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以“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为题发表演讲。

　　高培勇分析称，在高速度增长阶段，为了经济能够稳定，可以不计赤字的成本。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防范风险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刀。“我们在防风险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他认为，必须提高对赤字水平的警惕，“起码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很有必要，而且它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本账，是直接影响社会预期的一本账”。

　　但在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看来，由于抵押品不足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现在我们很需要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中小微，你让中小银行支持，中小银行说想要钱，从大行要钱或者是从央妈要钱，没有质押品怎么能给你钱呢？矛盾已经凸显了”。

　　在他看来，目前唯一可用的融资主渠道就是国债，“我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我们才15%。日本、美国、欧洲比我们高很多。所以，国债的供给明显不足。到今年为止，国债净融金额才一万亿左右，还不如去年”。

　　因此，姚余栋称，单纯从质押品不足的情况看，就一定要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从2.7%或者是3%以下要到4%”。

　　“我们的财政赤字应该打破3%，谁说3%不能打破？欧盟全部都打破了。现在3%成了教条了，其实3%完全是可以打破的”，姚余栋表示，“中央财政是可以加杠杆的，加杠杆以后再去杠杆不就行了吗？”

　　随后发言的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也认为应财政赤字应突破3%的所谓红线，“应上调明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要受3%的约束”。

　　“搞财政的人要澄清一个问题，你究竟是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政府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要保自己的财政平衡？让企业怎么过啊？难道要等经济好的时候再去减税吗？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应该经济不好的时候扩大赤字、扩大减税，这就是功能财政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任泽平强调。

以下是演讲实录：

高培勇：警惕财政赤字水平 占GDP比重应锁定在3%以内　

高培勇首先分析了“高增长”阶段财政政策的特点。第一，积极等于扩张。第二，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减税降费、政府扩大支出，特别是扩大基建投资支出和增列赤字。

但当下，我国经济正由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那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又是什么样子呢？

高培勇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在高速度增长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据上述两个判断还可以进一步讲，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

在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方面，其认为，在高速增长阶段是需求管理：其一，需求侧。第二，紧盯的是需求总量。第三，搞的是对冲性逆向调节。其四，追求的是短期的平衡和稳定。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当中与上述相反，应立足供给侧，紧盯结构性调整，而非需求总量，所追求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

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高培勇比较称，在高速增长阶段的操作手段是寄托于政策性的调整和安排。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途径是改革，要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那么，积极财政政策当中的“积极”二字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该做何种理解呢？高培勇分析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主攻方向已经转向结构性调整，着力点已经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而且不能搞大水漫灌。因此，今天的积极不仅等于扩大，不仅等于扩大内需，而且等于结构调整，即用扩大内需加结构调整来理解今天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在减税降费方面，应当说虽然不排除扩需求，但更重要的是降成本，给企业降成本，给实体经济降成本，而且减税降费一定要和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联系起来。

第二，扩大基建投资。应把扩大投资和补短板、补基础设施的短板，补民生领域的短板，补那些受制于人的产业短板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三，财政赤字。高培勇称，在高速度增长阶段，为了经济能够稳定，可以不计赤字的成本。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防范风险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刀。“我们在防风险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他认为，必须提高对赤字水平的警惕，“起码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很有必要，而且它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本账，是直接影响社会预期的一本账”。

姚余栋：我国经济中长期抵押品不足，财政赤字应适当扩大到4%

姚余栋：很高兴参加《财经》年会。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做“货币政策传导面临抵押品不足，中央财政赤字率设为4%。”抵押品不足，在国内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但已经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各国央行都纷纷扩大了抵押品范围，比如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不断扩大合格抵押品的范围，这个逻辑在于在交易之中没有抵押品没法防范道德风险。比如我把这水给大家了，你得给我个押品，没有质押物，我怎么相信你会把钱还给我呢。没有高等级质押物，我是不能相信的，因为你有对手方风险。所以，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宏观上，总量上看，抵押品足不足够。

