相关经济评价体系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调整。特别是当数字经济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后，怎样衡量各地的GDP发展？基于中国信息通信院的测评，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动能转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二是行业渗透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渗透程度不断加深。但我国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32.6%，工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17.2%，农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6.5%。呈现出三产高于二产、二产高于一产的特征。对于数字GDP，当前这并不是唯一答案，因为还存在多种算法。

关于数字GDP，当前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埃森哲等提供了不同的方法。麦肯锡只测算了数字经济中互联网GDP的规模，没有测算融合部分的规模。波士顿测算了ICT直接贡献的规模，融合部分只考虑了电子商务中C2C的交易额,对于规模庞大的高端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融合类数字产品和服务，没有纳入其中。埃森哲测算的是ICT直接贡献的规模，并加上了13个涉及数字化融合的行业。为了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估我国经济转型和数字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大对数字GDP测算相关的研究，统一相关标准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全球面临经济衰退，全球市场需求不振，竞争日益激烈，国际保护主义抬头。但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全球价值链开始支撑起全球经济的繁荣。产品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跨国交易已经替代了产品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在给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也享受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但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微笑曲线依然存在。我国企业要升级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挑战既有国际产业秩序，只有保护和支持是不够的，更需要适度引进竞争，不断提高在国家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已经不是幼稚产业，我国当前已经占据了全球58%的半导体芯片需求，除了芯片制造我国还与国际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晶圆材料生产、封测和电子产品制造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已经具备了举足轻重的规模。因此，对于产业的升级、企业的发展，保护与竞争、淘汰等需要并行推进。结合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经验，在行业发展早期是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持的，但是随着自身产业发展的不断成熟，要逐步从产业政策推进转向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过渡，适当引进竞争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为有竞争力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空间。因此，半导体行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的较量，也是最终需要面对的，所以长期的竞争与较量将会是常态。

根据2018年5月底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8互联网趋势报告》，由于互联网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增速，当前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用户和智能手机的增速都在下滑。但是，另一方面，较之于人际互动为主的互联网，物联网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在急速扩张。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统计报告，2017年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84亿，比2016年的64亿增长31%，而全球人口数量为75亿。2020年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204亿。结合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建议在路上、水上和冰上“一带一路”推出后，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数字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当前我国缺乏对“数字丝路”或者“数字一带一路”在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各单位开展的相关工作有重复的部分，也有部门特色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重复建设的情况出现。在当前“一带一路”合作超预期的大背景下，我国已经为“数字丝路”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但同时也面对政治、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差异等问题。这些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次的推动与协调，这是企业参与“数字丝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国家层面制定“数字丝路”发展战略，明确政府职责和企业规范，是当前我国“数字丝路”发展急需的指南针和方向标。

二是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发展到一百余个。“一带一路”相关概念也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针对数字化产品，建立“一带一路”或者“数字丝路”产品认证体系，有助于作为中国制造整体品牌进行市场推广。

三是加快5G和物联网技术的融合，“数字丝路”发展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是关键。一方面，技术市场的发展与推广，与专利技术限制密切相关。物联网领域的专利分布非常分散，该领域的顶级专利申请人占专利总数的5％左右。据统计，2017年全球物联网专利数，三星、高通和LG位列前三。华为公司在物联网专利方面排名第四，中兴公司排名第六。分散的专利为我国进军物联网市场，推行基于物联体系的数字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物联网标准是建立物联数据生态的关键。如前所述，实体公司要完成数字化的转型，就需要发展自己的数字生态系统。例如设计属于自己的机器学习算法、建模和云计算等。否则，如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就会挤占这个市场，而实体公司只能沦为硬件产品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物联网具有多层次终端设备和广覆盖的特性，产品在连接和交互层面会出现在专利上的叠加和冲突。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车载第三方设备关于数据交互的专利兼容与冲突问题，这种类似在数据应用层的专利和标准冲突出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因此结合5G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情况，尽快制定出相关标准体系，并加快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设是当前“数字丝路”比较紧迫的问题。

我们调研发现，在企业智能制造升级，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生产模式的大变革，企业会即使完成了硬件上的升级，也会遭遇很多软件方面的问题。例如管理模式的转变等。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本身管理能力不是特别稳固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对中小企来说会产生较大的帮助。

数字化企业转型将面临5个方面考验。一是面向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管理模式向个性化、智能化制造管理模式的转变。二是人力资源管理逐步从针对简单劳动者向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模式转变。三是有面向产品的生产模式向面向服务的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往产品销售完成，对于生产厂家而言产品信息基本就终止了。但对于智能化的产品而言，顾客购买完成产品，才是产品销售（服务）的开始。生产驱动和产品数据（服务）驱动，对于企业全流程的管理和再造都是莫大的挑战。

四是产品战略到平台战略的转变。随着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改变了企业工厂内的制造过程，还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态。生产组织中的各个环节可以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的特征。例如以3D打印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网络开放社区，将大大促进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分散的制造组织方式。在这种情况，事实上会形成“平台+个人”的新制造业态。这种发展趋势下，围绕企业产品所构成的“生态圈”会成为未来制造企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五是组织结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生产模式的变化、人员情况的变化会改变传统企业的“金字塔”结构。传统的生产组织是“正金字塔”结构，技术人才在底端，决策高层在顶端。底端人才是所有试错的第一责任人。智能制造时代，特别是“个人+平台”模式的出现，会把“金字塔”组织结构倒过来，塔尖朝下。让管理决策层承担所有试错责任，把底端技术人才托起到最上面的舞台，将基础创新导向与领导权责体系密切关联起来。先优先技术发展，释放一线人员的创新能力。

“智者顺时而谋。”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18日APEC会议上的发言指出，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正如今年APEC的主题“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一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实践，将为全世界提供可参考实践的切实发展之路。

（本文转自：《中国经济时报》；人大重阳公众号。原标题为《大变局之下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