欧央行也不断地放宽抵押品的要求，比如流动期限更长，流动性更大的抵押品。美国、欧洲，资本市场比我们发展更早，更发达，都面临抵押品不足，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日本央行，在2017年已经持有的国债数量达到4.24万亿美元，年增长率在6.8%，已经占了整个国债市场的41%，如果日本央行的QQE再搞下去，将来也没有对手方了，再给人家释放的时候，人家没有国债，你的对手方没有抵押品，你怎么放钱呢。国际上的中央银行高度重视抵押品的问题，它对稳定市场信心，促进市场的流动性，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支持实体经济，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从2014年人民银行就开始重视抵押品，2014年曾经在SLF的文件中说到了抵押品的问题，2016年人民银行专门为了抵押品框架做了一个整体的比较有远见的规划。2017年，当时的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的抵押品管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总量上是不够的，单一的机构重视是不行的，需要整体来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货币政策需要多少抵押品，货币政策工具，如果不是通过降准的方式，11月9日的余额，逆回购几乎是零，麻辣粉4.91万亿，PSL，3.31万亿，总共加起来大约是8.2万亿。央妈给你的钱是一年以内的，你必须拿高等级质押券给我换，因为央行要捍卫资产负债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稳健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央妈非常努力在扩展了，总量已经占有了8.25万亿。《巴塞尔III》其中有一个指标，叫流动性覆盖比例，逐渐要求资产规模两千亿以上的银行在2018年底达到100%，一个月内净流出需要持有的高等级质押品等于你的净流出量，我们现在比100%高。还有个一级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它有一个打折。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满足《巴塞尔III》的监管比例要求，一级资产需要11万亿，所需的质押品至少4万亿，

银行间每日货币市场的回购也在占用抵押品，一系列的回购，包括非银机构的回购，也需要质押品，量也是逐渐增大的。每天的回购量大约在3万亿左右，如果没有质押品，光靠承诺，这是金融危机之前的游戏，没有质押品谁给你钱呀。所以，从需求来看，央行已经占了8万亿，五大行4万亿，还有广大的银行没有测算呢，肯定20万亿了。

银行上有多少质押品？质押率最高的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国债的余额是13万亿，地方债、政策金融债、同业存单、短融、AAA级的企业债与中票，质押率是不一样的，拿国债，人家算98，地方债算70，政策金融债是92，一看质押品的评估就打一个折扣。银行持有多少呢？大家看这个数字，国债多一些。最后银行持有的质押品是25万亿。这个量是很大的。

扩容会怎么样？今年6月1日，央行决定将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等纳入抵押品范围。商业银行持有相对来说AA级的是少的，对可用抵押品的边际贡献不超过5500亿，央行进一步扩大到AA的，再扩大一个A，还得考虑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安全性，所以，这是互相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全球是亮丽的，我们资本市场是健康发展的，我们的银行也是不错的，就造就了一个我们的质押品中长期不足，现在抵押品的供给大约是26万亿，而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间质押回购，加上日间的，就占到20万亿。中长期每年货币基础提供量4万亿左右，各种粉提供的，怎么也有一到两万亿的增量，央妈想放钱都没有钱。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每年增加抵押品价值1.2万亿，我们国家从财政和金融债系统提供的刚刚平衡，还不算银行满足《巴塞尔III》、LCR等监管要求的，所以我们已经面临的是中长期的抵押品不足的矛盾凸显。

抵押品不足影响到了货币政策传导，比如央行4次降准，降多少是合适？也不能太低了吧，因为还有货币政策传导，对银行的调节，宏观审慎，肯定还是要搭配MLF，但MLF一年一万亿。这是受到货币政策的限制。中小银行不是五大行，大行的国债和政策金融债持有量大幅下降，大行能够拿出来的质押品都不足了，更何况小行。我们现在很需要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中小微，让中小银行支持，中小银行说，想要钱从大行那儿要钱，没有质押品怎么能给你钱，大行对中央银行负债比例又上升，所以形成了两个问题。

质押品从哪里来？地方债吗，地方债18万亿，我们要控制地方债，控制地方的隐性负债，这是社会共识，地方债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政策性金融债，靠国开行发等政策性银行，他们有补充资本金的问题，也是有限的，所以主渠道就是国债，而我们中央政府债务占比GDP，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我们才15%，日本、美国、欧洲都比我们高得很。所以，国债的供给明显不足，到今年国债净融资额才1万亿左右，还不如去年。

所以，得到的结论是，单纯从质押品不足来看，一定要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从3%提高到4%，怎么算出来的呢？因为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才新增8000亿，加上国开行发的那些债，刚刚好才是MLF的量，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应该打破3%，谁说3%就不能打破了，欧盟全部打破了，3%不要成为一个教条，3%是完全可以打破的，中央财政是可以加杠杆的，加杠杆以后再去杠杆不就行了吗。但从质押品不足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维持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维持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金融体系的正常的交易量和满足《巴塞尔III》的一系列监管要求，就需要提供质押品，质押品的主渠道就是国债，国债就需要我们增大财政赤字，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不能充分解决长期的质押品不足，但是提高一个点的赤字是必要的。

谢谢大家！

任泽平：经济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

任泽平：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时间关系，我直奔主题。今天我给大家报告两个观点：第一，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第二，提个建议。我们这个环节非常好，也非常切中当前的主题。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有分歧，比如高院长不建议上调赤字，姚首席经济学家建议打破3%的教条。现在对于未来的形势和政策究竟应该怎么看？2015年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相当接近底部，我们提出经济L型的判断。2017年我们提出新周期，今年提出金融周期退潮。

这次经济L型的触底会经过两个底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下半年会第二次触底，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现在的经济形势究竟怎么样？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大家感受一下当前形势的冷暖。第一，GDP增速，我们三季度的GDP增速是6.5%，这是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我们在过去的十多年，只有两个季度的GDP低于6.5%，分别是2008年的四季度和2009年的一季度，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我们没有低于过6.5%，这次是第一次。

第二，外部环境。10月份我们的制造业新出口订单46.8%，这是33个月以来的新低。更重要的是前段时间抢出口，进行了需求的透支。所谓的三架马车，中国经济讲宏观形势，一点都不复杂，所以我们要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要有充分的估计，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只有我们对问题的严峻程度有了充分的估计，才可以有充足的准备。怕的就是你在那儿自得意满，事情来了不知道如何应对。

我们的M2增速，9月份降到了8.3%，8.3%是过去20年以来的新低。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总量，今年1到9月份是15.4万亿，比去年净减少了2.3万亿，为什么刚才白老师讲投资降到了5.4%，做历史比较发现，我们1到9月份降到6.4%，这是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

这是当前的形势，为什么造成了当前的形势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有些政策，包括有些形势，出现了叠加。搞宏观形势的人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怕，最怕事情都赶到一块。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环保、去产能，这些事对不对呢？都是对的，但都叠在一块，再健康的企业面对所有的压力都来的时候，无从应对。而且这几年我们政策的摆动太大，紧的时候有点过紧，松的时候有点过松，好的经济环境一定是春风化雨。

我提几点建议：第一，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要加大开放自信。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奇迹，但是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要客观承认，我们在开放的进程当中，有点吃老本了。80年代，我们设立开放的试点，沿海城市，到了加入WTO，我们都是大力度、大尺度的开放，2000年以来基本上都是零打碎敲。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开放的领域非常多，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开放已经成功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判。比如，制造业领域，国有比重只占10%，外资、民营企业的比重占到了80%、90%，中国的制造业全球的竞争力非常强，为什么？开放带来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都是国有为主。为什么中国的基础的要素成本过高，是跟竞争不充分有关，竞争不充分的原因就是开放不足带来的。我们要有开放自信，大家一定要留意，中国、德国、日本、韩国，是天然的受益于全球化的，受益于市场的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

第二，宏观调控不要摆动太大。其实逻辑并不复杂，因为政策从制定到传导，再到有效果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想让政策立马见效，一定是力度过强了。美联储加息，从引导预期到最后加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宏观政策调控政策要有一个跟企业的互动和适应期，不要摆动太大。

第三，财政政策应该积极有所作为。为什么？现在对于财政政策有几个误区：一是把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人为对立起来。改革是管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管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为什么要把它对立起来，大家管的事不一样。长期的改革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如果未来稳定的宏观环境越来越恶劣，怎么搞改革呀。二是上调民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要受3%的约束。现在搞财政的人要澄清一个问题，究竟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政府在经济好的时候，还要保自己的财政平衡，让企业怎么过，难道要等经济好的时候再减税吗，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经济不好的时候，扩大赤字，扩大减税，这就是功能财政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三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美国的1/6都不到，我们怎么就没有投资潜力了，不仅基础设施有大规模的投资潜力，在高科技领域都是几百亿美元的大投资，可以自己投，也可以通过减税让企业去投，我们的投资潜力非常大，不是我们没有潜力，是有些同志没有思路。开放也会带来投资潜力，减税也会带来投资潜力，鼓舞企业家的信心也会带来投资潜力。

第四，对于货币金融政策，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客观地讲，过去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些阶段的成效，未来应该转向稳杠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这个杠杆的好坏，银行的表外，包括影子银行业务，大量的满足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能从银行的表内拿到贷款，为什么要到表外去呢。我们不能一刀切，银行的表外，通道，包括影子银行业务，确实有炒钱的，这确实要打击。但有些是满足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我们要进行区分。现在的政策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转。

最后一条建议，我们过去比较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对的，因为我们搞了40年的改革开放，大的方向，市场导向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是我们的战略，这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过去40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方法论上，还有很多传统的智慧不要丢了。我认为关键就是六个字：渐进、增量、试点。因为它符合人的认识论的，我们都不是神，我们都需要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找到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未来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考虑顶层设计+渐进、增量和试点。

女士们、先生们，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事九空。我认为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不一定是坏事，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上还有巨大的差距，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谢谢！